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动乱与分裂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一方面，人口的大迁移促进了人们对地理的认识，扩大了地理知识面；另一方面，战争和统治的需要也促使统治者加强对山川地理的注意与调查。而在思想背景方面，由于玄谈风行，名士优游岁月，恣情山水，或者隐逸山林。于是山水自然受到了较
此前更大的关注。因这三方面的原因，地理志的编纂非常兴盛。《隋书》卷33《经籍志二》云：
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
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这些地理总志的编纂，是以地方地理志的编写为基础的。在荆楚地区，历汉末六朝，编纂的地理志大约有60余种，其中最为重要者有如下数种：
(一)盛弘之《荆州记》。此书南北朝齐、梁、西魏间著述中颇见注称，唐、宋地理典籍中尤多征引。然是书亡佚既久，盛弘之生平行状亦不可考。唯《隋书·经籍志》云：“《荆州记》三卷，宋临川王侍郎盛弘之撰”。清曹元忠据《宋书·州郡志》比照《荆州记》，认定成书时间当在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年)左右，[1]大致不误。大约在唐宋间即已散佚。宋初《太平御览》征引此书最详。清人辑录佚文，有曹元忠《汉唐地理书钞》辑本，及善化陈运溶《荆湘地记》辑本，并分为三卷。然所谓诸条恒多稗贩，多有并非出自盛弘之《荆州记》者，需加详审。是书之价值，在于补证《晋书·地理志》及《宋书·州郡志》之记载，而于山川景物、风俗掌故之描述，则殊非二志所能比，于研究荆楚史地大有助益。
除盛弘之《荆州记》外，此一时期内以《荆州记》为名者还有如下五种：
(1)晋范汪《荆州记》。范汪，字玄平，颖川人，历吏部尚书、徐兖二州刺史。《晋书》有传。《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诸书多有称引。今有《汉唐地理书钞》及《荆湘地记》辑本。
(2)宋庾仲雍《荆州记》。《文选》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寰宇记》等有征引。今有清人《荆湘地记》辑本。
(3)宋郭仲产《荆州记》。《唐书·艺文志》谓为2卷。据唐余知古《诸宫旧事》，郭仲产为南郡王从事，宅在江陵枇杷寺南，元嘉末起斋屋，以竹为缅，竹遂渐生枝叶，仲产以为吉祥。俄而预义宣之谋被诛焉。按：南郡王反事在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据此则仲产是元嘉孝建间人。今存清人王氏《汉唐地理书钞》及《荆湘地记》辑本。
(4)刘澄之《荆州记》。刘澄之盖宋齐间人，初官宋，后官齐。另著有《永初山川古今记》、《扬州记》、《江州记》等。有清人《汉唐地理书钞》与《荆湘地记》辑本。
(5)佚名《荆州记》。陈运溶《荆湘地记》辑本以各书所引而未注著者辑为一类，题为佚名《荆州记》。颇疑所辑诸条则上述五书之末注明者，不当别为一书，录此以备考。
(二)鲍至《南雍州记》。东晋南朝于襄阳侨置雍州，北至宛邓，南逾樊沔，跨有今鄂北、豫西南。相对于原在关中、治长安(今陕西西安)之雍州而言，称为“南雍州”。《隋书·经籍志二》称《南雍州记》6卷，鲍至撰。《旧唐书·艺文志》称鲍坚撰，3卷。《南史·庾肩吾传》：肩吾初为晋安王国常侍，王镇雍州，被命与刘孝威、鲍至等十人抄撰众书，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王为皇太子，开文德省，置学士，庾信、徐陵、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按：据《梁书·简文帝本纪》，简文帝萧纲于天监五年(506年)封晋安郡王，普通四年(523年)为雍州刺史，鲍至是志当作于斯时。今有《汉唐地理书钞》辑本。
除鲍至《南雍州记》外，宋郭仲产亦纂有《南雍州记》。《太平寰宇记》有征引。无辑本。
(三)袁山松《宣都山川记》。袁山松，东晋扶乐人，历官宣都、吴郡太守。《宣都山川记》当为山松官宜都时所著。按：宣都郡，吴时分南郡立，治夷道县(在今湖北枝城市)，领夷道、■山宜昌、夷陵四县，统辖地域相当于今宣昌、枝城、长阳、五峰四县市。《艺文类聚》“地部”引《宜都山川记》曰：“自西陵沂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峡口，其山■回隐映，如绝复通，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也。”《初学记》地部引曰：“对西陵南岸有山，其峰孤秀，自山南上至顶，俯临大江如萦带，视舟船如凫雁”。又《舆地纪胜》卷73峡州下引《宜都山川记》有6条。与《水经注》关于三峡的描写相对照，知其皆出自袁山松之手。
(四)罗含《湘中山水记》。罗含，字君章，桂阳耒阳(今湖南耒阳)人，历官桓温征西参军、荆州别驾，宜都太守、长沙相。《湘中山水记》盖其为长沙相时所著。3卷，又作《湘中记》。今有清人《汉唐地理书钞》及《荆湘地记》辑本，然所辑诸条多杂隋唐以后事，显然为后人附益者，不够精审。
此外，尚有庾仲雍及郭仲产所撰《湘州记》，均有清人辑本。
总的说来，六朝时期荆楚地志种类繁多，但大都已不存，清人辑本可资使用，但需加仔细鉴别。就以上诸书现有条目内容看，涉及当时荆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史料价值极高。但间或亦杂有神仙小说家言，运用时需注意。
隋唐时期，荆楚地志多以图经为主要特色。图经，包括图和经两部分，“图”用来形象地反映地理形势，而“经”则用来说明补充“图”。当时大约更重视图，但图绘制不易，雕板更难，所以保存，流传都非常困难。正因为此，唐代的荆楚地志均早已佚失，只可于唐宋类书、笔记中见出一鳞半爪。
今可考知的唐代荆楚地方志主要有吴从政纂《襄沔记》3卷、《鄂州图经》三种、《江夏图经》、《荆州图经》、《荆州图记》、《荆州图副记》、《襄州记》、《湘中记》、《湘州图记》、《湘州图副记》等等。其中《襄沔记》，唐吴从政撰。从政，唐中宗时人，自号栖闲子。《新唐书·艺文志》称其书为3卷。《直斋书录解题》谓是书“纪襄汉事迹详矣”。《太平御览》、《太平广记》、《舆地纪胜》多所征引。
注释：
[1]
金■NB32F王氏《汉唐地理书钞》，吴县曹元忠辑本，序。
网页编辑：陈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