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民间信仰到道观修炼
道教是从巫术中生长起来的本土宗教，同时，道家及儒家、墨家等学派的某些哲学思想，也是道教的思想渊源。道教不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全力关注“人死后如何”，而是以长生、成仙为修炼的终极目标。道教的产生本来就与荆楚文化具有异
乎寻常的亲缘关系，而在荆楚地区成长发展的道教更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内容。
道教开创于东汉时代。灵帝时(168～189年在位)，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明”，组织太平道，这种教派是民间巫术与黄老崇拜相结合的产物。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张角奉事黄老道(指太平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遣弟子八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且置大小方，各立渠帅，预备起事。
此时太平道在荆楚地区已有相当的影响，如“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说明荆楚地区参加人数众多，而且信徒极诚。
汉末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在荆楚地区均有相当的影响，荆楚几次大的农民运动均与此有关。
西晋时，正当李特、李流在蜀中领导农民起义之际，义阳蛮张昌于晋惠帝大安二年(303年)五月在湖北安陆聚众数千，发动起义。昌易名为李辰，宣称“当有圣人出”。得山都县吏丘沈于江夏(今湖北云梦县)，“昌名之为圣人，盛车服出迎之，立为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为刘尼，称汉后，以昌为相国”，“于石岩中作宫殿，又于岩上织竹为鸟形，衣以五彩，聚肉于其傍，众鸟群集，诈云凤凰降，又言珠袍、玉玺、轶卷、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书，建元神凤，郊祀，服色依汉故事。”[1]此与当时在江南流行的李家道有一定关系，其易名李辰，也恐非偶然。而且起义军“皆以绛科头，撍之以毛”，[2]这又与黄巾军头裹黄巾近似。次年秋，这场辐射现今鄂、湘、赣且声势浩大的起义惨遭镇压，但此次带有浓厚道教色彩的运动对荆楚地区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上面所言在江南流行的李家道的道义与天师道极其相似，在民间影响颇大。托名李家道道徙李弘之名起事者，从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始，直至隋炀帝大业十年(614年)上下近三百年之间，连绵不绝，遍及安徽、山东、四川、湖北、陕西、甘肃、河南各地。北魏寇谦之于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年)在《老君音诵诫经》里说：“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模迫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东晋王朝视李家道为心腹之患，于穆帝永和十三年(356年)，桓温北征还军后，“又遣江夏相刘岵、义阳太守胡骥讨伐李弘，皆破之，传首京都(即建康)”。[3]说明当时道教在荆楚地区势力大张。
早在曹魏时期，封建统治就对道教徒采取镇压和利用改造相结合的两手政策，对于民间道教的“犯上作乱”者，毫无例外地进行血腥屠杀，同时又积极利用道教为其统治服务。晋代道教的明显趋势是向上层发展，有不少高级士族信奉道教，荆楚地区亦不例外。《晋书·殷仲堪传》载，“仲堪少奉天师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于周急，及(桓)玄来攻，犹勤请祷”。“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经)》，便觉舌本间强。”晋孝武帝对殷仲堪很是看重，“授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振威将军，荆州刺史，假节镇江陵，将之任，又诏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谓永为廊庙之宝，而忽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又如庐江寻阳(今湖北黄梅县)人陶淡亦“好导养之术，谓神仙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问。颇好读《易》，善卜筮。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亲故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州举秀才，淡闻，遂转逃罗县埤山中，终身不返，莫知所终。”[4]
这段时期属于原始道教时期，也没有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各派别理论差异特别大。
南朝刘宋时，名道陆修静将天师道与金丹道结合起来，为道教制定较完整的科仪，改变了早期道教中那些原始粗野的部分。陆修静又编辑整理道经，他是道教史上南天师道的建立者，南天师道与北朝寇谦之建立的北天师道的形成，标志着道教同封建统治结合起来，从此道教取得历代封建王朝的支持。这在荆楚地区也有所反映。《道学传》云：南郡枝江人刘凝之“居衡山之阳，采药服食，受天师化民之道；”[5]“性好山水，乃携妻子，跨崖越岭，为小蓬室，妻子皆从，不知所终也”。[6]宋明帝时历任黄门郎和梁、益二州刺史的刘亮，曾迎武当山道士孔道胤至益州，“令合仙药”，说明其时武当山上道教已较昌盛。另据《南齐书》记载，吴郡钱塘人褚伯玉隐居南岳之瀑布山达30余年，“伯玉好读《太平经》，兼修其道”，故齐高帝立太平馆使居之。
南朝之世，尤其是在陶弘景等名道的影响下，道教在梁陈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是信道的上层人物日益增多以及道教内有学识和名望的道士有所增长。梁陈两代帝王信道的不少，修观立庙也更为普遍，在荆楚地区同样表现明显，颍川鄢陵人庾承先弱岁受学于南阳刘虬，玄经释典，靡不该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炼，郡僻功曹，不就，乃与道士王僧镇同游衡岳。[7]《太平御览》引《道学传》曰：“隐文江县白水台，立庐舍讲肆，儒士释老受其学。隐居江南，累诏不出。后来始兴讲《道德经》，剖析凝滞”。《上清道类事相》引《道学传》说：“荆州有始兴馆，颍川庾承先讲道经于其中”。[8]鄱阳忠烈王在州(指荆州)，令讲《老子》，远近名僧，咸来赴集，论难蜂起，异端竟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闻。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年)，庐山刘慧斐至荆州，承先与之有旧，往从之。荆陕学徒，因听承先讲《老子》，湘东王亲命驾临听。[9]
道教追求长生成仙，要求离世绝俗进行修炼，于是道教的发展，先在山林野处，再及城市所在，建筑道观宫舍。
道观建设的起始在南北朝时期，建设数量多，途径也很多。梁代“荆州长史柳悦启割城西栖霞楼下罗舍章台为国家造馆，留梁州晋寿人王僧镇为馆主，”[10]其时庾承先则在始兴馆。而且王僧镇曾“于荆州安陆起福堂馆，还过郢州，又起神王馆，并极华整，又于衡岳起九真馆”。[11]以南岳衡山为据点的道观较多，如褚伯玉所居太平观；还有南岳庙东的九仙观，以及巴陵青霞观和醴陵登真观。
随着道观的出现，其营造格局、样式有了进一步发展，道士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或生活场所都一一作了安排，这是道教渐趋成熟的反映。
从东汉开始，社会上出现了墓葬地券的习俗。墓葬地券是一种相当于世俗买地契约的迷信物品。目的是确立墓主对冢地的所有权，以免受其他鬼神的侵犯。道教兴起后亦染指巫师的这一迷信活动，并还在地契中刻有符，把买地券和压胜镇墓结合在一起，体现了道教地券的特点。
地券道教刻符在两湖地区均有发现。如长沙出土的南朝徐副“地券”，券文有“太上老君府敕”、“三天无极”、“太上老君地(陛)下”等道教咒语。资兴发掘的413号、474号南朝墓出土的3件“地券”，内容与徐副地券大致相同，亦有“太上符敕”、“三天无极”、“大道太上地(陛)下”等语，且末尾均画有道家符咒。而1956年在武汉东郊何家大塆发现的南齐永明三年(485年)刘觊墓中的地券道教刻符，是纪年明确的道教刻符，该券所录天神地祇名单是我国最早的道教实用文。
道符的发现说明六朝时期民间道教在荆楚地区的影响已相当广泛，而且信教较为流行。
注解：
[1] 《晋书》卷100《张昌传》。
[2] 《晋书》卷100《张昌传》。
[3] 《晋书》卷98《桓温传》。
[4] 《晋书》卷94《隐逸传·陶淡传》。
[5] 《三洞珠囊》卷一《救导品》引《道学传》，《正统道藏》第42册第33 803页。
[6] 《三洞珠囊》卷二《贫俭品》引《道学传》，《正统道藏》第42册第33 815页。
[7] 《梁书》卷51《处士传》。
[8] 《上清道类事相》卷一《仙观品》引《道学传》，《正统道藏》第41册第33 267页。
[9] 《梁书》卷51《处士传》。
[10] 《上清道类事相》卷二引《道学传》，《正统道藏》第41册第33 269页。
[11] 《上清道类事相》卷二引《道学传》，《正统道藏》，第33 267页。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