东汉王朝“龙兴”于荆州南阳，南阳为“帝乡”，地近关、洛，既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又兼受荆楚与中原文化的影响，因而成为东汉一朝的思想学术重镇，成为荆楚向中原提供思想资源的枢纽。刘秀将王、霸、儒、道混煎为一剂“柔术”之汤。荆楚思想随着隐逸被引出了山林，装点庙堂。
1.黄老思
想与“柔术”
刘秀，字文叔，东汉开国之君，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之后，生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参加了反王莽起义，在更始政权中历任太常、偏将军、破虏大将军，并先后封为武信侯、萧王，公元25年，称帝于常山鄗县(今河北高邑县)，年号建武，在十余年间，刘秀的政权基本实现中国的统一。刘秀在位三十三年，崩于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谥“光武”，庙号“世祖”。
刘秀与荆楚渊源较深，昆阳之战后，三十岁始转战出南阳，而此前，除短期到长安习《尚书》外，基本上未离开过荆州；称帝后，在他的周围，也长期存在着一个以南阳人居多的臣僚集团；刘秀虽不以思想家著称，但荆楚黄老思想，对其行为与政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刘秀常常深自养晦，自损自下，充当某种“不起眼”的角色，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能够应付裕如。对道家的“守雌”、“贵柔”主张，刘秀深有心得。建武十七年，刘秀威加海内归故乡，设酒招待乡亲族人，席间，他的伯母婶娘辈感慨地说：“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通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刘秀大笑道：“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本纪》)
刘秀融合儒、道思想来说明这种“柔道”，他说：“《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胜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者残。残灭之下，虽成必败”(《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
刘秀融合儒道的思想倾向，对东汉王朝的建立与迅速安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也为东汉王朝的荆楚思想家确定了基调。
2.谶纬之学与尹敏的谲谏
谶纬是东汉王朝的“显学”。“谶纬”之“谶”通常是某种政治预言；而“纬”是相对经学而言的，是穿凿儒家经书以附会谶言的学说。“谶”与“纬”原不相干，但二者结合而成为“谶纬之学”，从方法角度来说由来已久，西汉的董仲舒实为其奠基者。当代著名思想史学术大师任继愈先生认为，谶纬是封建神学与庸俗经学的混合物[1]。
“谶纬”之成为显学，与刘秀关系很大，“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趋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后汉书·方术列传》)。刘秀将谶纬当作夺取天下、巩固王朝的手段：他登基称帝时，就利用《赤伏符》；他与割据蜀地的公孙述一面开展军事的较量，一面各以图谶宣传自己代表“天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郑兴、贾逵等大儒纷纷附和谶纬。然而，荆州南阳学者尹敏却直言不讳地批判、并以独特的手段嘲弄了谶纬之学，与后来的桓谭、王充、张衡等一同成为东汉王朝谶纬之学的不多见的异议者。
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县(今河南方城县)人，生年不详，卒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光武帝曾命尹敏校图谶，尹敏很不以为然，说：“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见光武帝难被说服，他就拿谶书开玩笑，在其阙文上添写了“君无口，为汉辅”几个字，希图“君无口”(隐“尹”姓)得到重用。刘秀看出了这里面的破绽，他当然不容别人利用谶书，也没有理会尹敏的谲谏，尹敏此后一直受到冷落，未得重用[2]。
3.与世殊技，固孤是求
张衡，字平子，东汉荆州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南阳北)人，生于章帝建初三年(78年)，卒于顺帝永和四年(139年)，十九岁入洛阳观太学，从经学大师贾逵问学，二十三岁时，任南阳郡主簿，永初二年(108年)，汉安帝征为郎中，始为朝官，历任尚书郎、太史令、公车司马令、侍中、河间相、尚书。
张衡是杰出的科学技术大师，制作出令后人引为骄傲的浑天仪与地动仪；他是文学家，其文赋令东汉一朝文学生辉；此外，他还是一个思想家。
张衡具有恬淡的学者人格，志在学问，既不以尊显为荣，也不消极避世。他在《应间》[3]中表明了这样的心志：“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艺可学而行可力也。……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他坚定表达了“与世殊技，固孤是求”的价值取向与人生目标。
张衡对世界抱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在《七辩》中，他塑造了一位“背世绝俗，唯诵道篇，形虚年衰，志犹不迁”的“无为先生”，居室之堂皇、饮馔之丰盛、乐舞之绚烂、女侍之妖艳、舆服之华丽，皆不能动其心，而汉政之维新，却令他“翻然回面”，意欲作为。
张衡对横行于东汉王朝的谶纬迷信曾痛加挞伐。阳嘉元年(132年)，他上疏顺帝，坚决要求禁绝图谶。西汉哀帝、平帝时期开始盛行的图谶，既是社会政治危机的产物，又危及东汉政治局面的安定，同时，图谶得以盛行，确以愚昧为沃土。如何破除图谶迷信呢?他的具体科学实践不无潜移默化之功；另一方面，张衡要求通过政治手段禁绝图谶迷信，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它背后隐藏着政治阴谋。
张衡有自发唯物主义思想倾向，在《二京赋》中，他借用“安处先生”的口吻讥讽了“冯虚公子”的“贵耳而贱目”，“陋今而荣古”，这说明他有重视经验，反对崇古的取向。他尽其可能地给予这个世界以物质的、数量的解释，如将月亮解释为日光反射，将月食解释为日光蔽于地；他是中国最早提出“浑天”说的人，尽管“浑天”对天地的解释还非常朴素，但毕竟较之“盖天”说进了一大步。
但是，当张衡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上升到哲学认识的时候，就不得不乞灵于《老子》了，他在《灵宪》篇中构筑的世界观，就完全是道家的：“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寞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惟无。如是者永久焉，斯谓溟滓，盖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气同色，混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浑成，先天地生’……”
张衡的思想中，时常可见到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其《髑髅赋》，写得比较谐趣，借庄周髑髅之口，道出“死为休息，生为役劳”的苦趣，寄托自己对浮生的厌倦。
董仲舒以来的灾异学说中的天人感应观对张衡影响颇大。他认为：“政善则休祥降，政恶则咎徵见。……天人之应，速于影响”，他将133年洛阳地震与朝政联系起来，称是“天意”[4]。
安帝延光四年(125年)三月朔发生日食，他将日食视为朔方郡有兵患的预兆。汉顺帝初即位，洛阳发生瘟疫，他归因于没有祭祀安帝，“尊灵见罔，岂能无怨?”他主张想办法“取媚神祇，自求多福”[5]。
注解：
[1] 参见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二册。
[2] 参见《后汉书·儒林传》。
[3] 见张衡著、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 《张衡诗文校注·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
[5] 《张衡诗文校注·上顺帝封事》。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