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除了方志全盛而外，地理学和史学成就亦甚显著。其中尤以徐霞客、王先谦、杨守敬等人以及邹氏舆地世家的贡献最大。
(一)徐霞客对荆楚地理的考察
徐霞客(1586—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自22岁开始旅行生涯，前后达30余年，历尽艰辛。北至今天津、河北、南及云贵两广，踏遍大半个中国。他早年以登名山、访胜迹为主，晚年投入系统的地理考察。主要贡献在于最早对喀斯特地貌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弄清了一些河源的原委，纠正了历代的错误记述，明确主张把金沙江作为长江正源，首次提出把水系中最大的最长的河流定为主源的河源规则；在河流地貌方面提出“程愈迫，流愈急”的观点，解释了河流坡度由源头高度与入海距离决定的事实。所著《徐霞客游记》是中国历史上的珍贵地理文献。
徐霞客在荆楚地区的游历考察有两次：第一次在天启三年(1623年)。是年霞客于二月离家，先后游历了嵩山和华山，之后由关中逾秦岭经丹江南下，至均州登太和山(即武当山)。第二次在崇祯十年(1637年)。前一年秋，霞客“为万里遐征计”，于九月放舟赴浙，游历浙西、赣南诸山，由赣南入湘南，游茶陵之云嵝山、紫云山、云阳山、秦人上洞、麻溪洞，衡山之南兵祝融峰、衡州附近诸山，永州之西山、朝阳岩。芝山岩、澹岩，道州之华岩、月岩，江华之莲花洞、斜岩、玉■NB152、飞龙，三分石，宜章之高云山等等，历时两月余。在这两次游历中，他对于地理的考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对湘南喀斯特地貌的考察。如徐霞客《楚游日记》中记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十六日游茶陵东岭云：
东岭坞内居人段姓，引南行一里，登东岭。即从岭上西行，岭头多淤窝成潭，如釜之仰，釜底俱有穴直下为井，或深或浅，或不见其底，是为九十九井。始知是山下皆石骨玲珑，上透一■，辄水捣成井。■之直者，或下坠无底；■之曲者，故深浅随之。井虽枯而无水，然一山而随处皆是，亦一奇也。
这显然是典型的■NBFA6斯特竖井。徐霞客接着写道：
又西一里，望见西南谷中，回山环绕，漩成一大窝，亦如仰鉴。釜之底有涧，涧之东西皆秦人洞也。由灌莽中直下二里，至其处，其涧由西洞出，由东洞入，涧横界窝之中，东西长半里，中流先捣入一穴，旋透穴中东出，即自石峡中行。……
这一段所描述的地貌，与■NBFA6斯特洼地的特征完全相合，而所谓“秦人洞”，则显然是地下河。又描述麻叶洞洞中景观云：
……其上石窦一缕，直透洞顶，光由隙中下射，若明星钩月，可望而不可摘也。层石之下，涧底南通，覆石低压，高仅尺许；此必前通洞外，涧所从入者。……稍从其西，攀上一石隙，北转而东，若度鞍历峤，两壁石质石色，光莹欲滴，垂柱倒莲，纹若镂雕，形欲飞舞。……北驰半里，下有一石，庋出如榻，椤边匀整。其上则莲花下垂，边络成帏，结成宝盖，四周垂幔，大与榻并。中圆透盘空，上穹为顶，其后西壁，玉柱圆竖，或大或小，不一其形，而色皆莹白，纹皆刻缕，此■中第一奇也。……
这里所描绘的，显然是典型的■NBFA6斯特溶洞。此类记叙，还有很多。
2.关于湘源的考察。湘南有“三分石”，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三分石下水“一出广东，一出广西，一下九疑为潇水，出湖广。”为追寻三分石，查勘潇水之源，徐霞客露宿九疑山头。“山高无水，有火难炊”，他在篝火旁，风雨中度过了饥饿寒冷的夜晚。可是，当他透过拂晓的晨雾，“仰见三分石，露影指顾间”，他又立即“忍饥冲湿箐而南”。终于，徐霞客找到了“五涧纵横，交会一处”的三分石分水岭，弄清楚三分石是潇水、岿水、沲水的分水处，三水均下注湘江，从而指出了传统观念的错误。[1]
3.对山地气候植被的观察比较。徐霞客的嵩山、太华(华山)、太和(武当)三游，实为一次旅程。《游太和山日记》之末，有一段相互比较的结语，颇为精湛：
华山四面皆石壁，故峰麓无乔枝异干；直至峰顶，则松柏多合三人围者；松悉五鬣，实大如莲，间有未堕者，采食之，鲜香殊绝。太和则回山环抱，百里内密树森罗，蔽日参天，至近山数十里内，则异杉老柏合三人抱者，连络山坞，盖国禁也。……山谷川原，候同气异。余出嵩、少，始见麦畦青；至陕州，杏始花，柳色依依向人；入潼关，则驿路既平，垂杨夹道，梨李参差矣，及转入泓峪，而层冰积雪，犹满涧谷，真春风所不度也。过坞底岔，复见杏花；出龙驹寨，桃雨柳烟，所在都有。
[2]
这样的观察与比较，确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三)王先谦对史学的巨大贡献
王先谦(1842—1917)，长沙人，字益吾、号蔡园。自幼学习经史，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先后担任国史馆编修、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光绪十五年(1889年)辞官回湘。先后主持讲学于长沙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光绪二十年(1894年)受聘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任期长达10年(直到光绪二十九年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之久，并一度兼任过湖南学务公所议长、谘议局筹办处会办等职。王先谦在政治上保守，因其学术地位和在湘绅中的声望，甚至被奉为湖南守旧派的领袖，代表封建势力的一面旗帜。他虽然也提倡洋务，在长沙亲自集资办企业、改良教育、介绍西方文化，但他是以维护封建纲常、封建君主专制为前提而学习西方的。因而反对维新革命，甚至破坏湖南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后易名豚，匿避平江3年后才返回长沙，继续学术研究直到卒年。[3]。
王先谦一生中有阴影也有光辉。作为学者，可称得上晚清研治经史子集的一代宗师。他一贯提倡实学，主张“多读有用之事”，极力反对空谈。他指出：“窃谓中国学人大病，有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入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虚受堂书札·复毕永年》)。他继承乾嘉学风，治学重考据校勘，江集群言并附以已意，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编著校注辑刊各类书籍多达50余种，计3
200余卷。光绪三十四年，湖南巡抚岑春■以王先谦所著《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住》、《日本源流考》、《荀子集解》等4部书进呈朝廷，朝廷谕旨中评价其：“学有家法，精博渊通，淹贯古今，周知中外。”并加恩赏给“内阁学士衔”。荣获最高奖励。
就今日眼光而论，王先谦的学术成就最为显著的是在史学方面。他所著《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是其疏证校勘旧史的两部名著。二书博辑诸家之说，附以自己的心得体会，不避疑难，也不强为之解说，于疑难深奥处最见功力，至今一再刊印，为学者案头必备之书。所著《盐铁论校本》、《魏书校勘记》、《新旧唐书合注》亦获史家好评。刘节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稿》中评论说“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在清史方面，他编著了《十朝东华录》，亦简称《东华录》，书名因国史馆在清宫东华门内而得名。属于编年体史料长编。王先谦担任国史馆编修时，抄录有关资料编撰成书，上起太祖努尔哈赤下止穆宗同治，合称《十朝东华录》，多达624卷。除抄录《清实录》外，还广采《方略》、《会典》、《御制诗文》、《大臣列传》等，取材广泛，是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此外，王先谦还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浪潮中，于光绪年间著有《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介绍了日本政治得失，明治维新的经验；同时也以地图和文字加以说明，史地结合，介绍了欧美主要国家。希望国人“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这是王先谦在世界史方面的贡献。不愧为晚清史学大师。
在经学和子书方面王先谦也有重大贡献。所著《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被誉为“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现今被收入权威性丛书《新编诸子集成》。所著《尚书孔传参正》《诗三家义集疏》，“兼疏今古文，说明精确，最为善本”(皮锡瑞《经学通论·书经》)。他还主编并集资刊刻《续皇清经解》，沿用阮元《皇清经解》的体例，继续搜集清人训释儒家经典的书籍111家，209种，1430卷。保存了大量的清人对经书考订训释的成果。继阮元之后维持经学文献功劳最大者。他在经学子书方面的贡献奠定了其经学大师、哲学史家的地位。
此外，所撰《释名疏证补》，对清人毕沅《释名疏证》加以补证，发明颇多。他的《合校水经注》集乾嘉以后《水经注》研究之大成，为《水经注》的一种善本。主编刊刻《读古文辞类纂》，并与苏舆合作选刊《律赋类纂》、《骈文类纂》，为研究中国文学史提供了方便。王先谦亦擅长诗文，作有诗文44卷，1
190篇(收入《虚受堂文集》)，等等。其著述之丰，学术之严谨，实为罕见。真可谓“著书满门”，使“楚学生光。”
(三)杨守敬、熊会贞与《水经注疏》
杨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湖北宜都人，晚年曾在黄州筑邻苏园藏书，故别署邻苏老人。青壮年时代■NF5E3跎场屋，终未能中式，乃“绝意科名，专心著述”。曾随何如璋去日本，在公使馆供职，乘机搜罗得多种古籍，并襄助当时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选刻《古逸丛书》，计26种。归国后历任湖北教职，1914年任袁世凯顾问及参政院参事。著有《隋书地理志考证》、《晦明轩稿》、《汉书地理志校补》、《禹贡本义》、《三国郡县表补正》、《湖北江汉水利议》以及《历代舆地图》等等。《历代舆地图》是杨守敬研究沿革地理的总结性成果，完成于光绪末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套朝代完整的历史地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直到1954年谭其骧教授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其编绘组织尚名为“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直到委员们发现重编改绘杨图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之时，才放弃杨图，重创新业。即此一端，足见此图的深远影响。《隋书地理志考证》广征博引，尤其于东晋南朝，特别是齐、梁、陈、(东、西魏、北齐、北周)之地理沿革多所补益，对于研究这一段历史地理的变化非常有价值。但是，杨守敬在历史地理方面最卓越的成就却是对《水经注》的研究。
《水经注》是一部包罗宏富、牵涉广泛的古代地理名著。自唐中叶李吉甫删后，蜀板迁就，颇失其真；而郦氏原书，在宋初又佚失5卷；元明之间，若隐若现。明初《永乐大典》虽已收入，但因藏于秘府，非外人所能窥；藏书家虽偶有其书，然辗转传抄，误简伪夺，至不可读。而明人以重其词采之故，辄予刊刻。清人从事校理《水经注》者，有孙潜、黄仪、刘献廷、姜辰英、全元立、全天叙、何焯、杭世骏、孙星衍、沈钦韩诸家，其最为世所诵习者，则有全祖望之《七校水经注》、赵一清之《水经注释》，戴震之官校《水经注》。杨守敬治历史地理，自必遇见《水经注》。但他研究《水经注》，却是在他的晚年。因此，他对于《水经注》的研究，实际上是与门人熊会贞合作进行的。熊会贞(?—1936)，湖北枝江人，家世寒素，追随杨氏，前后凡数十年。在杨守敬生前，他们师生二人研究《水经注》的成果，整理刊刻的有《水经注图》、《水经注疏要删》、《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及《续补》四种；杨守敬去世后，熊会贞居武昌菊湾杨氏故庐，暝写晨抄，二十余年如一日。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易，全疏增删补正，略已大定，卒未能最终完成，而熊氏亦逝。
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原稿共80卷。全、赵、戴诸家之说，悉皆载入。晚年觉其篇幅冗长，颇加芟剔。仍郦书之旧，定为40卷。即为今本。其超越前人者，主要有以下几点：
1.确定朱谋■本为正文，而据戴赵或己见以证正之。明人窜乱古书，其所不通，辄加臆改，遂使原书本来面目，不可复识。惟朱本精心校正，且深■古今闻见，互有异同，未敢轻易旧文，俾存真面。注文间有疑滞者，钩稽所得，则于笺语申明之，不敢妄改。赵戴二家，初皆依据朱本，惟赵采四明之说，戴托大典之文，始各自董理，以意改正，不复用朱氏之旧。赵戴之书先后流布，见者或谓二家臆政，反不如朱笺尚存真面。杨、熊此疏，乃决定用朱本为正文，赵戴所改，认为确凿不可移易者，据以正朱；杨、熊自定者，亦如之。而赵、戴所改不尽合者，仍返朱旧。古今体大思精之作，皆有独到主张，不肯苟同于人。前人是者从之，非者正之，虽在师友，不能依违假借。杨、熊《水经注疏》，尤于此深切注意，必如此，全书方能独标主旨、卓尔不群。
2.洋著注文之出处，以见郦氏删取群书之迹。《水经注》广征博引，地记山经，以及名胜古迹之簿录、道佛虞初之雅记，无不佐其博闻，供其参证。郦氏作注之时，左右采获，镕铸必多，掇彼精英，渲其词采。今原书大都久佚，后人多无从辨识。朱、全、戴、赵诸家，于郦注所本，未能遍征出处。杨、熊所疏，凡六朝以前地记、图经、逸文，引见于唐宋类书，及《寰宇记》、名胜志者，靡不逐条勘复，证其所出。
3.博采经传雅记，三五互证，以疏郦注之疑滞。此为“疏”之本体。杨、熊既以疏名其书，则于校正文字、详征出处之外，自当博考群籍，钩稽史实，以疏注义。《水经注》所记之地域山川，往往以迁徙靡常，建置无定。杨、熊此疏，详加勘审，概著今名，令读者一展卷，而识今地之何在。
4.细按地记图经，反复雠校，以弼郦注之违失。古今鸿编臣制，体大思精，采获遍及群书，千虑终难免一失；后人读书稽古，偶不经意，鲜不为古人所惑。何况《水经注》集域内川流，述前古之往迹，致误与遗失皆所难免。郦道元生长北方，服官中尉，戴东原所谓“塞北群山，江南诸派；道元足迹，皆所未经”。杨、熊之疏郦注，其于传写致误者，或引群书以勘正，或举事实以阐明；而于郦氏注文之失，则核之以当世之地理图籍，考稽古今水道，以纠郦氏之误。
以上四点，殆其重要者。实则杨、熊此疏，抉择精审，包孕宏富，集向来治郦注之大成，是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成就。
(四)邹氏舆地世家与亚新地学社的创办
明清时代，在荆楚地理学和史学领域不仅有徐霞客的地理考察，有王先谦、杨守敬这样的史学、地理学大家，而且还出现了邹氏舆地世家[4]。
1.邹氏舆地世家的兴起与武昌舆地学会的创立
邹氏舆地世家，祖居湘中新化县罗洪村(今属隆回县)。其舆地学，发端于清中叶嘉庆年间邹文苏之妻吴珊瑚(字季瑚)。吴珊瑚是当地舆地学家吴兰柴的女儿，因协助其父吴兰柴编较舆地书籍而通晓古今舆地。出嫁邹文苏后，所生6子从小受其熏陶，长大后都继承母业，从事舆地学术研究，数第3子汉勋(1806—1854)最有出息。咸丰二年(1852年)，曾为魏源《海国图志》绘制列国地图，并与魏源合撰《尧典释天》，有较高的知名度，扩大了邹氏舆地学的影响。
邹汉勋之子邹世诒(1838—1908)，继父业，颇多创新。咸丰八年(1858年)，邹世诒应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聘请，至武昌参与编纂绘制《大清一统舆图》，还负责湖北、湖南等省的省县地图编制，绘有《湖北通志图》、《湖南通志图》、《直隶通志图》、《贵州通志图》等地图，被称为邹氏舆地学第3代传人。
邹氏舆地学第4代传人则是邹世诒的侄子邹代钧(1854—1908)。邹代钧在地理学领域虽有多种研究方向，因时值俄、日、英、法等列强蚕食国家领土，便努力从事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两江总督曾国荃的介绍，随朝廷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等国，乘机钻研西方地图学理论和绘制方法，回国后首创中国舆图尺，翻译绘制中外地图，编制《大清会典图》。光绪十七年，张之洞向朝廷借调邹代钧回湖北主持《湖北全省地图》编纂工作以后，继续留任武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好友陈三立、汪康年、吴德潇等人的赞助下，邹代钧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理学会——武昌舆地学会，出版地图，开展学术研究。采用经纬线、中国舆图尺、圆锥投影，晕渲法绘制地图，首创铜版印制中外彩色地图，开传统舆图学向近代舆图学转变的新气象。绘制出版了大量的中外地理著作，使邹氏地理学达到了最为兴盛的阶段。所译绘的《中外舆地全图》、被称为晚清地图集的代表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邹代钧卒于武昌，其家道衰落，舆地学会因经费不足而解散。
2.亚新地学社的创办与贡献
被称为邹氏舆地学第5代传人的邹永■ND043，(1858—1952年)，是邹代钧的堂侄。永■ND043在邹代钧身边作书童，曾随邹代钧出国学习印刷刻版工艺，成为绘图专家，后一直在武昌舆地学会工作。邹永■ND043在舆地学会解散的当年，利用学会部分资产，筹资在学会原址，即武昌横街，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民办地图出版社——亚新地学社。社名取“亚洲”及其家乡“新化县”的首字而得名。该社从1908年创办到1954年迁至北京，合并于国家地图出版社为止，先后由邹永■ND043及其子邹兴矩(第6代传人)，其孙邹新垓(第7代传人)三代苦心经营，长达近半个世纪。20世纪20年代，学社兴旺时，还在长沙、广州、南京、成都等地设立分社。均采用经纬度等新法绘制地图，套色印刷，精确程度不断提高，国内所出中外地图，大半出于邹家之手。武昌一度成为地图出版中心，为我国地理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1]
《徐霞客游记》卷2下，《楚游日记》。
[2]
《徐霞客游记》卷1下《游太和山日记》。
[3]
《清史稿·儒林传·王先谦传》；王先谦自编：《蔡园自订年谱》，长沙王氏家刻本，清光绪三十四年。
[4]
参考邹永敷：《邹氏地学源流记》，1945年印本。
网页编辑：陈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