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即指交通。交通的便利，既能方便旅行和商运，亦使人们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见，增广见闻，加强知识交流，增强统一意识，是不可忽略的一种生活风俗文化。
古人的交通主要包括水路和陆路的交通路线和车、船、牲畜、人力等交通工具和方式，交通路线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此不赘述。下面着重谈
谈交通工具和交通方式。
荆楚腹地是一个水乡泽国，湖泊星罗棋布，河流港汊纵横交错，水上交通工具比较发达。
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已制造船只，运用于交通。在洞庭湖西岸的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大溪文化遗存中，就发现了木质船桨、船艄等。[1]表明在公元前4
000多年，荆楚先民已拥有自己创制的相当进步的船只。
据《帝王世纪》所言，周初，周昭王南征荆楚，“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解”，而没入水中而死。这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楚人已能制造较大的牢固的船只，航行于江、汉、湖、河之中。
车也是楚人的重要交通工具。传说黄帝造车时，是牛拉车，直到夏禹时奚仲才改为马拉车。车的种类很多，大体为华丽与朴素两大类。先秦时，人们多称朴素的车为路车，楚君如西周初年的熊绎、两周之际的若敖、蚡冒等，多乘路车、着敝衣参加藉礼，借以影响国人。[2]亦为后世留下了“筚路蓝缕”这一勉励艰苦奋斗的成语。春秋时楚人北上争霸，问鼎中原，多用战车。楚庄王出征就有一支精干的车兵(左广、右广)随从警卫，并以此冲锋陷阵，带动三军，夺得霸主地位。湖北宜城罗岗战国中期的车马坑[3]，一次出土7辆车及驾车的18匹马的遗迹遗物。从有关遗迹遗物来看，车均为木质髹漆、单辕、双轮、方舆，当属实用车，有大小两种。型制与包山2号墓所出漆奁“出行迎宾图”(详见第七章)中的车马亦大致相近。
春秋后期，随着吴国的兴起，吴楚在江淮一带的争夺战异常激烈，吴人不同北方人，习于水战，故楚康王时特地扩建强大的水军，称之为“舟师”。即所谓“楚子为舟师以伐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当时已有了上下两层的楼船，或称之为“楼舡”。楚国贵族所用之船甚为华丽，康王、灵王的同母弟鄂君子晰，曾在新封的鄂地长江泛舟清波之中，所乘坐的船就极为华丽。游船形态别致，髹漆彩绘，称之为“青翰之舟。”船内“极
芘(周围挂满帐幔)、张翠盖(中间设立翠羽华盖)，而
犀尾(船尾旌旗饰有犀牛尾)，班丽袿衽(衣服斑斓艳丽)”。(《说苑·善说》)船上还设有钟鼓等乐器，“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船工)越人(鄂东一带的土居越人)拥楫而歌(详见第五章)”。均表明此舟不仅华丽而且大而安全。楚地舟船发达，楚人外出多乘舟代步，故有以“刻舟求剑”(《吕氏春秋·察今》)的喻意来讽刺拘泥成法者的成语流传。
楚人虽舟车兼备，但大体北部多用车，南方都用舟。楚怀王时，贵族鄂君启经营商贸，既有陆运的车队，也有水运的船队。从怀王颁发给他的免税凭证《舟节》和《车节》来看，车队多行驶北方，船队多航运南方(详见第九章)。正反映了南船北车的交通特点。《车节》曰：“屯(累计)二十担以当一车。”战国时一担重量约当今30公斤，一车的载重量当有600公斤。鄂君启的商船大者称“舸”、次者称“舟”。《舟节》曰：“屯(累计)三舟为一舿(舸)。”据研究，一舟的载运量不会小于6吨；一舸的载运量约18吨[4]。可见战国时代荆楚已有了载运量达600公斤的货车、6吨的舟、18吨的舸。
秦灭六国后，挥师岭南，凿灵渠，连接湘江漓水，沟通长江、珠江，不仅便利了统一岭南的军事行动，更为荆楚提供了交通岭南的方便。
自先秦以降，江陵的造船业和船运业就很发达。楚国郢都纪南城的水门可让船只通过穿城水道直接进入郢都城内。考古发现，纪南城里的凤凰山西汉早期墓与毛家园西汉早期墓，以及长沙伍家岭203号西汉后期墓，先后出土了五艘文景时期及西汉后期的木船明器(专供殉葬用器)，均为我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木船明器。船身皆用整块木料雕凿而成，文景时期的明器木船全长均在70厘米以上，中部最宽，头窄尾稍宽，船面呈平面状，中部雕空成船舱，船舱上部有一几案状顶盖，大概为遮日避雨之用。船底平面呈梭状，两端呈流线型上翘，可减少水的阻力，提高船的行驶速度。有的船身两侧还有舷板，便于荡桨。文景时期的4艘明器木船都随同出土有木桨和划船的木俑，木桨多为5把，有的船上还设有桨架，但尚未发现船舵，船上也不见安舵的卯眼，可能是以桨代舵。凤凰山8号汉墓出土的遣策记有“船一艘”，还有6处记有“大奴×棹”，[5]是关于划船的木俑的有关记载。划船的桨应当成双成对，多为5把，其中当有一桨代舵，其余4支桨应用于划船。长沙伍家岭203号汉墓所发现的明器船为最大，船身用整木雕成，通长154厘米，船上有3个舱房，前部两侧各有一块舷板，舷板上各有8个装桨的圆孔。
船面最宽达20厘米，底部最宽有10.1厘米。有桨有舵。所发现的木桨16把，形状大小一致，通长52.8厘米(柄长27.2厘米、叶长25.6厘米)，桨叶中间起脊，两边对称。舵发现于船尾，全长100.2厘米(柄长55.2厘米，叶长45.0厘米)，舵叶作刀形，背厚刃薄与桨叶大异，尾舱后壁已有置舵的凹缺。[6]这把超过船桨长度的西汉后期的舵，显然是介于橹舵之间的一种形态，是我国船舵形成的一个标志，也是世界上最原始的船舵实物。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载，吴楚七国之乱前夕，吴王刘濞“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中原)数十辆车。”显然西汉初年的“大舟”载运量已超过战国鄂君启的大轲。西汉末年杨雄著《方言》曰：“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小舸谓之艖，艖谓之艒
，小艒
谓之艇，艇长而薄者谓之艖，短而深者谓之
，小而深者谓之
。”表明汉代荆楚船的种类甚多：大者曰舸、中者曰艒
、小者曰艇(包括艖、
两种)。
先秦时吴楚作战已有楼船称“楼舡”。汉代楼船是最重要的战舰，还从“楼船”命名水军。南越反叛时，曾“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史记·平淮书》)。据《江表传》所载，三国时代，孙权曾在武昌(今鄂州市)新装大船，名曰“长安”，其“船楼装高”，据说有三层，试航于江面，时风大盛，孙权在船，其臣谷利恐有不测，冒死令舵工转舵入樊口，可见其船之高。汉魏时代的大楼船多为二船并列的连舫，即在两条并列的船上安装横梁和甲板，然后构筑楼台，虽航速较慢，亦欠灵活，但其宽大而平稳，载重量大，故成为水战中的主舰，贵族和富有人家的上等坐船。
陈朝后主(583～589年)时，孙玚出任郢州(治夏口城，今武汉市武昌区)刺史，曾有一种别出心裁的享乐，即命船匠建造一种特型“大舫”，“合十余船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宾僚并集，泛长江而置酒”(《南史·孙玚传》)。合10余艘船舶制作“大舫”，且船中构筑亭阁荷池，是荆楚见于记载的最大的“大舫”了。
汉末三国时代，是荆楚造船高峰时代，刘表据有荆州时，襄阳、夏口、江陵为其三大水军基地。仅孙策在却月城(今武汉市汉阳区龟山北麓)破黄祖时就获“船六千余艘”(《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裴松之注文)。刘表在江陵所“治水军，蒙冲(以生牛皮为蒙盖船作为冲锋战舰)、斗舰(船上设矮墙的战舰)，乃以千数”(《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赤壁之战时曹操所用战船皆来源于此。刘备依附刘表，住守樊城(今襄樊市汉水北岸樊城区)，赤壁之战初，刘备南撤时关羽从樊城水军基地出发，所率的“水军精甲万人”，战“船数百艘”(《三国志·蜀书》中的《关羽传》、《诸葛亮传》)，刘备在长坂突围后，“与羽船会，得济沔”(《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此时，“北方之人不习水战”(《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善骑战，而南方人擅舟楫，习于水战。赤壁之战，曹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孙刘联军“校胜负于舟楫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结果损兵折将大败而去。这虽然是讲战争，但也反映了南北交通的特点。
据《水经注·江水三》所载，自孙权在黄鹄(鹤)山筑夏口城(今武汉市武昌区蛇山东北麓，与对岸的汉水口遥遥相望故名)以后，夏口城一带不仅是著名的军港和造船基地，而且很快成为“商舟之所会”。唐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辛卯夜，“鄂州(州治江夏县城，即古夏口城)大风，火发江中，焚船三千艘”(《旧唐书·代宗纪》)。宋代陆游逆江而西，途经鄂州(州治江夏县城)，亦见“贾(商)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重”(《入蜀记》卷4)。
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单体楼船逐渐取代了二船或多船并列的连舫楼船。据《唐国史补》卷下记述，大历、贞元年间(767～804年)，俞大娘的单体大楼船上可举办一定规模的婚丧大事。运货“不啻载万〔斛〕”，在长江上“岁一往来，其利甚博”。唐末，成讷为荆南节度使戍守江陵时，“造巨舰一艘，三年而成，号曰‘和州载’，上列厅事及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堂皇悉备”，华美壮观(《北梦琐言》卷5、《新唐书》卷190)。
在船速动力改进方面，应数唐德宗贞元(785～804年)年间的李皋。李皋任襄州刺史及山南东道节度等职时，常运心巧思，在战舰两侧安装两轮，以轮代桨，迅若挂帆，快如奔马[7]，灵活适用。李皋所发明的车船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力踏动轮船。李皋是习惯坐车子的北方人，它所发明的车船，正是北车南船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晶。
南宋初年，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龙阳(今湖南汉寿)人杨幺在洞庭湖一带起义。钟相牺牲后，杨幺为首领。在多次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中，起义军和宋军双方都使用了“车船”。车船在这里就是指李皋所发明的安装轮子，并踏轮代桨的战舰。起初义军各水寨，尚无车船，但所造海鳅、棹橹等船出没湖区使宋军惶恐不安。宋军将领从其随军军人中得一巧匠高宣主持打造车船。所造“八车船”，踏车(轮)于江流上下，往来极为快利。船两边有护车板，不见其车(轮)但见船行如龙，观者以为神异。“乃渐增广车(轮)数，至造二十至二十三车大船，能载战士二三百人。”使杨幺的小舟皆莫能当。宋军入沚江(沅江)攻打一处义军水寨，遇水退滩浅，车船为义军所得，巧匠高宣也在车船(主抢修战船)，亦为义军所擒。于是，义军借助高宣的技术，打造车船。两月之间，“各水寨打造大小车楼船十余，制样愈益雄壮。”名叫：和州载、大德山、小德山、大药山、小药山、大钦山、小钦山、大夹山、小夹山等大型车楼船，分别为杨幺等首领直接指挥，皆为两层或三层。其中最大的车楼船是杨幺的和州载船，该船船轮多达24个，高数丈，居大楼船之首[8]。杨幺“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宋书·岳飞传》)。后来，宋军亦仿义军车楼船而增大，“有长三十六丈，广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者。[9]凡此，“荆湖间车船，乃唐嗣曹王皋(李皋)遗制。”[10]
总之，作为一般民用车船的动力，除仰仗人力、牲畜之力以外，自汉代以降，舟船还多用风帆。直到20世纪以后，随着机动车、船逐渐普及，民用帆船和马车才逐渐被取代。
注解：
[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2] 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宜城罗岗车马坑》，《文物》1993年第12期。
[4] 参考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
[5] 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
[7] 《旧唐书》卷131《李皋传》；《新唐书》卷80《李皋传》。
[8] 均采自南宋岳珂编辑的《金佗续编》卷25～26《鼎澧逸民叙杨幺事迹》，载《金佗粹编》，浙江书局本。
[9]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载《陆放翁全集》，世界书局刊本。
[10] ［宋］李纲：《李忠定公奏议》卷15，《与宰相论捍贼札子》，明崇祯刊本。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