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传入中国较晚。明清之际，荷兰殖民者窃据中国的台湾，虽然带入了新教，但影响不出台湾岛，而且在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后，新教在台湾也随之湮灭无闻。进入19世纪后，英美等新教国家挟工业革命之威，在借鸦片贸易冲开关闭的中国对外贸易之门时，也派传教士前来中国。1807年，广州城内已经有新
教传教士的活动。
西方教会获得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是西方国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夺得的果实之一，这次战争给列强带来的另一好处是长江流域的开放，汉口成了新的通商口岸，新教从此开始打入两湖。
新教在湖北的传教团体前后有二十多个，它们是：属于圣公会派[1]的美国圣公会；属于信义宗[2]的中美信义会、挪美遵道会、豫鄂信义会、挪威路德会、瑞美行道会、瑞典行道会；属长老宗[3]的苏格兰福音会；属公理宗[4]的伦敦会；属于监理宗[5]的美以美会、华中循道会；属于内地会[6]系统的内地会；另外还有美国的宣道会、匹兹堡圣经学校差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会，英国的圣经会、万国邮电基督会、苏格兰圣经会、伦敦圣教书会，以及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到1920年，全省新教徒总计14
725人。1920年以前，在湖北的新教传教士来自美国者占41%，来自英国者占34%，来自其他国家者占25%。近西百名西方传教士分别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东、中部地区，以宜昌为中心的西部及以襄樊为中心的西北部地区开展传教活动。
最早到湖北的新教传教士是英国伦敦会的牧师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年)，他是在湖北影响最大、传教时间最长的西方传教士。当伦敦会得知《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签订的情况后，迅速指示已在上海传教五六年的杨格非随前往开埠的英国炮舰到汉口。
1861年6月21日，杨格非与另一位牧师威尔逊(R.Wilson)一同到汉口，在汉正街金庭公店租屋传教，开始了他在湖北长达半个世纪的传教生涯。次年3月，杨格非才发展了第一个信徒。1862年，华中循道会创办人派郭修礼牧师(Josiah
Cox)到汉口，杨格非与郭修礼二人将武汉分为二部，上部汉水两岸归郭修礼，下部长江两岸归杨格非。他们还在汉口建立了中心会堂，即花楼堂，或称花楼总堂。1864年，杨格非通过请求英国驻汉口领事向武昌的官员施加压力的手段，得以租下武昌的土地，在武昌戈甲营建立了第一个新教堂——崇真堂，随即又率教士分赴黄陂、孝感、应山等地设堂传教。
杨格非为了传教可谓绞尽脑汁。最初，他在汉口使用在街头布道、散发福音书的方式吸引人入教，1872年在汉口花楼街总堂创办湖北第一家宗教报刊《谈道新编》，1874年在汉口成立“苏格兰圣经学会”、英汉书馆，1876年办圣教书局，大量散发宗教书刊，六年之内共散发各类福音书35万册，杨格非本人亲自撰写了三十余种宗教读物。此外，他还办了一些教会学校，在昙华林创办“懿训女塾”，1890年在汉口花楼街创办“伦敦会经学馆”，1899年在居仁巷创办“博学书院”；他还在汉口办仁济诊所、仁济医院、仁济医学校、大同医院；并于1904年创办英文报纸《楚报》。
其他传教士多效尤者。华中循道会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创办了“训盲学校”，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了“文华大学”，1885年，巴修理(W.T.A.Barber)在武昌创办了“博文书院”。截止1920年，在湖北的各传教团体共办有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学校9所，初级小学288所，高级小学58所，中学17所，开设教会医院22所(此外，天主教有医院5所)。
湖北人民当然需要学校和医院，但未必需要基督教。瑞美行道会在樊城不停工作了三年，才让一个人信了教，二十多个传教团体在全省半个多世纪的成绩，也只不过发展了不足一万五千人。当民教矛盾突出起来后，新教势力照样是人们的打击对象，杨格非在汉口近郊建的教堂，1876年还是被群众捣毁；1891年5月发生在宜昌的反洋教斗争，新教教堂及其传教士与天主教同样也是矛头所向。
新教在湖南遭遇抵制更甚。1863年，郭修礼由汉口经岳阳旅行抵湘潭，只能作一个旅游者。五年后，杨格非与怀利(Alexander
Wylie)旅行四川回经湖南北部，也只能作为过客。到1875年，内地会的吉德(C.H.Judd)才在岳阳租房传教，但没过几天就被当地居民赶了出来。1879～1882年，亚当·都沃德(Adam
Dorward)来湖南边旅行边销售宗教读物，在常德、洪江、津市，每欲租房传教即为当地人所逐。1886年这年，杨格非与阿奇博尔德(Archibald)几次到湖南传教，但他们连长沙城也进不了。
直到1894年，新教才由广东北部向毗邻的湖南南部稍稍蔓延，在湖南临武建立了第一所新教教堂，但还是归广东的教会管理。接着，1897年，宣道会的传教士查平(Chapin)与布朗(Brown)在常德租房传教，稍稍站稳脚跟；伦敦会在岳阳建了第一个差会总堂，同时在衡阳开始传教活动。1898年，传教士葛荫华(Frank
Keller)在茶陵租房传教，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他几次被赶走，但终究回到那里。同年，宣道会传教士亚历山大(B.H.Alexander)到长沙，白天进城售书，晚上只能到城门外小舟中过夜，这样经过一年，终于打通了在长沙传教的道路。1900年，长老会牧师凌格尔(W.H.Lingle)在湘潭也找到立足之处。
截止1920年，湖南全省有新教教徒11
018人，湖南的新教总堂及布道区472处，近四百名传教士中美国人占一半，35%为欧洲大陆人，15%为英国人。教会在湖南办有初级小学223所，高级小学56所，中学14所；有教会医院18所。
在湖南传教的新教团体共19个，它们是：属于美国的有圣公会、福音会、遵道会、循道会、北长老会、复初会、宣道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广发印书坊、湖南圣经学校逐家布道团[7]、雅礼差会[8]，此外还有英国圣公会、芬兰信义会、挪威信义会、加拿大圣洁会、德国的立本责信义会，属于国际的有内地会、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
作为人类思想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包括原始信仰与巫术)在人类认识与思想发展史乃至社会发展进程中都具有一种相当独特的地位。一方面，它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其产生、发展及其特征均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在任何时候，它都曲折地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水平；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其发展与演变具有自身的规律，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挣脱自然与社会的桎梏、在思想与实践的各个领域拥有自由这一永恒祈求，也许正因为此，宗教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都具有一种无可逃避的魅力，并对人类认识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宗教，更不用说原始的巫术，所表现与宣传的都绝非真理，其思想及其实践在更多时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任何宗教与巫术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它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它所指出的解脱道路是假的，但它所反映的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与社会苦难却是真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它认真对待，把它放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加以把握。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较为准确地认识宗教(包括巫术)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只有弄清这一点，才有可能更为全面地认识文化的发展及其特征。
应当承认，荆楚地区的宗教文化在主要方面与全国范围内的宗教文化具有相当多的共同性，其主要表现形态、主要宗教形式的产生与发展过程都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同或相近，这是我们在讨论荆楚地区的宗教文化时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当然，这并不影响荆楚地区宗教文化在表现形态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原始巫术方面。由于受到交通等地理条件的限制，在先秦时期，文化传播与交流受到制约，文化的地域性十分强烈，这在荆楚地区的巫术与多神崇拜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正如上文所述，先秦时期荆楚地区的巫术与民间崇拜和中原、吴越地区都有很大的区别。其次，这种独特性还表现在佛教、道教、基督教这些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宗教在荆楚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一般说来，这些宗教在荆楚地区的传播较之中原和沿海地区要稍晚，但因为荆楚地区交通发达，所以传播速度较快，并深入到从平原湖区到山地丘陵的各个角落。第三，这种独特性还表现为，在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的传播过程中，许多方面都打上了荆楚文化的烙印，从而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地方特色。南禅宗萌蘖于鄂东，道教大盛于武当，虽然有种种原因，但与荆楚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当不无关系。第四，这种独特性还表现在民间信仰方面。在荆楚边缘地带的广大山区，独特的民间宗教信仰一直不绝如缕，代代相传，并在清朝中期汇成白莲教起义的洪流。
注解：
[1] 英国国教及其变种。
[2] 即路德教，因路德主张“因信称义”而得名。
[3] 加尔文教，又称长老会派。
[4] 加尔文教中的独立派，或称勃朗派。
[5] 美国独立后脱离圣公会而独立的教会派别。
[6] 1865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立的在华传教组织。
[7] 美国洛杉矶圣经学校所办。
[8] 美国耶鲁大学派在湖南的传教团体。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