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人称贾生,洛阳人,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卒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他以十八岁而闻名郡中,二十余征召为博士,一年内提拔为太中大夫,汉文帝甚至打算用为公卿。年轻的贾谊在朝中危言谠议,提出很多改革主张,招致保守年长重臣的嫉恨,被谤以“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文帝将他派到临湘(今长沙)做长沙王吴著的太傅。贾谊在长沙四年,被召回朝,旋又派任梁怀王刘揖的太傅。几年后,刘揖骑马摔死,他引咎自责,年余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在长沙的经历,对本人和对荆楚地方,都很有意义。长沙至今有地名曰“太傅里”,有“贾太傅祠”,他的遗迹为后人长怀。贾谊有《新书》传世,其最早刻本是宋淳熙年间的潭州(长沙)刻本,自有印刷术,迄明正德间,这部书在长沙至少出了三个版本,淳熙本、正德本序跋中,都肯定此书是傅长沙时所为,今天看来,未必全部作于长沙,但这部书在荆楚的传播较他地为广。
贾谊的思想底色是儒家,这从《过秦论》中将秦朝灭亡归结为“仁义不施”,从他对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发展都可以看出来。而任长沙国太傅后,贾谊一时间发生了出儒入道的变化,作品中染上荆楚道家思想的异彩。
从可望位至公卿的朝列,来到那时只有二万五千户人家、土地卑湿的长沙国,贬谪的心境是明显的,才二十多岁,贾谊就疑心自己难得长寿。初来长沙渡湘江时,他做了《吊屈原赋》,在长沙三年,又有——楚人称为“服”的不祥之鸟飞进他的舍邸,贾谊感其事,又做了一首《服鸟赋》。
比较一下这两首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吊屈原赋》对“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现实抒发满腹的忿懑,为“国其莫我知”而孤愤、惆怅,以“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自我慰解,要“远浊世而自藏”。如果说这其中有“退隐”之意的话,还是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精神。
《服鸟赋》中,流行于荆楚的老庄道家思想跃然而现。“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与《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如出一辙,而且《老子》的这一名言,也被贾谊直接用于赋中。赋中还直接引用了《庄子》、《冠子》中的文句,如《庄子》的“天地为炉,造化为工”,人之形“千变万化,未始有极”,“无物不可”,“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冠子》中的“水激则旱,矢激则远”等。很显然,贾谊在为长沙王太傅几年中,接触了许多楚地的思想与典籍,如《冠子》这部书,《汉书·艺文志》有著录,注解者称,作者是“楚人,居深山,以为冠。”经过秦始皇焚书,这部书在汉初的洛阳、长安肯定是不容易读到的,贾谊极可能是到长沙才读到它。在《服鸟赋》中,贾谊表达了对道家“大人”的“亿变齐同”、“至人”的“独与道俱”、“真人”的“独与道息”的认同与景仰,显示了一种在他身上前所未有的旷达的人生观。司马迁从这首赋中读出了“同死生,轻去就”的意蕴。
荆楚文化赋予贾谊的,是使他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所谓“儒道互补”人格的第一个范例。
内容把关:白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