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非子·五蠹》所言，远古时代，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巢氏教民“巢居”，即“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巢居”，当是远古先民对干栏式居室的最早叫法。“构木为巢”，就是指用木料建筑干栏式居室。干栏式房屋分上下两层，上层的楼房是有墙壁的居室，并有楼梯方便上下。下屋是上层楼房的底架，
无墙壁，既可防潮避害，亦可他用。这种干栏式建筑，在远古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和良诸文化的许多遗址中已有所发现。荆楚地区毛家嘴西周早期遗址所发现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群，其规模之大，技术之高，则创造了商周时干栏式民居的一流建筑水平。
毛家嘴遣址[1]是西周早期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址。位于鄂东蕲春县东北30公里处的毛家嘴。房屋木构建筑遗迹是在村西3口水塘底部发现的。遗址面积约2万～3万平方米，房屋木构建筑遗迹的范围在5
000平方米以上，对其中两处进行了发掘，基本上揭示出这个遗址的面貌。一处发现木柱109根，以及残存的一些排列整齐的木板墙、木质楼板(上层地板)和楼梯。木柱直径多为20厘米左右，板宽20～30厘米，厚2～3厘米。可分辨出呈L形排列的3座毗邻的干栏式楼房，其中有两间保存较好。另一处，发现木柱171根，以及一些木板墙和楼板，大致可辨认出是两座干栏式楼房的遗迹。与第一处的楼房类似，但保存情况较差。
从保存较好的两座房屋来看，面向东北，均为长方形，第一座长8.3米，宽4.7米，楼房底架由横6排(横距2～3米)，纵3行(纵距2米左右)，共18根木柱构成，木柱布局规整。第二座在第一座的西边，建立在一条直线上。长8米、宽4.7米，由纵3行、横5排，共15根木柱构成楼房底架。规模与第一座相当。从木柱木板来看，楼房建筑主要采用了榫卯结构技术，木柱不仅有连接横梁的卯眼，而且还有安装木板墙的凹槽。从布局到构建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遗址中还发现有陶器、铜器、、刀等工具及箭镞，以及漆杯、木瓢、卜骨、卜甲和稻谷遗迹。当是一处富贵人家的聚落。
类似的建筑遗迹，在毛家嘴西北4公里左右的地方以及鄂中荆门市车桥附近也有发现，当为荆楚地区主要是江南一带的一种流行的民居。诚如张华《博物志》所云，“北朔穴居，南越巢居。”这种干栏式建筑主要是在越族等民族中流行。而荆楚一般居民则大都是以地面建筑为主的居室。
东周时代在荆楚地区，人们多聚族而居，即使住在都城县邑的贵族，也大都保持着聚族里(闾)居的习惯。春秋初年，楚贵族子弟斗伯比，在其父若敖死后，随母居郧国都城，与郧国国君之女产生爱情，为了避人耳目，曾“环穿闾(里)社”，至丘陵而成云雨之欢(屈原《天问》)。楚庄王时，令尹孙叔敖改革车子时(详见下)“教闾里使高梱(门槛)”(《史记·循吏列传》)。白起拔郢前夕，被流放的屈原，再度离开郢都时，依依不舍，以诗抒怀，曰：“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九章·哀郢》)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楚灵王末年，郢都发生政变，因失去民心，无处可去，在山村中徘徊，三日未食，“乃匍匐将入于棘闱，棘闱不纳”(《国语·吴语》)，芋尹无宇之子申亥“乃求王，遇诸棘闱以归”(《左传》昭公十三年)。三国吴人韦昭作注曰：“棘，楚邑，闱，门也”；西晋杜预亦注曰：“棘，里名，闱，门也。”闱或作围。徐中舒先生结合西南少数民族的古代风俗认为：“棘围就是以棘为外围而开一小门为闱，故又称棘闱”。[2]这种村寨是灵王在汉水下游与郢都之间的山林中遇到的，应是一种山寨。用荆棘围绕以保卫村寨应是当时的一种居住习俗。
宋玉的名作《风赋》说“庶人之风，塕(刮风)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风吹起灰尘)，勃郁烦冤(风回旋吹动状)，冲孔袭门，动沙堁(沙堆)，吹死灰，骇溷浊(搅起污垢)，扬腐余(垃圾)，邪薄入瓮牖(窗)，至于室庐。”宋玉对楚都：“穷巷”民居描绘，生动、感人，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对居住环境的考究，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当初人们只是单纯的对居址的自然环境的选择，后来，随着巫术的兴起，便出现了“迷信”与科学混杂一体的相宅术。传说最早的《宅经》为黄帝所作，最早的相宅家是黄帝时的青乌(或作鸟)子。这些大概都是后世相宅家之言，不尽可信。《尚书·召诰》载，商末周初之际，武王克商时欲营建洛邑，“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则是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相宅活动。屈原在占卜处世方式中借用“卜居”的概念，表明战国时相宅术在荆楚已相当流行。江陵所出的战国《九店楚简》相宅简文和云梦秦简《日书》相宅简文，对住宅的环境、地势与居住者关系的宜忌迷信，都有较系统的记述(详见第十章)。
注解：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
[2] 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第1266页，中华书局，1998年。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