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道安是东晋十六国时期一位著名的汉族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他继其师佛图澄之后，与稍后来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方的支道林和慧远等人，对中国内地佛教僧团的确立和中国佛教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有较大的影响。
释道安大约生于西晋永嘉六年(312年)，卒于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年
)。俗姓卫，常山(郡治在今河北正定南)扶柳人。“家世业儒，早失覆阴，为外兄孔氏所养，年7岁读书”。年12岁，出家为僧。[1]此时正值后赵的盛世。东晋咸和九年(334年)石虎即位，翌年迁都于邺(今河南安阳西北)，尊奉佛图澄为“大和上”，并下诏许各族民人皆可出家为僧。道安游学至邺，入中寺遇佛图澄，得到佛图澄的赏识，“与语终日”，从此以佛图澄为师，研修佛学。此后，约348～365年近20年间，道安先后在今河北、山西、河南一带地方游学、避难和从事传教活动，逐渐成为拥有徒众数百人的僧团领袖。东晋兴宁二年(364年)，前燕王慕容
派兵攻拔许昌、汝南、陈郡一带，翌年三月，燕军攻克洛阳，尽取河南诸城垒。当时，道安正在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之山栖居修学，以草木充饥。严酷的战争打乱了他的清修。为避战乱，道安南投东晋治下的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
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2]
命弟子竺法汰到扬州(治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又命法和人蜀，而自己带领弟子慧远等400余人直达襄阳。自此之后，到公元379年被前秦军队掳送长安，道安在襄阳居住了将近15年。这15年是道安一生从事佛教活动的重要时期，对后世中国佛教的影响也较大。
道安先居襄阳白马寺，因寺狭而僧众，另建檀溪寺。当地富裕信徒并力赞助，建塔5层，起房400间，又铸铜制丈六佛像。前秦王苻坚遣送外国金箔倚佛像高7尺，又送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道安讲经说法和举办法会，不断扩大佛教的影响，“四方学士竞往师之”。道安在襄阳的传教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官僚士大夫的交往
襄阳当时属荆州。自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以后，荆州刺史桓温镇守江陵，逐渐控制东晋军政大权。兴宁三年(365年)二月，其弟桓豁接任荆州刺史。桓豁曾邀请道安暂住江陵。后来，朱序镇守襄阳，又请他返回，与他交往很深。道安与当地名士习凿齿之间的交谊尤深。
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博学洽闻，以文章著称(请参阅本书第九章第二节)。《高僧传·道安传》称其“锋辩天逸，笼罩当时”。他久闻道安之名，在道安率徒众即将到达襄阳时，先致书通好曰：
承应真〔按：应真，即阿罗汉〕履正，明白内融；慈训所兼照，道俗齐荫。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虽蕃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佥悟。自顷道业之隆，咸无以匹，所谓月光将出，灵钵应降。法师任当洪范，化洽幽深。此方诸僧，咸有思慕，若庆云东徂，摩尼回曜，一蹑七宝之座，暂现明哲之灯，雨甘露于丰草，植栴檀于江湄。则如来之教复崇于今日，玄波溢漾，重荡于一代矣。[3]
此信表达了他本人和襄阳佛教僧俗对道安的崇敬和期待心情。信中所说“宗虚者悟无常之旨，存有者达外身之权；清风藻于中夏，鸾响厉乎八冥，玄味远猷，何荣如之”，以及把“如来之教”比做“玄波”，正反映了崇尚玄学的东晋士大夫对佛教的看法。
道安住襄阳时往访习凿齿。就座以后，习自通姓名曰：“四海习凿齿。”道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答。习凿齿是个儒家学者，他敬重道安，并向当时的显贵谢安致书推荐：
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萧萧，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作义乃似法兰、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见；其亦每言，思得一叙。[4]
道安博学多识，既不耍弄方术，也不凭借威势，却能把几百人的僧团管理得秩序井然，互相尊敬。此信当写于道安居襄阳相当一段时间之后。谢安(320～385年)出身门阀士族，当时已逐渐掌握朝中大权，道安也颇想结识谢安，“思得一叙”。另一江东名士郗超“善谈论，义理精微”，[5]信奉佛教。闻道安之名，派人送米千斛，修书累纸，深致殷勤。道安答书曰：“损米，弥觉有待之为烦。”[6]按：“有待”，语出《庄子·逍遥游》。他用庄子的话讲述佛教道理。据佛教教义，由于前世之业因修成今生之身，必须借助衣食等外在条件才得以生存，因此生命本身充满苦恼。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信奉佛教。听说道安的道德学问，遣使问候，并诏曰：
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7]
据此，道安在襄阳的生活和传教费用除得自一般信徒的施舍外，在一段时间内还从官府取得相当于王公的俸给。
2.《般若经》的宣讲
道安徙居襄阳之后，迎合东晋朝野崇尚玄学的风气，着重宣扬《般若经》，同时也搜寻其他经典进行整理和研究。
道安在襄阳的15年之中，每年讲两遍《放光般若经》，“未尝阙废”，并对大小品《般若经》进行对比研究。他在入居长安后写的《摩坷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回忆说：
昔在汉阴〔按：指襄阳〕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渐回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然每至滞句，首尾隐没，释卷深思，恨不见护公〔按：指竺法护，曾译《光赞般若经》〕、叉罗〔按：指无叉罗，曾译《放光般若经》〕等。[8]
梁僧佑曾指出：
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惟叙大意，转读而已。
道安为了探求佛经的本来含义，采取了不同译本的对比研究方法。他在河北时期，得到《光赞般若经》的第一品，才知道有此经，但求之不得。到襄阳后，慧常、进行、慧辩等僧到天竺，路过凉州，发现此经，即抄出托人辗转于晋太元元年(375年)五月送到襄阳交道安。道安详读此经，“寻之玩之，欣有所益”，并把它与《放光般若经》比较，感到“互相补益，所悟实多”。今存《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一文，就是他当时比较研究的心得。
3.整理佛典与《综理众经目录》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历代的印度、西域以及汉族僧人把大量佛教典籍译成汉文，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手抄经本也日益繁多。有的佛经具有几种不同题目的译本，也有的佛经已不知译者和译出年代，并且出现不少中国人编撰的“伪经”。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佛教学者便对流传的各种手写佛典进行整理，编出目录(“经录”)，以利于佛教的深入传播。道安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系统地编纂经录的佛教学者。他曾就编写经录这样写道：
此士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公元178—184年)以来，迄今宁康二年(374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9]
此经录被后人称为《道安录》、《安录》或《综理众经目录》。虽早已佚失，但因其内容大部分为梁僧《出三藏记集》卷2至卷5吸收，所以从后书所载可大体勾勒出其原貌。此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经律论录；(2)失译经录；(3)凉土异经录；(4)关中异经录；(5)古异经录；(6)疑经录；(7)注经及杂经志录。
近人梁启超评论道安在我国佛教目录学方面的贡献说：[10]
《安录》虽仅区区1卷，然其体裁足称者盖数端。一曰纯以年代为次，令读者得知兹学发展之迹及诸家派别。二曰失译者别自为篇。三曰摘译者别自为篇，皆以书之性质为分别，使眉目犁然。四曰严真伪之辨，精神最为忠实。五曰注解之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主从分明(注佛经者自安公始)。凡此诸义，皋牢后此经录，殆莫之能易。
道安的这部经录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僧说：“自汉及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录，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11]僧所著《出三藏记集》即以此录为基础扩展而成。唐道宣(596～667)也说：“众经有据，自此而明。在后群录，资而增广。”[12]佛经在天竺本土，师徒口耳相传，均承亲授，既缺写本，更无目录。道安博览众经，整理分析，辨其真伪，开佛经目录学的先河，为后来我国佛经典籍整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4.僧团和戒规
“僧”，是“僧伽”之略，梵文 Sa
gha
的音译，意译为“和”、“众”、“和合从”、“和合僧”、“法众”等，即僧团，一般需4人以上。普通称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为出家四众(四僧伽)；广义上也包括在家的男女居士及式叉摩那(沙弥尼成为比丘尼之前的两年间)，称“七众”。这里所讲的“僧团”，仅指出家修行传法的僧人团体，即普通意义上的“僧伽”。
道安在山西恒山建寺传法之时，已形成以他为核心的僧团，南投襄阳时有弟子四百余人。当时汉地虽有戒律，但很不完备。道安在襄阳所著《渐备经序》说：“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阙。”按：“四部”指说一切有部《十诵律》、昙无德部《四分律》、大众部《僧祇律》、化地部《五分律》。在这种情况下，道安便参照已有的戒律为僧团制定戒规——“僧尼规范”。《高僧传》本传载：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规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
(唐)道世《法苑珠林·呗赞篇》载：
又昔晋时有道安法师，集制三科上经、上讲、布萨等。先贤立志，不坠于地，天下法则，人皆习行。
道安所制僧尼规范，当即《出三藏记集》卷12所载《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的《安法师法集旧制三科》。此虽不存，但据上面所引“三例”或“三科”，其内容大体是：其一为讲经讲法的仪式和方法；其二是日夜六时的修行、食住的规定；其三是对半月举行一次的说戒忏悔仪式(“布萨”)、夏安居结束时举行的检举忏悔集会(“差使、悔过”)的规定。道安制定的戒规影响很大，据称，“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13]
5.道安弟子在荆楚地区的传教活动
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春)，前秦苻丕率兵攻打襄阳，道安为镇守襄阳的南中郎将朱序所拘，不得擅离。翌年二月，苻丕攻陷襄阳，俘朱序，并把道安与习凿齿同送长安。在襄阳陷落之前，道安安排组织徒众分散到各地去，其中的大部分就近到达江陵、上明等地，并继续从事传教活动。其中比较著名的弟子主要有：
(1)昙翼。俗姓姚，羌人，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师事道安。长沙太守滕含在江陵舍宅为寺，请道安委派一僧为寺主。道安对昙翼说：
荆楚士庶，始欲师宗，成其化者，非尔其谁?[14]
昙翼受命至江陵建寺，此即长沙寺。此事当在苻丕围攻襄阳之前数年。后因避乱过江至上明(在今湖北松滋县西)，又在此建造东寺。局势稳定后回到江陵，扩建长沙寺。东晋义熙年间(405～418)，年82而终。
(2)法遇。少时攻读儒家经典，后出家师事道安，以“悟解”著称。太元初避难南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前来受业者达四百余人。长期担任长沙寺主。
(3)昙徽(323～395年)，河内(治今河南沁阳)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随至襄阳。避难南下荆州，止上明寺。善于讲说，很受信僧俗徒欢迎。他绘制道安像，挂于寺内，常对之礼拜。于是江陵士女，也面向西方，向“印手和尚”(道安)致敬。著有《立本论》9篇，《六识旨归》12首，并行于世。
这些弟子分布荆楚各地，对佛教的广泛传播影响较大。在他们传教的过程中，彼此间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而且皆以道安作为他们的传法的精神领袖。
慧远(334～416年)是道安众弟子中最著名的。太元三年，前秦将攻襄阳，道安分张徒众，慧远东下，先至荆州住上明寺，拟往罗浮山(在今广东东江北岸)，太元六年(381年)，路经寻阳(今江西九江)，见庐山清静，便停留此地，创建了庐山僧团。其弟子亦遍于天下，其中法安、僧彻等曾长期在荆楚地区活动。法安善戒行，讲说众经，兼习禅业。义熙年间(405～418年)新阳县(今湖南宁乡西)信徒改神庙为他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15]僧彻(383～452年)，俗姓王，太原晋阳人，年十六入庐山从慧远出家，遍学众经，尤精《般若》，又善诗赋。慧远死后，至江陵五层寺，后移琵琶寺，宋彭城王刘义康、征西将军萧思话等，并从受戒法。
注解：
[1] ［梁］慧皎：《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2] ［梁］慧皎：《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车频《秦书》所记与此略同。
[3] ［梁］慧皎：《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又《弘明集》卷12所记与此略同而稍详。
[4]
［梁］慧皎：《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又《出三藏记集》卷15《道安传》：“恨不使是下见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见足下。”
[5] 《晋书》卷67《郗超传》。
[6] 此据《高僧传·谢安传》。
[7] ［梁］慧皎：《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8] 《出三藏记集》卷8。
[9] 《出三藏记集》卷5《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
[10] 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5册，第8页。
[11] 《出三藏记集·道安传》。
[12] 《大唐内典录》卷10。
[13] ［梁］慧皎：《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14] 《高僧传》卷5《昙翼传》。
[15] 《高僧传》卷6《慧远传》。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