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两湖地区的传播，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明朝万历年间至清朝的康熙禁教之前；第二阶段为清朝禁教后至鸦片战争前；第三阶段在鸦片战争之后。
第一阶段：
最早进入中国内地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天主教传教士是利玛窦，两湖地区天主教的传播，与他的传教
活动是分不开的，尽管没有关于他曾直接传教于湖广的记载。寓居湖北的著名思想家李贽在南京、济南等地与利玛窦有过几度往来，李贽对利玛窦颇有好感，曾参与关于天主教教义的讨论，对天主教也有一定的褒评，他虽未成为教徒，但将利玛窦的《交友论》向湖广友人推荐，为利玛窦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湖北较早的教徒有冯应京。冯应京字可大，盱眙(今属江苏)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擢为湖广佥事，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作为湖北的地方官，冯应京有三件值得载入史册的事迹：一是“绳贪墨，摧奸豪”，特别是与湖广税监陈奉作过坚决的斗争，并为此陷身诏狱；二是他发起了对寓居麻城的著名思想家李贽的迫害；三是他可能是湖北最早的天主教徒。有意思的是，冯应京的入教，也许与李贽向湖广友人门生介绍利玛窦的《交友论》有关[1]。据载，冯应京听人提起利玛窦后，立即派他的门生刘应忠到南昌与南京两地寻找，其皈依天主教“得益于利子(利玛窦)之《天主实义》。”[2]他成为教徒，在万历三十年，比徐光启还要早一年，而此前一年，冯应京先后为利玛窦的《交友论》和《天主实义》两书作序，特别是为《天主实义》所作的序中，冯应京力斥佛教，而强调天主教与儒学的一致，显然是受了利玛窦的影响。
利玛窦在北京还发展了一个湖广籍的教徒，名李应试。李应试字省勿，以世荫为锦衣卫官员，曾担任过援朝抗倭的辽东大将李如松的参谋(一说李应试即李如松之子)，制作过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的最大翻刻本。与冯应京一样，他也认为天主教与儒家学说并无矛盾，西学与“周、孔一辙”。万历三十年，李应试受洗入教，教名保禄。据载，李应试在湖广拥有巨大的产业，其信教在其湖广故乡当有一定的影响。
明末较有影响的两湖天主教徒中，还有金声。金声，字正希，一字子俊，安徽休宁人，十一岁随父经商于湖北嘉鱼，就寄籍于此，稍长以八股文知名。天启年间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和在南京读书游学期间，都与传教士有过接触。大约于天启六年(1626年)成为教徒，崇祯元年(1628年)中进士而入仕，极受当时最知名的天主教徒、科学家和官员徐光启赏识。南明隆武朝，金声以抗清不屈而被杀害，其人其事颇类另一南明名臣瞿式耜。
湖北境内天主教正式教堂的开创在新教传入汉口之前约二百五十年[3]，这即是说，约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前后，到底系何人主持修建，信徒多少，这些情况很难弄清，但可推想其大约在明末的大动乱中被毁。
明末来湖北的传教士有葡萄牙人费乐德。费乐德(Rodericius de
Figuerdo)，字心铭，1622年来华，先后在杭州、宁波、开封等地传教。在开封时，有湖北进士之信教者回乡，邀请费乐德同行，到武昌传教。费乐德到来后，正赶上大约是由“流寇”入鄂造成的时局大乱，传教的意图无法实现，结果无功而返，回到开封。另有何大化(Antonius
de
Gouvea)，字德川，也是葡萄牙人，1636年来华，在杭州学习中文，不久到湖广武昌传教，直至1652年离开这里，据言“备尝苦难”，但未见其有多大的成功。
以上情况说明，明末天主教在湖北的最初传播，主要出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自觉的主动的寻求；而传教士在湖北的活动，则没有什么直接的成功。
天主教在湖南开始产生影响要略晚于湖北，始于南明桂王永历政权时期。永历政权中，瞿式耜长期被倚为干城，焦琏曾救永明王(称帝前的朱由榔)于张献忠军中，后以军功与瞿式耜同封伯爵。掌握两广实权的丁魁楚及太监庞天寿等皆是教徒，加之地近澳门，传教士较之他地更为活跃，而孤危的南明政权亦如“病笃乱投医”一般寄希望于天主教，以至于皇太后王氏(湖广人，天启帝妃进位为后者)、马氏(永历帝父之次妃)、皇后王氏及皇太子皆受洗入教，宫中也举行宗教活动。
永历朝廷帝后重臣信奉天主教对湖南有一定的影响。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皇太后王氏致书罗马教皇和耶稣会会长，派传教士卜弥格为信使，湘潭人刘氏兄弟受命随行。刘氏兄弟回国后，永历政权已经灭亡，他们就在家乡建教堂传教，其后裔世守天主教。
清初的顺治、康熙年间，天主教在湖广有一定的发展。
顺治十八年，法国传教士穆迪我来鄂，在武昌及一些县开始了传教活动。穆迪我(Jacobus
Motel)字惠吉，1657年来华，先传教于江西，得到在教的官员许缵曾的大力支持。许缵曾出身于天主教徒世家，他的母亲徐太夫人就是徐光启的次孙女，在教界极有名，教名甘第大。1661年，许缵曾调任四川，带着他的母亲、夫人及穆迪我同往，途中，徐太夫人婆媳要留在汉口，也请穆迪我留下，她资助穆迪我在武昌、汉口及荆州等地建造教堂。到1665年之前，武昌一地的天主教已发展至二千二百多人。穆迪我1661年来鄂至1692年死于此地，除中间六年因杨光先发起的教案被圈禁广州外，一直在湖北活动。
继来者有法国传教士赫昌璧(Jul-Placidus
Hervieu)，他是1701年到中国的，次年在湖北黄州开教，直到1719年到北京任新职，在黄州传教达十七年之久。
在湖南，湘潭县是天主教重镇。康熙二十四年，姜修仁离京赴湘潭任知县时辞别南怀仁，南怀仁嘱托他到任后建教堂，姜修仁应允了，果然在湘潭建天主教堂一所，并有法籍耶稣会士来传教，而且姜修仁本人也受洗入教了。又，康熙年间，湘潭还有蒋氏兄弟在聆听了路过此地的传教士的宣讲后入教，并将亲友介绍入教。
衡阳是天主教在湖南的另一重镇，天主教于康熙初始传播于此，最初的教徒为李英松，他入教后牵引亲友多人整族入教。
长沙的开教始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是年，西班牙传教士陆若瑟在长沙建起临时教堂[4]。
葡萄牙人聂若望(Joannes
Duarte)在湖南的传教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于1700年来华，即人湘潭传教多年，继在衡山县、衡州、永州等地，建教堂六所，发展教徒二千余人。
清初，非但天主教在湖广有较大面积的传播，还出现了湖广籍的神职人员，代表人物是刘蕴德。刘蕴德，字素公，始作钦天监右监副，与教士往来密切，与南怀仁有过研究方面的合作。后被派到山西开矿，受诬革职，遂心灰意冷，经南怀仁授洗入教，教名巴西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刘蕴德加入耶稣会，1688年在罗文藻的主持下受圣职为司铎，以后至湖广武昌、广东等地联络教友，并在南京上海等地传教多年。
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是清政府的禁教时期，或者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说是所谓“教难”期。
清政府由容许到禁止天主教，根本原因还是在天主教内部。
原来，明后期东来的西方传教士，遭际到的并非如他们惯见的非洲、美洲和东南亚那样的落后文化，而是一种高度的文明。针对这种情况，较早来华的、有葡萄牙背景的耶稣会传教士比较重视中国的文化风俗，“印度和日本教务巡阅使”范利安在澳门提出了一个“范利安原则”，要求来华传教士“中国化”，以后在利玛窦的传教实践中形成所谓“利玛窦规矩”，这种“原则”和“规矩”的实质，就是要“入乡随俗”，便于传教。
但是，觊觎葡萄牙在中国的传教垄断权的西班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及法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向耶稣会士发起了“中国礼仪之争”，指责耶稣会士不干涉中国人的“敬孔”、“祭祖”是迁就外道迷信。罗马教廷本已将法国当作靠山，在“中国礼仪之争”中完全站到巴黎外方传教会一边。1704年，教皇克莱门十一世通谕中国教徒严禁中国礼仪，1715年，更发布《从此日起》的禁约，宣布将对违禁者以异端罪名施绝罚。这就宣告了天主教与中国的决裂，康熙帝在据理力争无效的情况下，对不遵循“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下达了驱逐令，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对整个天主教下达最终禁绝令。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历朝一直厉行教禁。
清朝最高统治者的禁教令下达后，两湖发生了同全国一样的变化：洋教士被逐，天主教受到沉重打击或被驱离社会文化的中心，走向边缘，在武昌、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天主教活动几乎绝迹了；几乎没有像冯应京、金声那样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有影响的教徒了；许多士大夫家族的举族人教者、世代在教者，在巨大的压力下纷纷脱离天主教，或被迫分宗割谱；天主教徒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不得入学，因而教徒的文化水平大为降低。当然，天主教亦并未被禁绝，它转入地下，在偏僻的乡村、山区、少数民族地区顽强地存活。乾隆四十九年，湖南巡抚李绶在奏折中承认：湖南湘潭、武陵、沅江等县，俱有习学天主教之人[5]。在湖北，谷城、保康、房县三县交界的沈家垭子，以及恩施、黄州等地，一直有天主教传播者与信众，洋教士常暗中辗转于这些地方传教。禁教期间，两湖偏僻山地还成为西洋传教士、天主教经像自澳门至川陕晋直豫等省的重要过境地。
乾隆年间，湖北有犯禁习教并长期潜逃者如张永信、赵安德等，他们遭到清政府的通缉，显然，除了本身信奉天主教外，他们还有暗中接引、伴送西洋传教士，携带、传播天主教经像等罪责。
清朝禁教期间，虽时常有西洋传教士深入内地，但毕竟人数较少，而且较易被侦缉捕获，他们设法将一些中国教徒送到澳门或意大利的神学院加以培养，这在客观上开辟了中国天主教的自传的门径。禁教期间在湖广传教的中国神职人员有河北人殷若望、蓝方济，广东人曹貌禄及一位籍贯名字不详的陶某等，特别是北京人高类思，在教禁极严的乾隆中后期，在湖广传教竟长达二十年时间。还有一位湖北天门的教徒沈静渔，道光十四年(1834年)被送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圣家书院培养为神甫，道光三十年回国传教[6]。
由此可见，即便在清朝厉行教禁期间，两湖依然是天主教信徒较多的地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乾隆初任湖广总督的简亲王德沛也是教徒，教名若瑟，他的妻、女也随之成为天主教徒。据载，他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对天主教常常网开一面，不容属官仇视天主教。
第三阶段：
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再也无力维持教禁，1846年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正式宣告了天主教的弛禁，1860年的《北京条约》，还被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私自加进“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之条，这样一来，天主教势力在中国得以疯狂的膨胀。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阶段西洋传教士的来华与其说是出自“神圣使命”的感召，毋宁说是仰赖列强炮舰的护佑。
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在两湖地区有惊人的扩张。截止1920年，湖北有信徒十万余人，湖南有三万余人，两省的天主教教堂与经堂分别达498处和322处，共120多名欧洲神甫与数十名中国籍神甫在两省各地传教。
这一阶段两湖地区天主教扩张过程中存在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因民、教矛盾引发的“教案”极多。由于清政府被迫发还禁教期间没收的教产且默认传教士租田买地，天主教的侵略者角度成分明显重于其作为宗教的角色成分，俨然国中之国。如天主教鄂西北代牧区中心老河口天主堂，竟设有刑庭、监狱、水牢，1873年，还悍然将武当山玉皇顶改名为“十字山”。
1862年，湖南发生多起教案，湘潭、衡阳、清泉等地的天主教堂被焚毁；1891年，宜昌县法国天主教圣母堂因收买残害被诱拐儿童激起众怒而被焚毁；九江教案在湖北的武穴引起回应；1898年，五峰、利川、巴东、建始等地民众响应四川余栋臣起义，破坏了当地天主教堂；1907年，枣阳、潜江、钟祥等地也发生教案。
自明后期天主教在两湖传播起，其教务归葡萄牙的澳门主教管辖；1657年以后，则归教皇任命的通常由法国传教士担任的南京宗座代牧管辖；1690年以后属南京教区。近代以降，两湖天主教分为五个代牧区：以武昌、汉口为中心的鄂东代牧区、以老河口为中心的鄂北代牧区、以宜昌为中心的鄂西南代牧区、以衡阳为中心的湘南代牧区，属方济各小兄弟会；以澧州为中心的湘北代牧区，则属于西班牙的奥斯丁会。
注解：
[1] ［法］裴化行：《利玛窦评传》第二编第5章，商务印书馆，1993年。
[2]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
[3]
见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中华旧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4] 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
[5] 《清实录》乾隆四十九至五十年部分录有大量有关奏折、上谕。见《清实录》第24册，中华书局，1986年。
[6] 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