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说的医学是指中国传统医学，即“中医学”。中医学的概念是晚清西医学传入后才有的，故行文中一般将中医学直称“医学”。中医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而且已成为世界上与西医学互补的两大体系之一，并继续发展造
福全人类。荆楚医学既在整个中医学的形成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荆楚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先秦荆楚医学
荆楚医学源远流长。古人盛传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这正是远古先民对植物药性尝试的一种传统反映。考古学者在荆楚西北部的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湖北房县七里河遗址，分别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原始先民存在的拔牙风俗，一般拔去上门齿(犬齿)一到两颗，这是随风俗习惯所作的一种简单的手术，似可视为原始外科的一种萌生现象。
大约入东周以后，荆楚医学才逐渐成熟。荆楚巫风虽盛，虽然民间巫医合一的现象比较严重，但朝廷中已经巫医分职。《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楚臣■子冯为了辞避令尹一职，伪称有疾。楚康王有些疑惑，便“使医视之。”医者返回后就所诊断的情况报告说：■子冯“瘠(瘦)则甚矣!而血气未动(指无病症)。”这位诊断准确的“医”者，显然是有别于巫者的专职医者。
传世和出土文献对东周楚国及其诊断的疾病也有所涉及。《左传》庄公四年载；楚武王因“心荡”而死，时在公元前690年。《左传》襄公三年载，楚共王时，大臣子重伐吴所获不如所失，自咎忧患，遇“心疾”而卒。至于楚惠王吞蛭致病的故事，更为中医界人士所熟知。这个故事见于贾谊的《新书》、刘向的《新序》，王充的《论衡》，并被今日高校教材《医古丈》所选用。其载：楚惠王食寒菹(凉酸菜)而见蛭(蚂蟥)，既想维护法律的尊严，又不愿厨师、监食者被依法处死，便随口将蛭吞下，于是腹部出现病变而不能进食。“令尹见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当死出，因再拜贺病不为伤”。当晚，果然蛭随大便排出，连同“久患心腹之积(瘀血)皆愈。”这里既涉及到楚人对此种误食症诊断的正确性，也表明楚人对“心腹之积”病的认识。另外，江陵望山1号楚墓、天星观1号楚墓、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楚简所涉及到墓主人的疾病及诊断内容有：“痤(■)，以孛心，不入食”；“不能食，以心孛，以■，胸■疾”；“首疾”；“足骨疾”；“■雁疾，以心■”；“又■■腹疾，以少气”；“下心而疾，少气”；“■心疾，少气，不入食”；“腹心疾，以上气(气喘)，不甘食，旧不■(瘥)，尚■■”、“又■■，上气，尚毋死”。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所涉及的病有“疥”、“痔”。其《风赋》涉及到人伤风的病状颇详，其云：“风中人状，直■混郁邑(使人心烦气闷)；驱温致湿(引起湿病)；中心惨怛，生病造热(发烧)；中唇为胗(生疮溃烂)；得目为蔑(害眼病)，■NB123■嗽获，死生不卒。”可见东周时代楚人对各种病症、病因诊断已相当准确。
尽管楚人在生病期间向鬼神卜筮祭祷的现象相当普遍，但应多是在边就医或医者已无法治愈后才出现的。如《左传》哀公六年载，楚昭王率军救援陈国，有疾(腹心之疾)，卜者说“河(黄河)为崇”；周太史言，“可移(病)于令尹、司马。”昭王说既不是黄河作崇，腹心之疾也不能移于大臣。遂卒于救陈途中。这些现象显然应是在太医无法治愈的情况下出现的。并非生病后全用巫卜祭祷。这种医巫并举，或先医后巫的情况，在今日偏僻的乡村尚无绝迹。
随着医疗经验的积累，楚人对药物的认识也更加丰富起来。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南方潮湿，楚人出征多备有治风湿病的药物。如用“麦■”、“山鞠■”(川■)、治疗“鱼腹疾(一种风湿病)”。又如楚人对兰花药用价值的利用也是很突出的。兰花在屈赋中30见，其中佩兰、泽兰具有药用价值，佩兰：味辛、性平，化湿开胃；泽兰：味苦，性微温。活血破瘀，通经行水。从屈赋得见，楚人不仅采自野生，而且还专门种植它；不仅经常佩戴，而且还用以辅助制作蒸肴和沐浴。《九歌·东皇太一》曰“蕙肴蒸兮兰藉”，《云中君》曰“浴兰汤兮沐芳”。这两种用途，除了借用其香味之久，前者的运用，可使蒸肴成为药膳；后者则具有保健作用。
东周时代，随着学术思想的活跃，也出现了大批医疗技术专书和医学理论著作。正是由于包括荆楚地区在内的各区域医学的发展，才孕育出像《黄帝内经》那样的医学理论名著。正是由于先秦荆楚医学的基础，才有了张家山、马王堆等大批汉代简帛医学著作的流传。
(二)秦简法医学
商国时期，随着医学知识的日益增长，医术已不但用于人们日常的看病、治病，而且也开始进入司法领域，成为辨明案情的一个重要手段。也就是说，中国的法医学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开始萌芽产生了。《礼记·月令》中即有“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心编平，戳有罪，严断刑”的记载。这里的“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实际上就是法医的检验与作出判断的过程，是端平狱讼，惩恶扬善的重要依据。
但是，有关法医在实际案例中的操作过程，我们最早也只能看到五代后晋人和凝、和■父子在《疑■集》中对历代一些奇案的记录中进行的描述，不用说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就更晚了。而云楚秦简记录的一些案例中，却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早在秦代的时候法医学在案情判断中的操作过程及发挥的作用。
云楚秦简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某里的里典向官府报告，有一个叫伍丙的人在自己家中自缢而死。于是官府由专门负责狱讼的官员率狱卒会同伍丙的妻子及女儿对伍丙的死状进行了检验。检验完后，他们写出了检验报告：“丙的尸体悬挂在其家东侧卧室北墙的房椽上，面向南，用拇指粗的麻绳做成绳套，束在颈上，绳索的系束处在颈后部。绳索的上系在房椽上，绕橼两周后打结，留下的绳头长二尺。尸体的头上距离椽二尺，脚离地面二寸，头和背贴墙，舌吐出与嘴唇齐，流出■溺，沾污了两脚，解开绳索，尸体的口鼻有气排出，像叹息的样子。绳索在尸体上留下瘀血的痕迹，只差颈后两寸不到一圈。其它部位经检查没有兵刃、木棒、绳索的痕迹。房椽粗一围，长三尺，两距地上土台二尺，在土台上面可以系挂绳索，地而坚硬，不能查知人的遗迹。绳长一丈。死者身穿络制的短衣和裙各一件，赤足。”[1]由此可以作出判断：死者确属自缢而死。
在案例的传语中，作者总结出了一套检查自缢者的方法：“检验时必须首先仔细观察痕迹，应独自到达尸体所在地点，观察系绳的地方，系绳处和有绳索的痕迹，然后看舌是否吐出，头脚离系绳处及地面各有多远，有没有流出屎尿。然后解下绳索，看口鼻有无叹气的样子，并看绳索痕迹瘀血的情况。试验尸体的头能否从系在颈上的绳中脱出；如能脱出，便剥下衣服，彻底验看尸体全身、头发内以及会阴部。舌不吐出，口鼻没有叹气的样子，绳的痕迹不瘀血，绳索紧系颈上不能把头脱出，有这些情况就不能确定是自缢。不过如果死的时间很长的话，口鼻也有不发出叹气的情况的。自杀的人必定有原因，那么要询问同他住在一起的人，让他们回答其原因。”[2]
云梦秦简中还记录了一个案例：一位怀孕六个月的妇女甲与另一女子丙发生争执，结果丙将甲摔倒在地上，导致甲流产。于是事情闹到了官府。官吏随即派官吏及有多次生育经验的女狱卒去检查婴儿以及甲的情况。最终的检验报告上说：“胎儿已先用布巾包裹，形如凝血，有从指到时节长短，不能辨出是胎儿。当即放在一盆水中摇荡，凝血确系胎儿。胎儿的头、身、臂、手指、大腿以下到脚、脚趾都已像人，但看不清眼睛、耳朵、鼻子和性别。从水中取出，又成为凝血的形状。”同时，由有生育经验女狱卒的报告说：“甲阴部旁边有干血，现仍少量出血，并非月经。某人曾怀孕流产，其阴部及出血情况与甲相同。”[3]
以上所举两个案例说明，至迟到了秦代，我国的法医学已趋于成熟，对一系列的死亡、伤残案情都已经有了一套颇为完善的检验方法及经验。而在案件的最后判决当中，法医的结论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些方法及经验对于后代法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无■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张家山、马王堆汉墓简帛所见的医学
战国西汉时期，是我国传统医学奠基与初步成熟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日趋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已被引入医学，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道家的精、气、神及养生理论也使传统医学的内容进一步扩大。同时，随着医学知识的进步，诊断学、病理学、药物学、治疗学、方剂学、解剖学、经脉学及导引术也都有了相当的成就。初步的医学分科也已形成，如小儿科、妇产科、五官科、内科、外科等等。并且产生了《黄帝内经》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医学巨著。可惜的是，这一时期曾经编纂的大量的医学典籍，能够传到今天的，不过只是一部《黄帝内经》而已。这对素以中医而名闻天下的中国传统医学而言，失却了其早期奠基时期大量的珍贵典籍，使得它们源头处于迷雾之中，实在是大可遗憾的事情。值得庆幸的是，解放以来，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医书、医简，从而为了解先秦西汉时期中国传统医学所取得的成就，廓清中医源头的迷雾，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这其中又以湖北江陵出土的医简，湖南长沙出土的医书、医简至为重要。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医书竹简包括两部医学典籍，其一是《脉书》，一是《引书》。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医简则内容颇为丰富、庞杂，按照最后整理的结果，共包括《足臂十一脉戾经》、《阴阳十一脉戾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杂疗方》、《养生方》、《却谷食气》、《胎产方》、《阴阳十一脉戾经》乙本、《导引图》等帛书共11种，以及《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竹简共4种，合计共15种医学典籍。
江陵、长沙两地出土的这17种医学典籍，按其内容可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种是竹简《杂禁方》，只有寥寥100余字，介绍的是一些如何解脱生活中的烦恼事情的巫术，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诸如“夫妻相恶，涂户口方五尺”、“婴儿善泣，涂■上方五尺”之类，即是说如在生活中遇到上述不顺心的事情，可以在门口及窗户周围涂上狗血，即可平息。这显然属于方术一类而非医道。不过在中国古代，医家一直是被归于方术一类的，“医卜星相”常常相提并称，所以也就难免会有类似的东西掺杂在里面了。
第二类是帛书《却谷食气》，篇幅不长，介绍的是如何练气。从其所介绍的服气的内容来看，既非先秦名医医和所说的“阴、阳、风、酉、晦、明”(《左传·昭公元年)》，也非《黄帝内经·素问》篇中所言的“寒、暑、燥、湿、风、火”医家六气，而与《楚辞·远游》篇中王逸所注的神仙家六气同为一物，即春之朝霞、秋之沦阳、冬之沆瀣、夏之区阳并天地玄黄为六气。
第三类为帛书《胎产书》，属于妊娠及养胎的医学知识。书中介绍了使妇女怀胎的最佳时间，胎儿在母腹中十个月逐月的情形，孕物后禁忌的食物及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婴儿生产前后的处置方法(帛书《杂疗方》中■藏埋胞图法亦属此类)。其中提到胎儿“三月始脂，果隋宵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义，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侏儒，不观沐猴”。认为怀胎三月的时候，正是胎儿成形之时，外界事物对她会有很大影响。因而作为父母，要尽量接触一些比较美好的事物，避免丑陋的东西。这其中虽然有些不科学的地方，所谓“当是之时，未有定仪，见物而化”，但却是现代医学理论有关胎教的早期资料。帛书《胎产书》的发现，证明唐代《诸病源候论》中的《妊娠候》有一部分内容正与帛书前面部分相近，而唐代《千金要方》中《徐之才逐月养胎方》的租本无趋就是帛书《胎产书》。可见帛书时代所总结的胎产经验对后来的影响。
第四类是竹简《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3篇，内容是介绍房中术及养生理论。《十问》通过黄帝与臣下，尧与舜、王子乔与彭祖、盘庚与■老、鬲与师癸、齐威王与文挚、秦昭王与王期等人的对话，介绍如何通过饮食、锻练、调节情绪等方法来调整阴阳，维持精气，保持性的功能，并通过房中术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合阴阳》篇幅不长，内容是介绍房中术的方法和技巧。《天下至道谈》与前二者内容大体相同，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有关性保健的知识，提出了“七损八益”的理论。其中“七损”是指在性生活当中出现的七种有损健康的情况，即闭、泄、竭、勿、烦、绝、费；而“八益”则是指性生活过程中有利养生的八种情况，即治气、致沫、知时、蓄气、和沫、窃气、待赢、定倾。并且指出：“不能用八益，去七损，则行年■而阴气自半也，五十而起居衰，六十而耳目不聪明，七十下枯上脱，阴气不用，深泣流出。令之复壮有道，去七损，心振其病，用八益以贰其气，是故老者复壮，壮〔者〕不衰。”这3篇医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早期性科学的认识水平。
第五类是帛书《养生方》、《杂疗方》以及《五十二病方》，属于医方书的内容。其中又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养生方》及《杂疗方》的部分内容，属于性医学类的房中方药。《养生方》本身自有目录，共32篇，其中可辨识的有70余个医方；《杂疗方》可辨识者约20余方，其中与房中养生相关的约有10余个医方。涉及到的病例包括对阳虚肾亏、性机能衰退、阳萎不举、精清精少等病症的治疗。其中补中益气、壮阳的方剂较多。此外似乎还有类似于春药的方剂，如《杂疗方》中有“□/皆等，并合，阴□/撮，入前中，女子甚乐，欲之”的文字。(注：其中□/标记为脱字，字数万详。)经现代医家考证，发现其中有些方剂的毒副作用甚大，这大约也是后来一般壮阳药物的通病。
第二种即帛书《五十二病方》。《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方，其抄写时代不晚于秦汉之际，而成书时代当更早，学者们推测它可能比此前存世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还要早。《五十二病方》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痕迹，如以“牝”、“牡”代表“阴”、“阳”概念，除“心”外不见其它脏器名称，用药的量还停留在估测性的“来”、“把”、“三指撮”等度量上，治疗方法只有戾法、砭法而无针法，等等。
《五十二病方》全书共52题，每题下有数量不等的疾病及方药，初步统计各种病名共计103个，能确认的方剂283个，内容涉及到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五官科等不同的类别。所录外科疾病最多，包括外伤、动物咬伤、破伤风、痈疽、溃疡、肿瘤、皮肤病、痔疮、烧伤、冻疮等等；其次是内科，包括有癫痫、疟疾、消化道疾病，泌尿系疾病以及寄生虫病等等；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疾病涉及较少，一般只一、二例。从记录的病例来看，当时对于一些病情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如麻疯病，方中列举了其发病时会在鼻、口、齿龈、手指等处发生溃烂，能让人鼻缺指断，症状很清楚。又如方中将狂犬所咬之人与一般犬咬之人分开来进行治疗，说明当时对狂犬病已经有了解。
对于服药的时间、次数、禁忌等，《五十二病方》中也已开始注意。例如：“旦服药，先毋食□二、三日。服药时毋食鱼，病已如故。”又如：“壹饮病愈，日壹饮，三日，病已。”
方中所载方剂多数都是两味以上药物组成的复方，而且已经掌握了根据病情而酌情增减用药量的辨证施治的方法。例如：“治白蔹、黄耆、芍药、桂、姜、椒、茱萸，凡七物。骨疽倍白蔹，内疽〔倍〕黄耆，肾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撮一入杯酒中，日五六饮之。”
方中不仅列举了各种病症药物内服的治疗方法，而且还总结了许多外部治疗方法。如外敷法、药浴、熏蒸、熨、砭、戾按摩、拔火罐等等，尤其是其中还列举了一些外科手术。
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五十二病方》中还保留了先秦时期对药物的认识知识。《五十二病方》中保留的药物名称达247种之多，按类别可分为植物类、动物类、矿物类、人体类、物品类。其中植物类最多、细分又有草类、谷类、木类、果类等；动物类包括禽、兽、鱼、虫等；而人的发、尿、骨、乳也被入药。这些药物的功效及适应症，经现代医学的临床验证，发现有许多与记载是相吻合的。与现存最早的药物学著作也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相比较，《五十二病方》中有近110种药物与之相同，另外还有一部分则可见之于六朝时期的《名医别录》，而中国的药物学正是在上述两部药物学著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证明《五十二病方》对于中国药物学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不过白璧微瑕的是，《五十二病方》同其它这类早期臣书一样，也保留了一些巫术类的东西。例如：“令疣者抱禾，令人呼曰：‘若胡为是?’应曰：‘吾疣。’置去禾，勿顾。“就是让长了疣的人抱着一捆稻草，让其他人与之一问一答，这样就认为可以把疣转稼到稻草上去，而人就好了。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但是，瑕终不能掩瑜，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方书，《五十二病方》为我们展示了先秦时期我国传统医学在诊断、药物、治疗、医疗分科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了解先秦时期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水平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第六类是帛书《足臂十一脉戾经》，《阴阳十一脉戾经》甲、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以及竹简《脉书》。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整理过程中，是将《阴阳十一脉戾径》、《脉法》及《阴阳脉死候》分成了三部书，当江陵竹简《脉书》出土以后，才认识到这三部书实际上应是是一部书的内容，也就是《脉书》。它们都是关于经脉学说的早期著作。
在马王堆汉墓医书出土之前，我们知道的最早的经脉学说是《黄帝内经》的《灵枢·经脉篇》，马王堆及江陵张家山医书，医简的出土，让我们看到了成熟以前的经脉学说，向我们演示了经脉学说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足臂十一脉戾经》以先足后手的顺序，按从四肢末端向胸腹式头面的向心方向，分别介绍了足太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足少阴脉、足太阴脉、足厥阳脉、臂太阳脉、臂少阴脉、臂太阳脉、臂少阳脉、臂阳明脉等11条经脉的循行径路，以及每条经脉常见的病症，治疗的方法也就是戾法，所列病症总共78例，每脉多者16例，少者一例。《阴阳十一脉戾经》成书的时间较《足臂十一脉戾经》稍晚，介绍的经脉仍是11条，但其中的臂太阳脉、臂少阳脉、臂阳明脉却还保存了更原始的名称，分别称为肩脉、耳脉、齿脉；书中对经脉的叙述也做了一些调整，采取的是先阳脉后阴脉，先足脉后手脉的方式；而对经脉循行方向的认识也有了提高，除大部分经脉的循行方向仍是向心式外，已认识到有的脉(肩脉和手太阴脉)循行的方向是由头式腹部流向四肢末端的远心式；所列举的病症也较《足臂十一脉戾经》多出一倍，达147种，每脉多者22例、少者5例，并且已能根据致病原因的不同将病症划分为“是动病”和“所产病”两种类型。到了《经脉篇》，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到比较成熟的经脉学说了。首先，前二者都只有“脉”这一称呼，而且《足臂十一脉戾经》的“脉”还是古写的“温”字，而《经脉篇》则已使用了“经脉”一词；其次，《经脉篇》中所叙述的经脉增加了“手厥阴脉”成为十二经脉，标志着中国的经脉学说已有了初步的定型；再次，书中对于经脉循行的方向则表现得更复杂，手三阴脉是从胸向手的方向循行，手三阳脉则从手到头，足三阳脉是从头到脚，而足三阴脉则是从脚到胸，由此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经脉循环系统；最后，《经脉篇》所列举的病症，已多达217种，每脉多者35例，少者9例，而治疗的方法也已不限于戾法，增加了针法及药物治疗法。
由上述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脉学说，也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才最后走向成熟，而《足臂十一脉戾经》、《阴阳十一脉戾经》及《黄帝内经》的《素问·经脉篇》正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学科从发展到成熟之间所留下的深深的足迹。
江陵张家山竹简《脉书》后面的一部分，也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脉法》及《阴阳生孔候》所涉及的主要是治疗学及诊断学的一些内容。治疗学的内容谈到的主要是所谓“砭有四害”，即在用戾法治病时，对患处的处理过深、过浅，范围过大、过小都是不正确的，不利于对疾病的治疗。诊断学方面的内容，则包括了切脉的方法，说明不同的脉象所代表的疾病信息；列举了肉、骨、气、血、筋五个方面由表及里诊断致死性疾病的“五死”的方法。说明当时在切诊和望诊上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第七类是帛书《导引图》和竹简《引书》，内容分别是中国古代导引术的图式及文字介绍。所谓导引术，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气功。导引术作为一种医疗与健身合而为一的独特运动方式。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医学门类，《庄子·刻意》篇中即有“呼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的记载。而后人所熟知的三国时华佗所创之“五禽戏”，即是将山前流行的导引术整理成模拟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照式练习，以达到祛病强身的目的，并指出：“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
马王堆汉墓所出《导引图》，是在长约100厘米，高宽50厘米的帛上，以黑线勾出正在运动形态各异的人物轮廓，再填以朱红式青灰色彩。人像一共4排，每排11人，男女皆有，长袍、短褂及裸露上身者杂处，除少数手持器械如木棒者外，余皆徒手。图中人像形态各异，有双手高举者，有双手侧手举者，有双手前举或后伸者，有双手一举一垂、一高一低者；有直立者，有侧转体者，有俯身弯腰者；有抱膝者，有蹬腿者，有跳跃者。每图侧原都应有几个字的简短说明，但由于残损，现只剩31处。这些文字说明有三种内容：一种是说明人体动作形态的，如“仰呼”等。一种是动作所模仿的动物姿态的，如“鹞背”、“熊经”等。一种是说明该动作所主治的病症，如“烦”、“聋”等等。不过因为《导引图》只有形象，文字说明又极简略，因此对于有些动作的做法和作用尚不能完全明了。
竹简《引书》的形式与《导引图》正好相反，它只有文字说明而无图式，因此在有些方面也正可与《导引图》互相印证。《引书》的具体内容，学者们有分三部分及六部分的不同意见，从总体内容来讲，它应该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有关四季的养生之道。这部分可以看做是全书的一个引言，强调的是四季日常饮食起居习惯对人体的影响。第二部分是介绍41种导引术式的名称及动作要领，在这一部分的开头有一小节是专门介绍足部运动的，从它与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并不相干的情况分析，应当是在正式做导引前的准备活动，类似于今天在进行剧烈运动以前进行的活动足部关节，以防受伤的运动，整个第二部分只介绍动作，不涉及作用，似乎只是一种日常普通锻炼的套路、并不针对具体的病症。第三部分具体介绍了44种病症的导引术治疗方法，其中末尾一小段属总结性内容，综述了一些导引术式对身体某一部位的防病治病功效。第四部分的内容是探讨人生病的原因，指出：“人所以得病者，必于暑湿风寒西露，腠理启合食饮不和，起居不能寒暑相应，故得病焉。”并且还分析了穷人与富人病因的不同。说明当时对于病理已有相当的认识。这一部分可以看做是与第一部分的呼应。它们传达的是同样的信息，即防病甚于治病。
与《导引图》相比较，《引书》的内容更丰富，介绍也更为详尽、系统。《导引图》中有的术式，可以有《引书》中找到详细的文字介绍，从而为《导旨图》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而《导引图》中有的图式，虽能在《引书》中找到同样的术式名称，但动作与文字说明相对照，却是颇有差异。推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原因可能是套路的传承本来就是不同的，故名称虽同而内容相异。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同一套动作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形。
(四)医圣之圣
随着医学的发展，东汉末年，荆楚地区还出现了被后世称为医圣的张仲景。
张仲景，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市西南)人，名机，字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大约生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150年)，死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史书无传，其事迹散见于《脉经》、《针灸甲乙经》、《名医录》、《校医伤寒论》及《仿寒杂病论·自序》等医学典籍当中。从这些零零星星的记载中，可以断断续续看到张仲景的生命轨迹。
张仲景自小便喜好医学，曾从同郡名医张伯祖学习，尽得其真传。但张仲景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勤求古训，博宋众方”，[4]阅读了大量的前人医学典籍，从中汲取养分，使自己在诊断、处方、用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
张仲景十分仰慕先秦名医秦越人、扁鹊等人高超的诊病能力，他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5]前辈名家对病情出神入化的判断能力，激励着他努力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张仲景也十分痛恨庸医的敷衍塞责。草菅人命，他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病问疾，各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明堂■庭，尽不见察。”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鞭策，张仲景的医术日臻化境。传说他曾在汉末著名文学家王粲20几岁时，就诊断出他身上潜化着一种疾病当在40岁左右发作，可惜王粲不以为然，后果死于此病。
为了解除更多人的疾病痛苦，也为了收集更多的民间验方，学习别人的长处，磨练自己的医技，张仲景不辞劳苦，做起了走方郎中，先后在洛阳、修武等地行医。这样经过多年的收集、整理、运用，张仲景掌握子大量的民间验方，并用它们治愈了无数的病人，因而有“经方大师”的美誉。
在仕途之，有的书籍说他青年时期曾被推举为孝廉，晚年一度做过长沙太守。年轻时曾被推举孝廉是可信的，因为汉代的“孝廉”是以人的品性作为推举条件的，以张仲景悬壶济世的慈悲心肠，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不过孝廉只是一种功名，却不是实授的官职。而长沙太守则是实实在在的做官，以张仲景的素志必不肯为，他的愿望是在行医四方，治病教人，他鄙视那些一心只顾追求荣华富贵的人，在《伤寒杂病论》序中，他曾斥责道：“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心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各。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皮不存，毛将安附焉。”我们还可以看看，历代的医道名世的医学家，有哪一位是贪恋荣华富贵的，有哪一位是借医道而走上仁途的。因此，张仲景曾做过长沙太守的说法，不是信史。
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传染病有如瘟神一般，在中华大地肆虐，所至之处，人畜几乎为之一空。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张仲景目睹了他的家人亲戚一个个离他而去，原来有200多口的一个兴旺的大家族，转眼间只剩下了几十口人。而死的人当中，又有十分之七是患了伤寒。张仲景痛心之余，“感往昔昔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于是“勤求古训，博宋众方”，综合《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学典籍的精华，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这样一部医学巨著。
《伤寒杂病论》共分16卷，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齐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临诊医学专著，它的完成，使得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理，即有关辨症的理论，《伤寒杂病论》首先指出：病的起因无非是三点：“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在此基础上，张仲景指出了辨症的方法，即“六经”、“八纲”。
六经，六种辨症的法则，是张仲景在《内经》有关“■热病者，皆伤寒之类”论述及外感热病在巨阳、阳明、少阳、太阳、少阴、厥阴六经传变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综合病邪侵害经胳、脏腑的程度，外感热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症状等，提出急性传染疾病的六大类型。如：病邪在于肌表为“太阳病”；病邪处于表里之间为“少阳病”；病邪已由表至里，即为“阳明病”；等等。三阳病为表症，如治疗不当，或不及时，则由三阳病渐入三阴病、脏腑受损，则表现为寒虚里症。张仲景同同辨证地指出，外感热病不一定照六经的顺序逐经传受，有传与不传，循经传与越经传，有一经病与数经病等种种不同。为了进一步准确地诊断病症，分清病情的主次、轻重、缓急，张钟景在六经的基础上，以阴阳为总纲，再辨之以寒热、虚实、表里，运用了后世称之为“八纲”的辨症方法。“六经”、“八纲”的辨症方法的确立，将中医诊断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法，即疾病治疗的方法，张仲景首先指出了治疗原则应当是“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也即表热实症以驱邪为要，寒虚里症以扶正为本。在此基础上，张仲景创造性地运用了汗、吐、下、和、清、温、外、消这样八种后人称之为“八法”的治疗方法。此外，张钟景还首次提到了用人工呼吸法救助自缢者，其方法与现代临床运用的人工呼吸法基本一致。
方，即处方。《伤病杂病论》中共载有医方375个，除去重复者外，实际保存的医方仍有269个。这些医方用药谨慎、剂量精确，而在对症下药、加减化裁等方面又颇为灵活，对于每一病症都有专用的方药。其疗效可靠，有许多方剂直到现在还用于临床治病。张仲景对药物的煎法、服法、禁忌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药物的疗效，他运用多种剂型用于临床治疗，包括汤剂、丸剂、散剂、膏剂、栓剂、洗剂、浴剂、酒剂、熏剂、滴液等等，剂型之丰富，已远远超过前人。
药，《伤寒杂病论》中共使用了214味药物。
张仲景一生著述颇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黄素药方》、《辨伤寒》、《疗伤寒身验方》、《评病要方》、《疗妇人方》、《五脏论》、《口齿论》等医学典籍问世，可惜这些书早已失传。即使是侥幸保存至今的《伤寒杂病论》，也在它问世不久即已不传。西晋的王叔和也只能搜集到其中论伤寒的部分而辑成《伤寒论》一书。以后唐名医孙思邈著《千金翼方》时，将《伤寒论》的大部分内容收载于内。直到北宁的林亿，又重新据《伤寒论》及《金匮玉函要略方》，将《伤寒杂病论》的内容辑成《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两本书，遂得以流传至今，但却已非原貌了。
《伤寒杂病论》是在系统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科学的辨证施治的原则，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因此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在宋代，《伤寒杂病论》还成为官办医校的教材。其影响并远及于朝鲜、日本，直到现代，日本还有不少专门研究《伤寒杂病论》的团体。正因为张仲景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所以被后世誉为一代医圣。
(五)唐宋名医王彦伯、庞安时
王彦伯是唐代荆楚地区的一位名医，江陵(今属湖北荆州)人，生卒年不详。王彦伯是道士，但是精于医学，尤其擅长辨别各种脉象。因为医术高明，前来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他的庭院中时常摆放着三、四个炉灶，用于煎煮草药。根据不同情况，他会吩咐病人服药：“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饮此。”[6]病人照此服用，无不见效。
某日，裴尚书的儿子患病，各路名医均束手无策。有人提议请王彦伯视诊。王彦伯号脉良久，然后说：“都无疾!”[7]仅以药散数味，令病人服下，病人症状当即消失。尚书询问缘由，王彦伯告诉是食用了无鳃鱼而中毒。尚书令仆人也食用无鳃鱼，果然症状与其子相同，这才完全信服。
宋代的蕲水县(今湖北浠水)还出现过一位名震江淮的医生庞安时(字安常)。当年，一代文豪苏轼因诗作而获罪朝廷、贬官黄州(今属湖北)时，一遇有疾，总是求助于邻县的庞安时，苏轼对他的医术有很高的评价。苏轼也是精通医学之人，在《苏沈良方》这部医学名著中，苏轼有方48则。
庞安时(1042—1099)出生于世医之家，他很小的时候，父亲为培养一个能继承家学的人才，就教他读书识字，而他也有过人的记忆力。父亲又授以脉诀，可是庞安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取来医书，开始研读《黄帝内经》和扁鹊的著述中有关诊脉的要义，这表明他必然要超过他的父亲。他的进很很快，不但粗通前人的学说，还时出新意，有了独到的见解，这使父亲也大为惊异。此时，他还不到20岁。
据《宋史·庞安时传》记载，经他治疗的病人，十之八、九都能痊愈，因而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庞安时又专门腾出房间，供病人居住，他亲自为病人送去粥饭和药物，一直到病人治愈，才允许返家。当患者拿来金帛酬谢时，他只收取一部分作为医药费。有些患者无力付费，便以字画相谢。苏轼对此十分了解，他说“庞安常为医，不志于利，得善书古画，喜辄不自胜。”[8]一些医家也受到他的感染，九江(今属江西)的医生胡道士也是苏轼的朋友，在为苏轼看病后，便援引安常故事，请苏轼以字画相赠即可。
庞安时救活过无数的病人。但也有回天乏术的时候，这时，他必定如实相告，这正是一个真正有道德的医家的做法。
良好的医德是行医人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之一，而精湛的医术同样是医者立身之根本。有一年，庞安时来到安徽桐城(今同地)，他的弟子李百全得知一民家有孕妇正待产，直到第七天，婴儿仍未产下，在尝试了各种方法后，仍无济于事，李百全请老师前去诊治。庞安时迅速查看了病人的情况，连声说：“她还有救!不会死!”于是，命其家人用温水为孕妇暖腹，自己则立即按摩、治疗。孕妇顿觉胃肠微疼，正呻吟间，孩子已经落地。家人又惊又喜，不知这位医生的高明之处在哪里。庞安时回答说：“婴儿早已出胞，只是一只手还误拽着母亲有肠子，便无法脱身，所以，这不是符咒或药物所能解决的问题。我在扪诊时，发觉了婴儿手的部位，便针其虎口，他感觉到疼痛，自然会缩手，这样孩子很快就生下来了。”[9]大家抱过孩子，果然他的右手虎口还有针痕印迹。人们无不佩服他精妙的医术和临床的决断能力。
苏轼在黄州时，一次，去城东南三十里地的沙湖，察看欲购之田地，不想却患病，便求医于庞安时。这是庞安时与苏轼的首次谋面。庞安时有耳疾，他们就以手指画字。事后，苏轼说：“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指画字，不尽数字，辄深了人意。”两人很快成了朋友，苏轼与他开玩笑道：“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10]庞安时很快医好了苏轼的疾病，二人同游于蕲水城外的清泉寺，那里有王羲之的洗笔泉。元丰五年(1082年)，庞安时又为苏轼诊治左手无名肿胀，仅一针便治愈。
庞安时在57岁时，因病而死。弟子们曾请他为自己诊脉，他笑着说：“我已经仔细拿脉，况且从呼吸中亦能察出脉象。现在我的胃气已绝，无法医治了。”几天后，他与客人说着话即去世。
名医必然饱学，从来都没有俭腹之人而能成名医的。庞安时之成就为一个高明的中医，是他长期学术积累所致。大约20岁时，他得了耳疾，这成了他读书的一个直接动力，于是他更为刻苦地研读《灵枢》、《太素》、《甲乙》等医学经典，凡经传百家之涉及医术者，亦无不通贯。这样，他就取得了较高的认识。他说：我几乎遍读了所有医书，总认为扁鹊的医术颇为精深。能传承他医术的《难经》，言辞简略，其意图正是要后人根据病情，辩证施治。我的医术，大致端出于此。循着这位名医的教导来为人疗疾，遵从辨证施治的精神，治疗效果就好。例如，切脉的关键在两手的寸部处，即人迎和脉口。此二脉阴阳相应，如两条引绳，若阴阳平衡，则绳之大小相等。因此，宜定阴阳于喉、手，再取脉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温于伤寒。这些脉学知识由扁鹊略开其端，我再参照《内经》等书，加以运思而来。只要审而用之，顺而治之，治疗的效果就会很好。[11]
庞安时正是根据中医理论辨证施治，认真反省和总结，才取得了医学上的成就。他不像某些庸医，只凭几个验方去应付形形色色的病人，那样，当然不会有好的治疗效果。苏轼是了解他的朋友的，他说庞安时“博极群书，而善穷物理”[12]，又说他“颇博物，通古今，此所以过人也。”[13]这正说到了事物的根本处。
为了将医术传于后世，庞安时还著有数万言的《难经辨》，又有“观草木之性与五藏之宜，秩其职任，官其寒热，班其奇偶，以疗百疾”[14]而写就的《主对集》1卷。并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加以补充，成《伤寒总病论》。他考虑到长久以来，中草药库不断丰厚，若不及时反约，将古人不知、今人难辨的那些有确切疗效的草药记载下来，终究是一种遗憾，于是，又有《本草补遗》一书传世。这位名医的医疗实践和著述就这样造福了荆楚乃至更遥远地区、更久远之后的民众。
(六)儒医曾世荣、万全
祖国医学十分强调医和儒的关系，虽然医、儒分属不同学科，但是它们确有相通之处。元代医家张从正曾说：“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15]。儒是医的基础，医是儒的延伸。在古人眼里，医儒同道，两者不可或分。在实践中，一个优秀的医家往往有着良好的儒学素养，元明时期的曾世荣、万全正是由习儒转而行医，又都在儿科方面斐然有成。
曾世荣(1252—1333)字德显，号育溪，元代湖南衡阳(今同地)人，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后来转向医学，曾师从刘世甫、戴克臣学儿科。曾世荣擅长辨证施治，正者正治，反者反治，用药十分大胆。他曾经在盛暑用大燥纯阳的附子，而隆冬用大泻湿热的大黄，颇见奇效。他行医50余年，救治过无数病患者。既有高明的医术，还能以仁者之心待人。他曾自题画像云：“涉历风波老此身，业医惟务体诸仁。幼吾幼及人之幼，一念融为四海春。”
他的著作主要有《活幼新书》和《活幼口议》。在《活幼新书》中，既有阐述儿科基本治则的篇章，如《议原本》、《议难易》、《议同异》和《议虚实》等篇，也对不易掌握的儿科疑难疾患从理论和临床两方面进行辨别，如《逆症以顺》、《阴症反阳》、《虚极生热》、《理实致虚》、《利表伤里》等，为中医儿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曾世荣的著作还流传到了日本。
晚于曾世荣200多年的明代人万全也是一位由儒转医的儿科医家。
万全(1488—1578)，字密斋，号江湖逸叟，湖北罗田(今同地)人。万氏原籍江西豫章(今江西南昌)，成化年间，万全的父亲菊轩因行医至罗田，于是定居下来，并在此娶妻生子。万全的祖父杏诚、父亲菊轩均以儿科而名闻乡里。万全自幼研习儒家著作，曾游学于罗田名儒张玉泉、胡柳溪门下，获取了秀才的功名。但是此后仕途不顺，加上父亲患肺痨去世，家境改变，万全被迫放弃儒学及科举，继承了万氏小儿科的医术。
因为有良好的儒学根底，对典籍涉猎广泛，于是万全能博取众家之长，使万氏小儿科的医术有更大长进。万全的医学思想受宋代儿科大师钱乙的影响很大，认为小儿肝常有余，而脾常不足，以此为基本施治方针，重视对脾胃进行调补。又长于望色、切脉，对小儿痘疹、痉风等病的治疗有独到之处。所用方剂，简便实用。如他的“万氏牛黄清心丸”，药仅6味，但是疗效可靠，至今仍然是治疗小儿急惊风的良药。对小儿的疾病，万全采取了综合的疗法，除药物外，又以推拿按摩法同时施治，以提高疗效。他还要求重视小儿的合理养护。万全的儿科治疗经验，即使在今天也仍然被广泛采用。除了儿科，万全也擅长妇科，强调妇科疾病以培补气血、调理脾胃为主，著有《万氏女科》3卷。
万全以其精湛的医术，救治过无数病人。某日，他行医在外，遇到一个痘疹患者，已经昏死半日，家人以为无救，而万全说：“可活!”只见他将患者放入污泥之中，让痘疹复发，并徐徐喂以汤药，三日后此人病情果然好转。城中有一少年不信万全的诊治如此有效，便称病卧床，令仆人请万全出诊。少年从重帏中只伸出手使诊，万全切脉后说：“越十五日当死，不可救，服药无益。”少年大怒，冲出帏帐，吼叫道：“我何病?聊试汝耳!”到了第十四日，少年果然病发身亡。[16]他曾在江西湖口救治过一个难产将死的孕妇，凭借一根银针，就挽救了大人和婴儿的性命，被人们视为“神医”。
万全是一个有追求的医家，他不以一个忙忙碌碌的草医自足，而能将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起来，著有《万密斋医学全书》，收万氏著作18种，共150万字。其中以《幼科发挥》对后世影响最大。全书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名垂史册。万全的著作还传入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受到海外中医学界的极大赞誉。
万全身后，其医名仍在荆楚一带流传，直到100多年后的清朝，康熙皇帝鉴于他有高超的医术，又加封他“医圣”的称号。
(七)医圣李时珍
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始于近代的西方，它深刻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与社会生活，然而，任何一门自然科学质的前行都孕育于漫长的量的渐进。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以进化论闻名的达尔文，对早于他300年的中国明朝人——李时珍的科学研究工作有过高度的赞誉，称赞李氏的著作《本草纲目》是“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不过，从更完整的意义上说，李时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中草药药物学家和中医学家，他所创立的药物学体系，他的科学研究方法、辨证思维的法则和挑战自身的勇气、勤于学问的恒心，都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可供继承的文化遗产。
李时珍(1518—1593)出生于蕲州(今湖北蕲春)东门外的瓦硝坝上，少年的李时珍，并未料到自己日后会做一名医学科学家，此时，他走的是一条科举入仕的正途。尽管时珍的祖父和父亲言闻(号月池)，都是乡间的走方郎中，当时人称为“铃医”，但是父亲再也不想让儿子照自己的模式生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毕竟科举是正业，行医人是谈不上社会地位的，人们将医、巫并论，称之为“医卜星相”。虽然乡亲们离不了医生，但是父亲身为饱学的秀才，知道外面的社会看不起医生的职业。读书人能以兼通医学为荣，却万不可以此为第一职业，行医是士人们不屑为之的事情。
父亲为儿子设计的是一条平坦而又光耀门庭的生活道路，于是按照父亲的期望，嘉靖十年(1531年)，14岁的时珍考中秀才。此后的10年中，他又3次往返于省城武昌去应乡试，其间一次甚至拖着“骨蒸”后的病体前去应式。然而，每次的结果都一样，似乎命里注定，他必得摒弃科举入仕的正途，要在医学的艰辛旅途中成就他光辉的事业。
大约在24岁的这一年，时珍终于放弃了科举的生活，彻底转向医学。从此，实现了他人生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
幼年多病，加上父亲是一名医生，自己又有扎实的文化功底，这就使他很容易走上行医之路。但是，做一名辛勤万状的乡村名医毕竟不易，而要能够著述成家，承担起新时期重新撰写本草学的科学重任，就更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一个乡村医生与药物学家、医学家之间，究竟存在着多远的距离。
他开始对传统的医学精华作广泛而深入的汲纳。由于父亲与当地名门郝家有些交谊，时珍得以出入郝家，阅读其家藏的大量医书。当地另一大族顾家的后人、诗人顾景星，说时珍“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不窥”。[17]他自己也说，“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①看来他的读书方法是大量阅读，勤于笔录，由此积累了不少资料。他读过的医书既有《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基本典籍，又有金人张子和的《儒门事亲》，李东垣的《医学发明》、《脾胃论》，元人朱丹溪的《格致余论》等医学经典，他读过的药物学、动植物学、博物学以及经史等多学科著述也不在少数，仅在编撰《本草纲目》的过程中，他所参考的书籍就有药物学著作41种，医学著作277种，经史百家著作440种，总共参考了800多种著作，大有一书不读、儒者之耻的精神，其读书中之专与博也可略见一斑。
对一个沉湎于科学的人来说，学习的机会是无处不在的。嘉靖三十八年(1556年)，楚王府因世子有疾，便慕名请时珍诊治，当世子的病治好后，王府命他做了府中主管祭典的奉祠正，也有兼管王府“良医所”之意。虽然做了七品官，但是，王府宠信的是炼丹道士，他并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时珍便利用皇帝分配给王府的丰富图书，为自己的著述作资料上的准备。他还走出王府，来到蛇山观音阁为百姓治病，向他们寻方问药，进一步搜集民间验方。三年之后，他被王府推荐到了京城的太医院，但是这里仍然不是时珍的最好选择。他建议由政府组织力量修订新的本草学著作，却遭到其他御医的反对。在此逗留的一年时间里，可能的好处就是有了出入寿药房、御药库的机会，并能对一些名贵药材作实地考察，使自己的药物学知识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面。
单靠无书不读，还不足以完成对药物学资料的准备，实地寻方采药才是形成第一手材料的必要过程。他本来就不曾脱离过野外观察与实践，有一天，他仿照父亲写《蕲艾传》的实验方法，写了一本《蕲蛇传》。旧时的蕲州有三种特产，都是奉献明廷的贡物，即蕲竹、蕲艾和蕲蛇。为了给白花蛇作传，时珍多次到产蛇的龙峰山，认清了白花蛇的性状、药学功用，连捕蛇的前后过程也都有细心的观察。
在李时珍转向医学的最初十多年期间，他曾带着儿子和徒弟采访四方，向樵人、渔夫、农夫和铃医了解情况，足迹遍及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安徽等地。那些盛产药材的大山，如太和山(今湖北丹江口境内的武当山)、大别山、茅山和伏牛山，都是他采集过标本的地方，由此积累了数百万字的采访资料。他的野外采访，给了他前人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他日后写书，能够将各种动植物解释得一清二楚，又能对以往医书中的伪误作出辨正，决非偶然所得。
对药物学和医学知识以及实地材料的充分占有，使时珍可能站在医学的学术前沿开始写作。况且，他又培养了自己的得力助手，共同走向科学的最高殿堂。最有力的助手当数他的次子建元和弟卫庞宪。建元由秀才、乡试不中而走上了与父亲相同的道路，在父亲的教诲下，他较快地成了一名高明的医生。他为《本草纲目》绘制了全部药图，共计1
000多幅，这一规模是前人不曾达到的，他又负责全书的文字校订。庞宪也是蕲州人，虽然性情有些怪僻，但深为老师的人品和医术所折服，跟着时珍精读《灵枢》、《素问》。时珍命他先不要分心旁骛，要将工夫下在重点书籍的研读上。庞宪后来在基础医学理论方面有所造诣，成了时珍之后蕲州城最著名的医生。
时珍在财力上没有官府或其他团体资助，便依靠个人的力量，人力不够，就自己培养助手。他的困境，反而磨练了他。他的不气馁的精神，与现实环境拼力奋争的胆量，是他成功的最好伙伴。
任何时代都存在着愚昧。年轻时，时珍与父亲一道在家乡的玄妙观行医，一些方士们为当朝皇帝朱厚■崇信炼丹术的行为所支持，横行乡里，将时珍父子赶出玄妙观，在此改建雷坛设醮。时珍不信神仙，却也无力抗争。在楚王府任奉祠正期间，楚王也和皇帝一样，迷恋方术，与时珍的每次见面，总是大谈炼丹之事，并不过问医药，楚王甚至在奉祠正旁建立了九上神坛。时珍无法忍受道士们打醮、敲锣一类行为，常与炼丹的道士发生争吵，道士们竟把炼丹失败归咎于时珍的破坏。有一年，时珍带弟子庞宪去太和山采药，遭到山上道士的阻拉，他们说山上的一切都属于真武大帝，不但没收了所采的药物，又将时珍师徒二人赶下山来。
19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过：“社会踩不死你，就跪在你面前。”时珍的内心从未放弃抗争、去屈从恶的势力。正是对一切非科学因素的斗争，锻炼了他的批判精神，使他真正站立起来，成长为他那个时代的巨大。他能对许多违背科学的诳言进行驳斥，作出自己的判断。因为他的学术精神和做人原则，是格物穷理，从实事中求是。《抱朴子》中说，菌桂可与竹沥或龟脑同服，服至七年，便可步行水上，长生不死；赵佗子服桂20年，果然足下生毛，日行500里，还可力举千斤。《列仙传》一书又说，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亦喜食桂，并出售此药。这一说法为唐慎微的本草所录。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既指出菌桂的药用价值，又批判道：“方士谬言，类多如此。唐氏收入本草。恐误后人，故详记。”[18]他还指斥了各类书籍中所谓久服玉屑、水银、黄连、芫花、杏仁、蝙蝠等可以长生，以及食用丹砂、灵芝、松脂、衣鱼(又名蠹鱼。一种毁坏衣物、书籍的蠹虫)可以成仙的无妄之言。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太和山的道士们为了迎合帝王的需求，妄称山上一种叫榔梅的野生山果是“仙果”，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道士们还说这是真武大帝在此山修炼时，将梅枝嫁接到榆树上所致。于是，将它贡献给皇帝，并不许民间采摘。李时珍通过审核实物，认为榔梅只有生津止渴、清神下气、解酒的功能，并无其他神奇之用。时珍不轻信，不盲从，敢于怀疑，体现了他具有的真正科学的精神和良好的方法论，而这并不是一件任何人都能轻易做到的事情。
然而，时珍也并不一概拒绝前人留下的遗产，他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人们不难从前人的书籍中读到一些离奇的故事，如不加以辨析，一般人只会对它的神秘外衣津津乐道。如某书记载：古时一卢姓男子，患了某种寒热病，一日他在梦中得一白衣妇人指点，说食甘蔗能痊愈。卢氏立即买来几根甘蔗吃下，次日果然病愈。时珍分析认为，甘蔗为脾之果，其浆甘寒，能泻火热，有助脾和中之效，于是卢氏得以治愈。又有苏鹗《杜阳编》言：“范纯佑的女儿丧夫后发狂，家人将她关于房中，不想夜间折断窗栏而出，爬上一桃树，尽吃其花。次日早晨，当家人将她从树上接下时，她的病已经好了。时珍不把它当作传奇看待。他指出，该女子惊怒伤肝，痰夹败血，于是发狂。而桃花有利痰饮、散滞血的功用。她碰巧吃了桃花，这正与张仲景治积热发狂用承气汤、治畜血发狂用桃仁承气汤的道理相同。时珍甚至还在《太平御览》中看到一段鬼怪故事，是说夏弘侯其人至江陵(今湖北荆州)，见一大鬼率小鬼数百而行，夏氏偷偷捉来队尾一小鬼，一问方知是去荆、扬二州杀人。凡心腹被刺中者死，其它部位尚可数。夏氏问，可有办法治心腹之伤?小鬼说，但杀乌骨鸡薄贴于心，即能痊愈。夏氏用此方为荆、扬心腹痛患者医治，竟十愈八、九。时珍研究认为，夏氏用乌骨鸡治心腹痛，其事虽涉迂怪，其方却不可不谓神妙。时珍用医家而非一般文人的眼光来看这些有着神秘外衣的故事，于是产生了新解。他不为神怪所惑，从这些故事中离析出有益的成分，证明了甘蔗、桃花和乌骨鸡的药用价值。
李时珍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开始，不再只以做一名医生来局限自己，他着手撰写《本草纲目》。通过几十年不间断的努力，终于在前人得失的基础上，作成了新的本草。他的同时代人、当朝文坛领袖王世贞为本书作了序，他谈到了读书后的感触：
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如对冰壶玉鉴，毛发可指数也。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19]
所论虽然较为抽象，但是给予了极高评价。达尔文也称赞他的《本草纲目》是中国的百科全书。
《本草纲目》一书是李时珍奉献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它对于人类的文化史无疑有着独特的贡献：
第一，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药物分类的全新体系，体现出物种进化的思想。对一门学科进行分类，是事关该学科发展前途的大事。时珍在药物学上的巨大突破，在于他废弃了一千多年来对药物只分上、中、下的三品分类法，首次将1
892种药物分作16部，即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时珍在《本草纲目·凡例》中是这样认识的：
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士为万物之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从微至巨也。次之以服器，从草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
所谓“从微至巨”、“从贱至贵”，是说先有低级植物，后有高级植物；先有无脊椎的低等动物，后有有脊椎的高等动物。人是生物界的最高生命，故居最后。时珍对药物顺序的排列反映了自然界进化的顺序，这是他生物进化思想的萌动。
在编纂体例上，他借鉴朱熹《通鉴纲目》的写法，以纲挈领，纲举目张。于是，对16部再作细分，共分作60类，系药物1
892种。譬如，木部下面又有香木、乔木、灌木、寓木、苞木、杂木之分，禽部又分作水禽、原禽、林禽和山禽。族类清晰，易于检索，而又富于创见。这是在近代药物学采用化学分析法之前所可能有的良好的分类方法。
第二，他深入研究了1
800多种药物，又发现了300多种新药，拓宽了百病主治药。求药是为了治病，人们对于药物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夹杂着错误与盲从。时珍为了正确辨析药物，他定下的体例是，给每一种药标出总名，然后分多项进行说明。通常，他会有8个方面的论述：“用“释名”确定药物的名称，指出一物多名的现象，避免不应有的误解，如柴胡又名地熏、山菜等；用“修治”讲解它的采集季节和炮炙方法；用“集解”说明它的出产地域、形态和采集方法；用“气味”、“主治”、“发明”论述药物的性质和功用；用“辨疑”、“正误”纠正前人的舛误，阐发自己的主张；最后以“附方”列举他收集的一万多个方子，系注在相关条目下，增强了本书的实用性。对1
800多种药物的细致辨识，凝结着作者在医药学事业上几十年如一日的全部追求，在李时珍之前，还从来没有人能对这么多的药物进行分析，并作如此有效的分类。
时珍从青年时代开始，发愿要对汉代《神农本草经》、《唐本草》、宋代《证类本草》以来的本草学重新整理，使之趋向正确而精审、周密而细致。他做到了这点，并把前人未曾写入药书的300多种药物，纳入自己的视野，使药物和种类更为广博，充实了中医药学的宝库。
《本草纲目》的第三、四两卷是针对113种病征，包括内、外、儿、妇等各科，列出与之相适应的主治药。这既是时珍的研究所得，又可供医家临征选用，体现出作者理论和实践结合、医和药结合的良好自觉意识。
第三，时珍既为本草学家，又是有贡献的医学家。他不但在《本草纲目》中兼论医和药，另外还有6部医学专著，如论脉学的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论三焦、命门理论的有《三焦客难》、《命门考》；传临征医疗经验的有《濒湖医案》。从前三部尚传世的著述来看，作者极善于把握所论主题的精义，不作泛泛之论，而在切实之处做文章，繁难之中见学问。
譬如，所谓“望、闻、问、切”，是中医为人诊病的起点，也是最要紧之处，故而切脉作为中医学的一项基本手段，历来备受医家重视。从《黄帝内经》、《难经》到晋人王叔和的《脉经》，无不详论脉法、经络，成为后世承传脉学的经典所在。然而，自晋往后，有关脉学的著述或歌谣便多有舛误，甚至出现严重纰谬，人们一时莫辩其实。时珍的父亲月池先生早有关涉脉学的著作《四诊发明》，因其精诣奥室，浅学者难以窥其万一。时珍便于《濒湖脉学》中，以歌诀的形式，对27种脉象进行科学的界定，他首创二类四分法，在阴阳二分法的基础上，又有八阳脉、十五阴脉、三种阳中之阴脉、一种阴中之阳脉的细分。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誉此脉诀“毫厘之别，精核无遗”，有“廓清医学之功”。
今学者唐明邦所撰《李时珍评传》，即赞时珍“医学上最突出的成就在脉学方面”，又说时珍“对方剂学的发展，尤有巨大历史功绩”。因为他的《本草纲目》保存有1万多个附方，既是对前此方剂的整理和爬梳，又推动了清代方剂学的前行。著名学者郭沫若尊他为“医中之圣”，显然都是恰当的。
第四、时珍又是博学的，由于传统药物涉及动植物、无机物，时珍便是他那个时代对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有精深研究的一人，所以他堪称杰出的博物学家。明人王世贞称《本草纲目》为“格物之通典”，西人达尔文指它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都是发现了它于医药学之外的价值。
他在书中对一千多种药用植物的形态、分类、生态、生理、分布等情形作了细致分析，这或许是中国植物学在近代以前最有价值的系统论述，值得予以高度评价。同时他对可供药用的462种动物的形态、习性、产地和遗传等问题作了科学研究，也对农学和矿物学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求，《本草纲目》一书不愧为16世纪中国的百科全书。
第五、时珍坚持和发展了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以自己的著述成就再次证明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法则对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重要意义。方法是科学的奠基石，方法的意义在于它的普实性和持久性。传统的研究方法中，有许多都极具价值，如观察法、比较与分类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时珍利用这些方法，辨析正误，发明己见。如曼陀罗花是一种重要的麻醉药物，民间传说采花者若是笑着采摘，以其酿酒，饮用的人便也笑；若是采花人边舞蹈边采摘，饮用此酒后，饮用者也会舞蹈。为证实曼陀罗花的麻醉功效，时珍不顾危险，亲自尝试。他发现，此酒必须饮至半酣才有麻醉效果，此时由人引导便能或笑或舞，而与采花人的行为无关。又如五倍子，同是宋人的著作，《开宝本草》将它收入草部，《嘉右本草》则将它收入木部，时珍决心究明是非。经过他的观察，发现五倍子生于盐肤木叶上，是五倍子蚜虫的干燥虫瘿。盐肤木“生丛林处者，五、六月有小虫如蚁，食其汁，老则遗种，结小球于叶间。”“其壳坚脆，其中空虚，有细虫如蠛蠓。山人霜降前采取，蒸杀货之。”[20]时珍订正了前人的错误，将它归入虫部。
时珍《本草纲目》的成就，是他妥为运用观察、实验和分析方法的结果。由于长期的科学训练，使他特别善于找寻事物值得注意之处，由注意而观察、比较，再提出自己的意见。于是，他指出榔梅不过是功用一般的果实；曼陀罗花必须与火麻子同用，才有麻醉作用；黑豆加甘草，方能解毒消胀；穿山甲非“张甲诱蚁”，而是“张舌诱蚁”；前胡和柴胡，同为治痰气的要药，但一为阳中之阴，主降，一则纯阳，主升；麻黄与葛根，都有轻扬发散之效，而一入肺经，一入脾经，肺主皮毛，脾主肌肉，因此所主迥然不同……在时珍这里，科学研究和认知事物的方法，总是沿着循名核实、考而后信的路径走，他承袭的是古代中国人观察、比较、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以及怀疑、批判和求是的精神。这种观察、比较和分析的方法也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研究中博物学的传统。
时珍还是一个有着古典辩证思维头脑的学者。由于中医学的最大特点是用整体、辩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它与西医将人体分割成各具体器官的认识相比，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走向，而在人体的研究上体现出某些特长。譬如，有一个赤眼肿痛的病例，病人脾虚不能饮食，肝脉盛，脾脉虚。依中医理论，肝宜泻，脾欲实，而在该病例中，若以凉药治肝，脾则益虚；若以暖药治脾，肝又更盛。时珍认为，不能只着眼于局部病变，而要从全身脏腑的机能出发，使各脏腑之间相互协调。于是，他提出于温平药中倍加肉桂，杀肝而益脾。有了这种整体观，才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观点，在复杂的病征面前左右逢源，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时珍懂得协调人体脏腑、气、血的重要性，因而主张从整体到局部观照人体，辨证施治。他在书中极为明确地写道：
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治温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温，热而行之。……气之胜也，微者随之，甚者制之；气之复也，和者平之，暴者弃之。高者仰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行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21]
他运用相反相成的哲学道理，概括说明了中医学的最高原则之所在，这也是一个良医务必终身追求的法则。
正因为人体是一个对立统一的世界，就必然有矛盾的转化。对病人来说，一旦痊愈，就意味着身体恢复到阴阳平衡之态，应停止服药。如果仍然服药，则新的平衡被打破，人必受其害。如黄蘗与知母合用，有滋阴降火的功用，但是时珍指出，补阴太过，会使真阳受损，阴阳失调。又如药食兼于一身的梨，每日少食可以润肺降火，益处甚多，但不宜过食。时珍身为学者型的医药专家，明晓物极必反的道理，凡事一旦过度，就会出现偏胜之害。一切高明的医家，只可能是那些真正掌握了这些要领的人。
辨证论治还要能掌握具体分析和个性化的原则。同一种病征，因为病人个体的差异，未必能一概而论、同样用药。在这方面，时珍显然是高手。他写道：
凡人少、长、老，其血气有盛、壮、衰三等。故歧伯(案指张仲景)曰：少火之气壮，壮火之气衰，盖少火生气，壮火散气，况衰火乎?故治法亦当分三等。其少曰服饵之药，于壮老之时皆须别处，决不可忽。[22]
病家年龄不同，则血气有别，用药也应不同。如附子有毒，医生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会用它，有的人甚至只须少量就会发热不堪。可是个别情况下，有人长期服用，照样体健年寿。时珍分析说，后一种人之所以服食无恙，“皆脏腑禀赋之偏，服之有益无害，不可以常理概论也。”[23]正是这种个体的差异和人体的复杂性要求因人论治，有的庸医只能以一种药方通治所有的病人，不知随时应变，当然无法得到好的治疗效果。
自《本草纲目》问世后，许多外国人也从时珍的书中获得了教益和启发。《本草纲目》传入日本，便主宰了江户时代的日本医药界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本草学派，日本当代科技史专家矢岛NB073利这样说过：“它支配了我国江户时代的本草、博物学界，其影响更远及至19世纪末叶。”[24]西方人最初留意到《本草纲目》，多是出于殖民者的眼光，因而看重的是它的金石部分。能够正视其科学价值，还是从1735年法国人巴多明、汤执中在《中华帝国全志》中介绍《本草纲目》的概貌开始，西方人将它作为博物学来研究，因而有达尔文的“百科全书”一说。俄国人对《本草纲目》的最早介绍，是由曾来华的传道团成员之一、医学博士塔塔林诺夫进行的。在俄国人看来，时珍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今天的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长郎上，仍然有这位中国人的大理石塑像。当今著名科技史专家、英国人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高度评价了时珍在世界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和他的成就之来之不易，他说：“无疑地，明朝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在和伽里略-凡萨利乌斯的科学运动完全隔绝的情况下能在科学上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25]这是并不夸张的评论。
(八)清代名医杨际泰、周学霆
在鄂东一带，自宋至清出现过四大名医，他们是庞安时、万全、李时珍和杨际泰，他们都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所贡献。杨际泰(1774—1856)是清代鄂东广济(今湖北武穴)人，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聪颖好学，在一连4次科举考试失败的打击下，他放弃入仕之念，转承家学，以医为业，很快成为鄂东地区的名医。杨际泰勤于钻研，对患者的病情、所开处方和用药效果都有记录，这成为他进行研究的第一手好材料。他还用10年的时间，编成《医学术要》一书，被视为中医学的百科全书。
与杨际泰同时，在湖南邵阳(今同地)也有一位由儒而医的人——周学霆。周学霆字荆盛，号梦觉道人，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世。他性情颖敏，善诗文，年轻时因体弱多病而放弃举业，埋头研习医学。他行医50多年，遍游于湖湘之间，名盛一时。擅治各种疑难杂症，被视为“今之扁鹊公”。著作有《医学百论》、《外科便览》、《医案存》、《三指禅》和《梦觉道人诗集》等，现存世者令《三指禅》。
《三指禅》全3卷，81章，以论脉为主。由于脉象与人体全身的脏腑功能、气血、阴阳直接相关，因此一直是医家关注的重点。周学霆根据《内经》以平人定病脉之旨，取缓脉为平脉，平脉一定，病脉自现。他列举了26种病脉，并将病脉的症候、治则逐一阐述，辩证分析了致病的各种原因。首列男女异尺，剖析阴阳之别，次论痨症至咳嗽，在乎溯源先天主宰，次论泄泻至哮喘，在乎发挥后天功用，次论春温至瘟疫，根据四序乘除、五行襄旺之理，概括外感诸征，最后论述室女至死生。书中所附验方，如以麻黄、砒石治哮喘，以芦根汤治膈证，都有奇特的疗效。[26]
清代荆楚地区还有不少医药学名家。如明清之际在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汉口行医的叶文机，他祖籍徽州(今属安徽)，但是定居夏口，开设了叶开泰药室，又针对民间常见病，生产出“八宝光明散”和“虎骨追风酒”。该药室后来扩大为药店，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名的中药店之一。许多医家还留下了著述，如长沙人常朝宣的《医学脉灯》、《医灯》、《痘疹慈航》，陈贤书的《伤寒论笺》、《外科集要》，湘潭人马眉的《医门正旨》，清泉(今属湖南衡阳)人曹崧的《倚园心得》等，它们都是几十年行医的结晶，为后世中医药学留下了一份有益的遗产。
注释：
[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
[2]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
[3]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
[4]
《伤寒杂病论·序》。
[5]
《伤病杂病论·序)。
[6]
清修《江陵县志》(刘长谦等纂)卷35，王彦伯传。
[7]
同上。
[8]
苏轼：《东坡志林》卷3，参寥求医。
[9]
事见《宋史·庞安时传》。
[10]
苏轼：《东坡志林》卷1，游沙湖。
[11]
事见《宋史·庞安时传》。
[12]
《东坡集》续集卷4，与庞安常。
[13]
《东坡志林》卷3，单骧孙兆。
[14]
《宋史·庞安时传》。
[15]
(元)张从正：《儒门事亲序》。
[16]
(清)蒋廷锡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卷510，医部汇考。
[17]
(明)顾景星：《白茅堂诗文集》卷38，“李时珍传”。
[18]
《本草纲目》卷34，香木类，菌桂。
[19]
(明)王世贞：《本草纲目序》。
[20]
《本草纲目》卷39，卵生类，五倍子。
[21]
《本草纲目》卷1，序例，神农本经名例。
[22]
《本草纲目》卷1，序例，神农本草名例。
[23]
《本草纲目》卷17，毒草类，附子。
[24]
转引自唐明邦：《李时珍评传》第十三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5]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六章之十，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26]
伍新福等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686页。
网页编辑：陈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