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湖地区陶瓷器的烧造，一直具有良好的传统。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石门皂市、枝城城背溪文化火候不高，但器型规整的釜、碗、钵等陶器，到以后大溪文化的蛋壳彩陶、屈家岭文化的磨光黑陶，以至战国秦汉时期漂亮的彩绘陶器，两湖地区陶器的烧造、装饰都在不断进步。东汉晚期以后，瓷器
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瓷器的烧造工艺也在两湖地区发展成熟起来，长沙地区东汉晚期的墓葬中就曾出土过几件类似早期白瓷的灰釉器。[1]三国以后，两湖地区的瓷器业在青瓷，釉下彩瓷，青白瓷等的烧造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釉下彩瓷器还远销海外。
(一)历史悠久的青瓷
青瓷是我国烧造最早的瓷器品种。两湖地区亦不例外，目前发现烧造青瓷的窑口，主要是湖北的岳州窑及湘南的衡州窑。
岳州窑唐代始有名，陆羽《茶经》中曾提到：“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说明岳州窑所产青瓷在唐代已很有名气。然而岳州窑烧造青瓷的历史，却远远要早于唐代，1973年在湘阴县城关一带便发现了大约形成于西晋甚至更早的湘阴窑。据《湘阴县志》，湘阴在秦为罗县，晋属长沙郡。南朝刘宋元徽二年(474年)始割湘西、益阳二县为湘阴，隋代改隶岳州，唐仍其旧，并将罗县并入湘阴。所以湘阴窑应当就是唐岳州窑的前身。1952年，在湘阴的窑头山、白骨塔、窑骨里等地也发现了时代属于唐的青瓷窑，说明唐代的岳州窑也就在湘阴。[2]
1988年在湘阴的青竹寺和白梅两个窑址中，又出土了一批属于东汉时期的青瓷器，包括了坛、双口坛、罐、盂、■NB13D盆、釜、瓶等器类，由于地层中出有汉顺帝“汉安二年”(143年)的铭文瓷片，因此可以将湘阴窑烧造青瓷的历史提早到东流顺帝前后。
湘阴城关一带窑址的年代大约从西晋一直延续到隋唐之交。两晋时期相对比较简单，胎质呈灰白色，釉色淡青，有的近黄，有的近绿色，另有青釉褐彩陶，纹饰也比较简单。从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遗物来看，这一时期湘阴窑产品的器类包括碗、盘、■NB13D、洗、■、四系罐、双口坛，盘口多系宽底壶、天鸡壶、唾壶、砚等实用器以及仓、灶、屋、牛、马、狗等模型明器和人物俑。其中尤其以人物俑的种类比较复杂，栩栩如生，有手执长刀、盾牌的武士俑，有跪坐炊煮的奴仆俑，有手执各种物品的侍从俑，还有吹奏各种乐器的骑马乐俑，文吏俑则最为复杂：有高冠骑马，手捧简册的；有一手执笔，一手拿简的；还有双人对坐，奋笔疾书的。
南朝到隋唐之际的岳州窑青瓷器产品，胎色呈灰白或青灰色，以青釉为主，也有黄釉、褐釉、酱釉等，多开片。瓷化程度不是很好，质量仍然不是太高。纹饰以莲花纹为主，其它有忍冬纹、卷草纹以及堆塑的动物纹等。手法以印花为主，少量刻花。其多层花纹装饰的手法，为其它地区所不多见，主要的器类则包括有碗、■、杯、洗、高足盘、鸳鸯盘、盂、砚、缸、双口坛、带系长颈盘口瓶、细颈瓶、唾壶、四系罐、带系盘口壶、多边短嘴壶、盘形三足炉、盂形三足炉等等。品类齐全，造型多变。其中多边短嘴壶是湘阴窑的独特产品，以后为长沙窑所继承。[3]
唐五代时期，岳州窑继续烧造青瓷，湘阴的窑头山、白骨塔、窑骨里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窑址。这一时期岳州窑生产的瓷器，胎壁较以前薄，胎色灰白，质地亦较以前坚密，但仍比不上越窑的青瓷。釉色以青绿为主，开细片。纹饰也是以莲花纹为主。器类常见的有碗、盘、■、洗、壶、罐、瓶等。长沙子弹库五代墓出土的一件浮雕莲花瓶，釉色纯净，造型秀美，是五代时期岳州窑青瓷产品的代表作。[4]
唐代以后的青瓷烧造，主要集中在今天的衡阳一带，衡阳市郊东洋的蒋家祠窑址、茶山窑址，衡南县的东江窑址，衡山县的湘江窑址，衡阳县的新安窑址等，都以青瓷烧造为主。此外湘岳阳县杨家湖窑址的青瓷烧造也占相当比重。这些窑址的时代大约在晚唐至宋代，有的可晚至元明时期。
这个时期的青瓷，胎质以灰白居多，茶山窑有较多铁灰及紫灰胎，釉色以青绿为主，其它有青黄、青灰等，开片。部分于素胎上施底粉然后上釉，以增加釉色的亮度。瓷器的瓷化程度已较高。纹饰仍以莲花纹为主，其它有菱形纹、连珠纹、横印的蝶纹以及文字，装饰手法有刻花、印花、雕塑等，偶见彩瓷。器形有圆口的平底，圈足碗，葵花形口碗，盘，平底盏、圈足盏、缸，圈足罐，坛，双口坛，灯台、饼足浅腹碟、圈足碟，尊、钵、盂、盒，砚，乌龟，侈口壶、侈口馆形嘴系钮壶，小口扁腹燕尾■NDD57式圈足壶等等。[5]
(二)畅销海外的彩瓷
湖南地区的彩瓷，大体上可分为三种：釉下彩、釉下粉彩、粉上彩釉绘花。
长沙窑是釉下彩瓷的主要生产窑口，20世纪50年代曾对这一瓷种的发祥地长沙出堂乡铜官窑进行过调查，1983年又对其进行了科学发掘，取得了一批珍贵的研究资料。
长沙窑在文献中一直没有过记载，只是唐代诗人李群玉的一首《石潴》诗，能让我们隐约体会到唐代长沙窑的生产盛况，诗的内容如下：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
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
四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
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这里“石潴”也就是“石渚”，正是长沙窑的窑址，北距铜官镇约5公里，60年代曾对它进行过调查和试掘。
长沙窑烧造瓷器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唐代早期，不过这时期的产品主要是青瓷，风格接近于岳州湘阴窑。中唐以后，随着长沙窑除青釉外，绿、蓝、红、白、褐等多种色釉瓷器的烧造成功，开始了向釉下彩的发展，并在晚唐、五代达到了高峰。长沙窑釉下彩产品的烧成温度在1150—1200℃之间，吸水率为1.82—6.63%，较之唐代的越窑、耀州窑、定窑的产品逊色，因而它是一种瓷化程度不高的半陶半瓷产品。釉下彩的施釉方法有三类：一类是浸色罩彩，它是先在瓷胎上通体或半截施褐、蓝等色釉，然后罩以青、黄等釉；一类是点彩罩釉，是在瓷胎上以绿、褐、蓝等色釉的连珠细点构成莲花纹或卷云纹上，然后罩以青、黄等色釉；一类是绘彩罩釉，它以褐、黄、绿等各种色釉绘成草木花鸟人物走兽，然后罩以青、绿色釉。长沙窑是我国首次烧造成釉下彩瓷的窑口。
长沙窑烧造的瓷器品种仅据铜官窑一处的统计即达40余种，100多个式样规格，而在石渚窑的出土物当中，仅壶这一个品种，其样式即达40余种之多[6]
。品种有：壶、瓶、罐、坛、钵、洗、盂、杯、碗、盆、盏、背壶、盒、鼎、熏炉、烛台、枕、■斗、器座、器盖、唾盂、碟、盘、炉、镇纸、碾糟等，以及大量的猪、狗、牛、羊、马、鸡、鹅、鱼、兔、鸟、龙、凤、狮、虎、熊、象、龟、孔雀、蛙等动物和人物雕塑。
长沙窑釉下彩瓷的装饰手法除釉下彩釉绘花外，还有刻花、印花、模印贴花及雕塑等。其中以釉下彩釉绘花、釉下彩书文字及模印贴花最有特色。
刻花，长沙窑产品中比较少见，主要是刻画的莲花纹。
印花，常见的有团花、卷草、垂穗、蟠龙、莲花、双鱼、飞雁、花鸟、飞碟、文字等。其中有一类以阳纹印模印出微之下凹的纹饰，凸出的部位涂一层白色化妆土，而凹下的部分则仍为瓷胎原色，然后罩釉，这样就使印花图案达到了一种剪纸的效果。
模印贴花，这种装饰方法是以模具印制出图案贴片，在器壁没有干透的时候粘贴上去。这是长沙窑产品颇具特色的一类装饰，内容非常丰富。动物类的有龙、凤、双鸟、双鱼、雁、狮、蝴蝶，植物类的有椰树、椰枣、葵花、荷花，建筑类有寺庙、宝塔，人物类有菩萨、骑士、武将、舞者、胡人，并且常由其中的数种构成组合式的主题纹饰。贴花处常加褐色斑块，以增强效果。
雕塑，有实用器，也有玩具，绝大部分为随手捏塑而成，变化多端，栩栩如生，各种人物、动物的姿势、神态表现得相当准确、传神。
釉下彩绘，这是长沙窑产品最具特色的一点。或点染，或勾勒，用笔简练，技法娴熟，构思巧妙。彩绘纹饰当中，以花鸟图案所占比例最大，其它有动物、鱼纹、龙纹、山水、人物。花鸟类写实的花为莲花，还有一些非写实的花叶、果实；鸟有雀、鹭、燕子、雁、鹤、鸳鸯、凤等，这些花鸟画一般都采用写意的手法，略带夸张但特征把握得很准确。花鸟画是在唐代发展起来的一个画种，唐代的花鸟画已有相当的水平，在这种艺术氛围的熏陶下，工匠们不仅将花鸟画这一新的画种成功地搬到了瓷器上，还创造性地使用了写意的手法，为以后写意花鸟画开创了先河。动物类彩绘包括鹿、獐、狮、豹、羊等，尤其以鹿的刻画最为生动、传神，浙江宁波出土的一件鹿纹瓜棱执壶，鹿的前蹄踩着花草，后蹄扬起，回首后顾，惊惧之情溢于笔端。山水画所占比例不大，主要画在壶瓶等较大器型的腹壁，以树木云石为主，少量茅庐、宝塔之类的建筑物，点缀以飞鸟。画面一般比较简洁，所费笔墨不多，而远峰近树，尽在意中。人物画发现极少，有竹林七贤、小孩、深目高鼻的波斯人，卷发珠饰的外国女郎。
此外，釉下彩釉书写文字，作为主题纹饰，也是长沙窑的一大特点，文字书写以楷书、行书为主，形式绝大多数为五言绝句，内容可分为宫体诗、闺情诗、感怀诗、风情诗、开悟诗、饮酒诗、边塞诗、游戏诗、其它等9种。例如其中有一首载于《全唐诗外编》的宫体诗，题目叫《闺情》：
自入长信宫，每对孤灯泣；
闺门镇不开，梦从何处入。
长沙窑釉下彩瓷器的典型器物是釉下彩绘壶、釉下彩绘盘、褐斑贴花壶、白釉绿彩壶、黄釉蓝褐彩点彩双耳罐等。[7]
除了釉下彩外，长沙窑的铜红釉瓷器的烧造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过去一般认为红釉的烧造开始于宋代的钓瓷，长沙窑釉黑红，釉下红及通体红釉器的发现，证明红釉的烧造是始于长沙窑的。
长沙窑釉下彩瓷器，目前即使在其本产地的长沙，出土数量也相当有限，在长沙地区已经公布的一千余座唐、五代墓中，只有极少数墓葬中出土釉下彩瓷。国内其它地方除安徽以外，长沙窑釉下彩器便主要集中出土于扬州及宁波一带。而在国外，在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朝鲜都出土过长沙窑的典型器，其中尤以日本和伊朗出土的数量最多。由此说明唐代长沙窑的产品主要是销往海外市场的。这一点由长沙窑一些器物的造型及纹饰的风格也能反映出来。长沙窑生产的一种扁体、两侧各有鼻可供穿带的背壶，就是一种适合于游牧生活的器皿，而且在扬州还曾出土过一件书写有阿拉伯文“真主最伟大”长沙窑生产的背壶，更足以说明这类产品烧造的目的。纹饰方面，褐斑贴花中的胡人乐舞、对鸟椰枣，彩绘人物画像中的深目高鼻浓须的波斯人，卷发的外国女郎，应当都是为了适应外销目的而特别加以设计的。[8]
釉下粉彩瓷在岳阳县鹿角窑，湘阳县乌龙嘴窑，汨罗市营田窑、冷水滩市黄阳司窑、长沙窑、■山瓦子墩等都有发现，这些窑口的时代，大体上都在两宋时期，稍早的可能到五代，晚的到元代。所谓釉下粉彩，是指以白色化妆土为绘画原料，直接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图案，然后在上面罩以青、黄等色釉。其胎质仍是一种半陶半瓷的产品。所绘纹饰以牡丹、莲花为主，另有一些几何纹。器型则有溜肩壶、玉壶春瓶、细颈瓶、敞口碗、葵花形盘、折腹炉、三足香炉、束颈小圈足盏、坛、罐等等。
釉下彩绘瓷器同釉下彩瓷一样，也很少在湖南本地及国内其它地方发现，有可能也是主要用于外销。
粉上彩的烧造窑口，则有衡山贺家窑、衡南元青冲窑、湘阳乌龙嘴窑、汨罗营田窑等，其中衡山的贺家窑是这类产品的主要生产地，其它窑口较少。所谓粉上彩，它的工艺特点是在瓷胎上先上一层白色化妆土，然后在白粉上用褐、绿、蓝等色釉绘出花纹图案，大部分在图案案上不再罩釉，少数绘后再施一层薄釉。纹饰以牡丹为多见，此外有莲花、梅花、菊花、点线几何纹，再配以水波、游鱼等。器型有碗、盏、高足杯、盘、钵、壶、瓶、尊、坛、罐、炉、灯等。
粉上彩瓷的烧造时间不长，大约在宋元之际，但是很有自己的特色，风格朴实大方，简洁明快。
(三)青白瓷及青花瓷
青白瓷在湖北鄂城梁子湖，武昌湖泗，湖南来阳，衡东等地均有发现。[9]其中梁子湖的时代约当唐末五代，湖泗窑的时代约为宋，而湖南青白瓷窑口，大多到了元明以后了。
武昌湖泗窑及鄂城梁子湖窑址，都进行过发掘。湖泗窑瓷器瓷胎在白色，有的灰中偏黄或紫，釉色以青白釉为主，有泛黄或闪青等变化，胎釉结合牢固，装饰纹样有划纹、篦纹等，器型主要有瓜棱形腹水注、碗、盏、盘、碟、罐等。武昌地区的普通宋墓中，湖泗窑瓷器是比较常见的随葬品。从整体上看，湖泗窑的青白瓷产品质量不是很高，这主要表现在胎壁厚薄不匀，釉色青白不匀净等方面。但偶尔也有质量相当不错的产品，例如在黄波铁门坎宋墓中出土的一件青白瓷碗，其胎质细密近白色，胎体薄而平整，釉面平滑，青白二色结合得十分完美。色泽光亮莹润，影青效果相当好，映日几能透光。堪称杰作。
青花瓷的发现地点，目前主要是湖南怀化的龙井窑。其时代大约属明清时期。从龙井窑出土的青花瓷来看，其胎色洁白，釉色白中微泛灰色或闪黄，青花呈黑色，铁灰色或淡蓝色。青花图案有团花、灵芝、卷草、锯齿、蝴蝶、蝙蝠配以“福”字以及放射状纹饰等。器型主要有碗、盘、盏、灯、器盖等，都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总之，荆楚有优良的瓷业传统，至今，湖湘地区仍然是重要的陶瓷产地。
注释：
[1]
参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2]
湖南省文管会：《岳州窑遗址调查极告》，《文物参资料》1953年9期
[3]
湖南省博物馆：《从湘阴古窑址的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1978年1期
[4]
参见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5]
参见周世荣等：《湖南青瓷与青花古窑址调查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2辑
[6]
周世荣：《石渚长沙窑出土的瓷器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7]
李知宴：《长沙窑瓷器的艺术成就和对外影响》，《湖南考古辑刊》第4辑
[8]
参见：何强：《略谈长沙窑外销瓷器的问题》，《湖南考古辑刊》第3辑
[9]
参见
田海峰：《湖北鄂城梁子湖发现古瓷窑遗址》武汉市文物处：《武汉市武昌县湖泗窑址的初步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网页编辑：陈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