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人祭恶习虽被革除，但楚俗尚鬼重祀信巫之风仍然未减。居家者大都奉祀“天地君亲师(用红纸大字书写，贴在神龛以上的墙壁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多改君为国字)”和灶神，有的还在神龛上供奉佛道二教的神祇。就行业而论：乡农重祀土地神、谷神，省会、县城隆祀城隍神，商
家重祀财神赵公元帅，豆腐及粉行重祀淮南先师(汉淮南王)，铁匠重祀太上老君，面食旅业重祀关帝，药材店重祀孙思邈(俗呼药王菩萨)，木工、石工、瓦工、绳业重祀鲁班，笔业重祀蒙恬，纸业祀蔡伦，酒业祀杜康，衣业祀轩辕，刻字印书祀文昌帝君，靴鞋业祀孙膑，剃头业祀罗袒(一称安清道友)，染业祀梅葛翁，伞业祀鲁班妹，饼业祀眉公(即白眉神)，木牌业祀杨泗将军(与祀洞庭神同)，茶业祀陆羽。此外，孕妇将产祀送子娘娘，小儿出痘祀痘母娘娘，还有朝山的习俗，主要朝南岳、武当、木兰山。[1]凡此等等不可备举，省会到县大同于此。
信巫和巫术活动也体现在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
占卜的迷信程度虽不像从前那样，但卜日，勘地、卜命运之类的占卜活动还相当普遍，算命先生、阴阳先生之流尚能以此为生。在诸种占卜中有一些充满了风土气息，如正月以土牛身、首、色卜年成丰歉、水旱，在荆楚地区相当流行。武汉、孝感等地正月元宵之时，孕妇以糯米粉作“鹅卵”，火烧以占男女：卵裂兆象征生女，卵起疣兆象征生男。颇多风趣。而湘西武陵山一带的“苗(苗族)中于水旱、疾疫亦知卜筮：曰‘抛木卦’，剖木为二，掷之于地，视其仰覆向背；曰‘钓梳圭’，以线悬梳而祷，视其所向；曰‘鸡蛋卦’，以鸡蛋置器中，向日咒之，咒毕卵定，以煤涂志其左右，熟而分以线，视黄白之厚薄；曰‘着鸡卦’，持鸡于野，插五色纸于地，绕以楮钱，击竹筒祷之，然后烹鸡，取两胫以竹筵(
筳 )测骨孔之浅深。其吉凶休咎，率卜于是数者。”[2]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行傩逐疫，是一项传统的巫术活动，明清时代，其形式更是多种多样。光绪《沔阳州志》载：沔俗五月节作“急脚子会”，三十六人蒙面具，朱碧辉煌，形状诡异，执旗鸣金遍走城乡。则是“仿古傩礼之遗”。同治《大冶县志》载鄂东大冶一带正月“立春前三日，民扮狮子，戴鬼面，持斧跳舞，里门绅士之家并索其室”。鬼面就是传统的行傩面具，耍狮子属传统百戏的项目，这是将二者融合行傩的一种形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受佛道供奉菩萨神祇的影响，明清时代荆楚地区还流行傩神及还傩愿的活动。傩神有半身和全身两种，半身者称“低傩”，全身的称“高傩”。湖湘地区和鄂西南地区所供奉的大多为低傩神，神祇的名称五花八门，大体因地区而异，有的甚或连奉傩神者也难叫出其名字来。据《顾氏蕲州志》所云，明代鄂东蕲州一带这种奉傩神的团体大者有72家之多，刻木为神，“或三神，或五、六、七、八神”不等，每年立春日出神，春分后收藏，“迎神之家，男女罗拜，蚕桑、疾病皆祈问焉。”“其徒数十，列幛歌舞，非诗非词，长短成句，一唱众和，呜咽哀惋”。随设百戏，舞大狮，鼓吹偕作，舞毕送神。但鄂东蕲州一带奉傩神的习惯到“崇祯末，无复旧观矣”。[3]明代以后，这种供奉傩神的风俗主要见于湖湘地区和鄂西南一带。主要是以“还傩愿”的形式来表现。大都是陈设傩神于案上，然后巫者仗剑禹步，击鼓跳、歌以降神、礼神。还傩愿和祭祀傩神，除了傩舞外还有傩戏(详见第六章第三节)。不过，晚清以后，除鄂西南，湘西、湘南地区之外，荆楚地区的行傩逐疫活动，大都为耍狮子、舞龙灯、玩彩船等形式所取代，并流传至今，当然主要是见于乡村。
楚俗信巫不信医，以巫术治病的现象到明清时代仍然存在。明代谢肇淛《五杂俎》人部二载：“楚蜀之间，妖巫尤甚，其治病祛灾毫无应验，而邪术为崇，往往为之。”清代即使最发达的汉口镇也能见到病者崇巫的现象。民国《汉口小志》云：汉口一带的市民“平时患病之家间延女巫书符念咒”。像汉口这样除吃药治病外，间用符咒的现象较为普遍。偏远山区则信巫程度要深得多，且巫术亦因地而异。鄂西一带，俗尚祈祷淫祀，每病则请巫至家，挂神像厅旁，不忌荤酒，鼓锣喧闹，足蹈手舞，昼夜而罢，率以为常。[4]在鄂西南和湘西，村民颇信巫觋，疾病不服药，多听命于神。同治《来凤县志》载方邑侯《竹侬诗》曰：“女萝山鬼纷勾惹，长奉巫师不信医。”即指此而言。病中多爱许愿，病愈而请巫酬神，谓“还傩愿”。
在湖湘地区还流行一种生病“收魂”的巫术风习。同治《巴陵县志》：湖北岳阳一带，疾病不医，或祭于野，而呼病人之名以归，曰“收魂”。同治《桂东县志》载：湘南桂东一带，“凡疾病，乡愚妇女延巫祀神，曰‘打锣’。或虑失魂，深夜使数人持火于外，大声旁招，但得虫便呼应曰回，谚云：‘捉得蜘蛛便是魂。’又有打鸡婆卦、上刀山之类，延医服药者甚少。”民国《醴陵县志》载：“湘西醴俗有病且忧，则召师巫歌舞鸡卜”，谓之“收魂”。
此外，在湘鄂西一带，甚至天旱不雨亦请巫祷神降雨。万历《慈利县志》载：“人多尚淫祠，夏、秋不雨，则凭巫打洞请水，又各立坛迎神，以祈祷之。”同治《来凤县志》载：“大旱或召巫祷于洞神，巫戴杨枝于首，执凫吹角，跳跃而往，众鸣钲击鼓随之，名曰‘打洞’。或祷于邑之佛潭，沿溪毒鱼，名曰‘闹佛潭’，以潭底有灵鱼，能出云为风雨也。”另外，在苗族中还有以巫术判案的。光绪《龙山县志》载：“苗俗尤畏鬼，遇冤忿不能雪，则并于竹王庙设誓，刺猫血滴酒中，饮以盟心，谓之‘吃血’。理屈者多战栗不敢饮，首悔而罢。或宰官有不能决者，要以‘吃血’则惧”，案子才得以了结。
由于巫者使用了各种超乎常人的法术(手段)，故有一定的欺骗性。如同治《来凤县志》所载：“巫之类不一，还愿皆名‘跳神’。有破石打胎、捞油锅、上刀竿、降童子等术。其徒自谓能治病辨盗，驱鬼禁怪，故惑之者众。”
不过，明清时期，尤其是入清代以后，随着释(佛)道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巫术的领地越来越狭小了。道光《辰溪县志》载：“如求财、求嗣、求雨、禳灾、禳病，必延巫致祝，或请道士醮燃烛。”尤其是丧葬僧道逐渐处于重要的地位，“下葬必卜地、卜日，不禁浮屠(僧)、黄冠(道士)、方相(巫术)。”[5]人们请僧道“做佛事”、“做道场”，释道两家几乎在丧葬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在鄂西南、湘西的苗族、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中，父母亲丧，“不延僧道，只用巫师”[6]，犹存古俗陋习。
总之，东汉以后，道教、佛教取代了巫术受帝王崇奉的地位，巫术失去了昔日的荣宠，而在衰落中演变。尤其是民间巫术，一方面受到官方的限制和打击，另一方面又不断遭到佛教、道教的排挤，明清时更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冲击，特别是近代科学的运用和传播，更使巫术的市场越来越窄，一再缩小，但至今尚未绝迹，尤其是湘西和鄂西的某些山区尚存巫术古风。
注解：
[1] 同冶九年补刻本《长乐县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醴陵县志》。
[2] 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古丈坪厅志》；宣统元年铅印本《永绥厅志》。
[3] 转引自清代嘉庆九年刻本《湖北通志》。
[4] 乾隆二十八年刻本《东湖县志》；光绪六年刻本《巴东县志》
[5] 光绪八年刻本《孝感县志》。
[6] 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古丈坪厅志》。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