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楚国的丝织和刺绣
我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楚地所出土的丝织品，则为我国上古丝织先进工艺的代表作。楚地丝织工艺具有悠久的传统。据《尚书·禹贡》篇所载，
夏禹划分九州，凭土作贡，荆州是六个出产丝织品的大州之一，在规定的向中央王朝上贡的贡品中，就有彩色丝绸和用丝带串着的珍珠，还要用竹筐包装。即所谓“厥〔贡〕篚(竹筐)玄■、玑组。”及至周代，楚受周封，仍然有自周王朝上贡包括丝织品在内的贡物的义务。齐桓公还曾以楚不向周进贡等方面为借口，亲自率军征伐楚国，“使贡丝(以丝为代表的各种贡物)于周而返”(《国语·齐语》)。由此可见，西周时，楚地仍是我国丝织品的重要出产地。
春秋时代，随着丝织业的逐渐兴旺发展，丝织品的用途和使用范围日益扩大。贵族大都追求华丽的丝织服饰。楚成王时，令尹子文夏季常穿素净的黑色丝织品上朝，即所谓“缁帛之衣以朝”(《战国策·楚策》)，被视为“廉其爵，贫其身”的范例，为历代所传颂。庄王时其所喜爱的马“衣以文绣”，即把刺绣的丝织品披到了马的身上(《史记·滑稽列传》)。令尹孙叔敖其“妻不衣帛，”被认为是“大俭逼下”，还因此遭到孔子的非议(《盐铁论·通有》)。共王时，曾以丝带缀连甲片，称之为“组甲”，用以武装其伐吴的精锐部队(《左传》襄公三年)。康王时，大臣■子冯辞避令尹一职，在家里卧床装病，所盖的“重茧”，就是指两床丝棉被(《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楚生产的丝织品不仅多为楚人所享用，丝帛之余还“波及晋国”等地(《左传》僖公二十年。)
战国时代，楚国的丝织业大盛，工艺精湛，所出土的丝织物居全国之冠。1957年，长沙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绢、绉纱、锦(多件)等丝织品，保存较好，色彩绚丽。尤其重要的是，1982年发掘的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1]
楚国的丝织品名目繁多，这在屈原和宋玉的楚辞楚赋作品中，以及楚墓的遣策上多有记载。就出土实物而言，主要有：绢(本色为白色)、绨(比绢厚，呈纬向凸条)、纱(方形孔眼)、■NE067(绉纱)、罗(纱罗、绞经呈网状孔眼)、锦(彩色经线提花)、绦(彩色提花，窄带)、组(经线交叉编织的带状织物)等种类。其中绢的用量最大，用途最广，衣衾、帽、绣底、帛书、帛画多使用绢。
绢、纱、■NE067、绨都属于平纹丝织，虽然是一种较普通的工艺，但在勇于创新的楚人那里，却不乏独到之处。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制作枕套的深黄色绢，经纬密度达到164×66根/平方厘米，是上古所见密度最大的平纹丝织物；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的绉纱手帕，织线加捻，纱面起绉，如同今日的真丝乔其纱，轻薄爽气[2]；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块丝麻交织物，经线为丝、麻两种线相间，纬线全用丝线，开我国丝麻交织物的先河。
罗是一种绞经丝织物，我国发现的商代西周的罗皆为2经绞罗，而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罗为4经绞罗，经纬线均加强捻，网状孔近似六边形，结构复杂，质地轻薄如蝉翼，颇为珍贵。
锦和绦都属于精巧的提花织物。锦在楚简中写作■，是一种极为华丽的丝织物，最能反映丝织技艺水平。在出土的丝织品中，锦占有重要的地位。楚锦为平纹重经提花结构。从经线的颜色来看，有二色锦和三色锦两大类，对丝织技艺要求都很高。二色锦，以两根不同颜色的经线为一组，一根作为里经，一根作为表经起花，二线虽有时相互交换，但不能满足某些图案对色彩的更多的需要。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的褐地双色方格纹锦、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小菱形纹锦以及十字菱形纹锦均属于二色锦，前两个品种与后一个品种分别使用了挂经和两色纬线显花的新技术，用以补充某些图案对色彩的更多的需要。三色锦，以一根作里经，两根作表经起花，加上互相交换，能满足一些图案对色彩的较多需要。三色线的织品比较紧要、厚实，二色锦比三色锦稀疏、轻薄，两类锦各有所用，不可偏废。绦，是衣物装饰性的窄带织物，多为纬线提花，也有与织锦相同而经线提花的。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的朱条暗花对凤龙纹锦(二色锦)、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彩条起花凤鸟凫几何纹锦(二色锦，N5面衾用料，长宽为274×227厘米)、舞人动物纹锦(三色锦，N4面绘用料，长宽为332×234厘米)，田猎纹绦N10绵袍领用料，纬线提花)等构图复杂，用工精致，都属于锦绦等精巧花纹织物的精品。
楚人还有针织绦。长沙五里牌406号楚墓[3]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针织绦，是我国所见年代最早的针织品，表明楚人最早使用了针织工艺。
我国所见最早的一口钢针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曾为楚国兰陵县令的荀子所作的《针赋》，歌颂钢针功业甚博，其中“日夜合离，以为文章(各种花纹)”，“上饰帝王”，讲的就是使用钢针锈制花纹，即所谓“刺绣”。
手工刺绣，没有织机的约束，构图设计比较自由，使用色线不受限制，刺针走线易于变化，不是织锦胜似织锦。这种丝绣产品比彩锦更为华贵，多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这种刺绣品在长沙、江陵、荆门等地的少数楚墓中有所发现，其中马山1号楚墓中出土刺绣物品多达20余件。
楚人刺绣一般都使用锁绣针法，即用绣线组成各种链式圈套来刺绣花纹图案。这种针法一直流行到汉代。此外，还有钉线绣，即按图案的需要，用细线把粗线(单线或双线)钉固在绣地上的一种新针法，比较少见。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石字纹锦绣，把一道道波浪形的深棕色双股绣线钉在锦面石字纹上，采用的就是钉线绣[4]。这是我国所见最早使用钉线绣的绣品。同时，这也是难得一见的真正的“锦上添花”，楚简称之为“锦绣。”
绣地，除了少量的锦以外，还有绢、罗，以及包绢皮革，而大量的则是绢地。楚人的刺绣多佳品。如：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所出蟠螭纹绣缂带，外表包有青色的绢，用棕包和黄它丝线刺绣蟠螭纹，是一件难得的刺绣缂带。[5]马山1号楚墓所出的蟠龙飞凤纹绣衾面(N2)正中是蟠龙飞凤纹绣，左右侧面各有二片舞凤逐龙纹绣，紧凑充实，色彩协调，繁富华丽。三头凤鸟花卉纹绣袍面(N10)，凤鸟皆三头，张翅欲飞腾，花枝招展，神异怪气。龙凤虎纹绣罗单衣(N9)衣面，龙腾虎跃、凤鸟飞翔，互相盘绕，柔美协恰，绣工精细，色彩艳丽，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对龙对凤纹绣衾面(N9)的花纹由八幅姿态各异的对龙对凤图案作左右对称排列，并以花草纹相连组成，简练生动、色彩典雅，针法纯熟，被誉为绣品中的上乘之作。相同的绣品纹样亦见于同墓所出对凤对龙纹绣袍面(N14)；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楚墓出土的绣品纹样亦与此类似。
楚地丰富的蚕丝资源为楚地丝织刺绣业的兴旺发达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丝织业的发达又刺激了植桑养蚕业的发展。春秋时，就有民间“争桑”的记载(《史记·楚世家》)。湖南衡东县霞流寺春秋桑蚕纹铜尊，腹部主纹由四片桑叶组成，叶上及周围都是蚕，或在蠕动，或在食桑，形态生动，而尊口所铸众蚕则昂首相对，不食不动，大有不吐不快的意趣。身为楚国兰陵县令的荀子则更有《蚕赋》，言简意赅，表述了蚕的习性及养蚕经验，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反映或折射出东周时蚕桑业的兴旺情景。
楚地除蚕桑和丝织业外，麻、葛纺织也很普遍。一般劳动者都穿葛、麻织品所制的衣服，据《孟子》所记，楚人许行及其徒数十人为实践其农家理论，都是衣褐(粗麻布衣)、冠素(生绢帽)的。只因平民墓封闭条件差，难以保存；贵族多穿戴丝织衣物，故葛麻织物至今极少发现。
楚玺中有“中织室玺”(长沙出土)，还有“织室之玺”，应是包括丝织、刺绣在内的官营纺织手工业的专门管理机构。
楚共王初年，楚军东征，鲁国为了同楚讲和，把“执斫(杠)，执针(缝纫)、织■NFCC5(织工)皆百人”送给楚国(《左传》成公三年)。这反映了楚文化对其它文化的兼融性，有益于楚国丝织及刺绣工艺的发展和提高。丝织手工工艺专业性很强，楚国拥有一定数量的专业人才。战国时代有“物勒工名”的习惯，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衣衾绢里分别发现有两处墨书文字，分别为“门■”、“柬”。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的一块锦的边上也墨书有“女五氏”。这些可能是能工巧匠留下的所谓“工名”。
楚国的丝织、刺绣产品，色泽鲜艳，制作精细。不仅波及晋国等地，而且还远传阿尔泰游牧地区，前苏联乌拉干河流域的巴泽雷克3号和5号墓中，分别出土的彩色菱纹丝织物及凤鸟花草蔓枝纹样的绣品，与江陵、长沙楚墓所出有关纹样图案基本一致，这是所见内地远传游牧民族的最早的丝织、刺绣品，也是楚人同远方游牧民族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二)马王堆汉墓所反映的丝织技术
汉代是我国纺织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于战国时代，汉代的丝织业规模更大，普及范围更广，使用的人数更多，品种更加丰富多彩，织造及印染技术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当时的官府织造作坊，据《汉书·地理志》所载，“齐三服官作工种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京城长安东西织室亦一岁费五千万”，而民间私营的染织作坊，所雇工匠亦动辄可达近千人之众。武帝时，丝织品的年征收量即可达500万匹之多。民间服饰则“绣衣戏弄”、“素绨锦冰”比比皆是，富豪之家不仅“走卒奴婢被绮■NE067”，甚至连狗马亦能表文绣。以至当时有“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说法。巨大的社会需求，推动了汉代丝织及印染技术的发展。提花，拈丝等织造工艺的进一步提高，使得这一时期的丝织品既轻薄柔软，又结实耐用；而新的印花技术的产生，则使这一时期的丝织品更加绚丽多彩。至于这一时期的丝织品种，则更是绫、罗、锦、绮、纱、■NE067、缟、素、缣、缚、纨、■、缦、綮、绢、练无所不包。
在汉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有关丝织品的描写俯拾皆是，文句亦和锦绣之灿烂，例如《急就章》中即写道：“锦绣缦■离云爵，乘风悬钟华洞乐。豹首落莫兔双鹤，看草鸡翘凫翁濯。郁金半见缃白■，缥■绿■皂紫■。蒸栗绢绀缙红燃，青绮绫■NE067靡润鲜。绨络缣练素帛蝉，绛缇■■丝絮绵。”寥寥10行诗句，已将汉代丝织品种及装饰图案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品，则让我们有幸能够亲眼目睹这一时期绚烂的丝绸文化。
马王堆汉墓的丝织品，分别出土于一号墓和三号墓，其中一号墓在6个竹箱中共出土了衣物服饰50余件，各种丝织品60余幅、段，三号墓的丝织品更有11箱之多，可惜绝大部分因保存极矩，已难以看出原形。
在出土的这些丝织品当中，按大类可分成锦、绣、罗、绮、帛、绨、■、缣，纱、■NE067、素、绡、鲜友、缟等10余种，若据纹饰再加以细分，则可达近百种之多，如锦类即可分为：凫翁濯锦，越闺锦、红青矩纹锦、绛地红花鹿纹锦、茱萸纹锦、豹纹锦、凸纹锦、起绒锦等；绮类可分为：青绮、生绮、素绮、红绮、绀绮、缢绮、春草绮等；而绣类亦可细分为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茱萸纹绣、方棋纹绣、云纹绣、树纹绣、梅花纹绣、赤绣等。
丝织品的图案装饰也非常地生动丰富，几何纹类的有菱形纹、云雷纹；植物类的有茱萸纹、梅花纹、花蕾、花叶，树纹；动物类有鹿、鸟、孔雀、豹；文字类的有“千金”绣；此外还有如方棋纹、云纹等。在这些纹饰当中，有些是以这些常见的纹饰组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有一定寓意的新的纹饰主题。如遗策中所说的“信期绣”，就是以云纹和一种可能是燕子的变形鸟纹组成，因为燕子是一种候鸟，因此将它融入纹饰当中，便自然有了“信期”的含意。再如“长寿绣”，它是由云纹、花蕾和花叶几种纹饰组成，大约是以花开花落，叶枯叶荣来象征生命的生生不息。此外像茱萸纹，在古代亦具有辟邪的作用。
这些纹饰的表现方式，有印、绣、提花等几种不同形式。印花技术是汉代以后新出现的一种装饰技术，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共出土了两种。一种叫泥金银印花纱，它是在深灰色的纱上，以金(或朱红)、银白、银灰三色，分三次套印形成一种火焰状图案。据推算使用这种方法，在宽48厘米，长1米的织物上，印花的次数需达1200次之多，说明其耗工耗时之多。另一种称之为印花敷彩纱，它是以朱红、粉白、黑、银灰，深灰等几种颜色构成变形的枝蔓，蓓蕾、花穗和花叶，其中的枝蔓为镂空版印制而成，蓓蕾，花穗和花叶则是彩绘而成。
湘绣与苏绣，粤绣、蜀绣一起并称我国四大名绣，湘绣的历史源远流长，至迟在战国时期的楚墓当中，便已发现了大量技法成熟刺绣工艺品，而汉代较之战国时期而言，又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产生了新的刺绣方法接针绣和类似后代打籽绣的单针辫子股绣法，使图案更加逼真，漂亮；二是出现了以直针之法满绣而成的平绣绣品，成为我国类似工艺品的先驱。
丝织品花纹及地子的颜色，则有金、银、灰、朱、棕、黄、蓝、绿等多达36种，染料分植物染料及动物染料两类。为了使丝线的颜色绚丽多彩，
这时已发明了套染法，即先将丝线染成一种颜色，然后再在上面染上另外一种颜色，多次套染，直到达到要求的效果为止，由此形成了各种色调的色彩。构造出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反映的汉代织造工艺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缫纺技术的提高。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瑟弦，最粗的1.9毫米，最细的0.5毫米，其中1.9毫米的瑟弦是由377根生丝组成为单股丝，再由16根这样的单股丝捻纺而成，说明缫纺技术在当时已达到很高水平。而举世闻名的那件素纱禅衣所反映出的汉代缫纺技术达到的水平，更是令人膛目。纺织学上将每9000米单位重一克作为一个单位，解“■”数越小，表明蚕丝越细，从而反映出来的缫纺技术无疑也就更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纺织品中，有的纤度只有10.5～11.5■，而现代高极丝织品乔其绢的纤度则达14■。所以一号墓出土的素纱禅衣，尽管其长达120厘米，连袖长190厘米，重量却只有49克，还不到一两重。如果再除去领口和袖口厚重的纱边，则仅半两多，真正薄如蝉翼。
第二，起绒技术的产生。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种起绒织物，被鉴定为世界上最早采用起绒技术的织物，(这种技术过去据认为要到元明时期才从国外经入)这种织物是以多色经丝及单色纬丝构成，其中经丝分为4组，它是由一组经丝与纬丝织成纺织品，再以两组经丝在纺织品上构成地纹，最后一组则作为主题图案的绒圈经。纬丝由两组组成，一组与底经一起织成织物，另一组与绒圈经相互交织，一旦完成，则将此组纬丝抽去，这样便成为凸起在丝织物表面的一个个环状装饰，一旦用刀将其切开，便在织物表面形成了丝绒。这种织物对于整经技术有较高的要求，由此证明汉代已具备了很高的整经技术。[6]
(三)何家皂宋墓所反映的丝织技术
绚丽多彩，兴盛发达的中国丝绸纺织业在历经了汉唐的辉煌以后，受唐末五代战乱的打击，使得原本富庶繁荣的北方地区变得百孔千疮，机杼之声百里相闻的盛况，转而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景象所代替。而相对平静的南方地区则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得到了大批南迁的熟练工匠的加盟，丝绸纺织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致到了宋代以后，一跃而成为中国纺织业的重心地区。欧阳修《关祝熙载之东阳主簿》诗中“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的句子，正是这一盛况的真实写照，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北宋时期占全国三分之二的丝织贡品，更是这一不争事实的最好注脚。
不过就荆楚地区而言，丝绸纺织业在先秦秦汉独领风骚长达数百年以后，却令人不可思议地沉寂了下来，竟成了“不事桑蚕”之地。在西蜀、东吴、中原三个发达的丝绸纺织地区的环同下，默默追忆着祖先的勋业。直到清末湘绣的再度崛起，才使人重新拾起一些昔日的荣耀。这种现象颇为耐人寻味。其间仅在五代十国时期，由于盘踞湖南的楚王马殷在大臣王辅的建议下，“令民输锐者皆以帛代钱”，才使得不知从何时开始已“不事桑蚕”的楚地重新变得“机杼大盛”，以至于到了宋代以后，于纷织业中掀起了一点小小的波澜。例如当时江陵一带生产的绵绢、方绫，随州的小绢、奈花绫，襄州(今湖北襄樊)的自■NE067等丝织品，已在全国小有名气。而北宋时期荆楚地区最主要的丝织产品，应该还是一种产量大、质地普通似布的丝织品——
■。《宋史·食货志上三》布帛条载：“布帛宋承前代之制，调绢、袖、布、丝、绵以供军须。……青、齐、郓、濮、淄、淮、沂、密、登、莱、衡、永、全州市平绝。”其中的衡州，治所在今天的湖南衡阳，辖境约当衡阳、来阳、茶陵、■县、常宁、安仁等数县；永州，治所在今天的湖南零陵，辖境约当祁阳、祁东、零陵、东安等数县；全州，在今广西北部的全州一带。说明这种丝织品的产地除了山东以外，就是荆楚地区了。
到南宋以后，荆楚地区需要上缴的丝织品品种又有所增加。仍据《宋史·食货志上三》布帛条所载：“时(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年)江、浙、湖北、夔路额■三十九万匹，江南、川、广、湖南、两浙绢二百七十三万匹，东川、湖南绫罗■七万匹。”
目前研究宋代丝绸纺织业的发展情形，除了一些传世品及文献史籍的记载以外，考古发现出土的这一时期实物并不很多，仅在新疆、山西、北京、江苏、福建、湖南等地有零星发现。在而1973年在湖南衡阳何家皂北宋墓出土的一批丝织品，为我们了解宋代荆楚地区丝织品的品种技术等内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
这些丝织品发现于一座北宋后期的墓葬中，是墓主随身穿戴的衣物以及裹身的被子，可惜的是由于埋藏时间太长，出土时已残破成200余片，其中最大的一块长约215厘米，宽约130厘米。其质地包括绫、罗、绢、纱、麻等数种，种类则有袍、袄、衣、裙、鞋帽、被等。[7]
纱分素纱和花纱。素纱结构组织为绞纱，纬线单线；经线两根一组，一绞经，一地经，结合非常紧密，肉眼观察犹如一根。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34×20根。纤维条杆均匀，光泽柔和，纱孔清晰。
花纱的组织结构为地绞纱、花三枚经斜纹，纬线单线：经线三根一组，一纹经，两地经。三经线纹结成辫状，使以纬线不易滑动，纱孔清晰，织物表面有明显的凸条纹效果。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42-48×22-28根。残存有黑色缠枝牡丹花纱单衣片等，花纹工整秀丽。
罗亦分素罗及花罗两种。素罗的组织结构为四根一组经线，纹经、地经各二，相间排列。以纹经向地经纹转形成的梭口织入纬线，在织物表面形成匀称的网纹。经纬密度平方厘米64-72×22-26根。素罗主要用于衣、裙、袖口的镶边。
花罗的织造原理与素罗类似，只是工艺更为复杂。织物的纹饰有连线纹、方格纹，菱形纹及圆形小点花纹等。绫据其织造方法可分为平纹变化组织结构、斜纹组织结构和似缎组织结构。平纹变化组织结构为地平纹，花斜纹，花的织造采用五上一下六枚纬浮式四枚纬浮的方法。残存有金黄色菱形点花绫片，金黄色方格小点花交梭绫片、金黄色菱形朵花绫残片、黄色锯齿纹交梭绫丝棉袄残片等。斜纹组织结构其经纬线相交点在织物的表面呈现连续倾斜的对角线状况，其织造可分为正反四枚和地三枚花六枚两种方法。残存有黄色回纹绫丝绵袄片、棕色狮子滚绣球藤花绫片(有的还织有“富”字)、褐色式深棕色缠枝牡丹绫丝绵袄片等。似缎绫的组织结构为正反六枚。残存有黄色狮子藤花绫丝绵袄残片，金黄色小狮子藤花绫残片、金黄色牡丹莲蓬童子绫残片、深褐色仙鹤藤花绫残片等。
绢为平纹织物，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28-34×20-30根，式48×38-44根。色泽有黄、褐两种，多用于被单、裙及衣、袍衬里。
麻也是平纹、织构表面较为粗糙。从出土情况看，主要用于做鞋。
何家皂北宋墓出土的这一批丝麻织品，种类比较多，纹饰比较丰富，织造方法也有变化，为我们了解北宋时期荆楚地区的纺织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四)植棉及棉纺技术的传入与推广
元代以后，随着植棉技术由南方沿海地区逐步传入内地，再加上元政府的大力推广，在湖广等地设立专门负责棉花种植、征收事宜的木棉提举司，并且将棉花列入征税范围，荆楚地区的棉花种植也逐步得到推广，到明代的时候，荆楚地区的棉花种植不但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在品种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即提到：“江花出楚中，棉不甚重，二十而得五，性强紧。”说明楚地棉花的品种纤维质地比较好，在当时已有一些知名度。
清代的荆楚地区，尤其是湖北，棉花的种植及纺织，已相当普遍，这在当时的地方志中多有记载。例如乾隆《江陵县志》即有“乡民农隙以织为业者十居八九”的说法。乾隆《汉阳县志》也有“妇女老幼，机声轧轧，人日可得一匹，长一丈五六尺”的记载。
随着棉纺织原料的增加，清末，张之洞始在武汉开办机器织布局，标志荆楚纺织业进入了机器纺织的新时代。
注释：
[1]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
[2]
熊传新：《长沙新发现的战国丝织物》，《文物》1975年2期。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4]
参考高汉玉：《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织锦和刺绣》，《丝绸史研究》1989年2期。
[5]
参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1期。
[6]
参见何介钩、张维明：《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
[7]
a.陈国安等：《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文物》1984、12
b.陈国安：《浅谈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纺织品》《文物》1984、12
网页编辑：陈海霞
(一)先秦楚国的丝织和刺绣
我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楚地所出土的丝织品，则为我国上古丝织先进工艺的代表作。楚地丝织工艺具有悠久的传统。据《尚书·禹贡》篇所载，夏禹划分九州，凭土作贡，荆州是六个出产丝织品的大州之一，在规定的向中央王朝上贡的贡品中，就有彩色丝绸和用丝带串着的珍珠，还要用竹筐包装。即所谓“厥〔贡〕篚(竹筐)玄■、玑组。”及至周代，楚受周封，仍然有自周王朝上贡包括丝织品在内的贡物的义务。齐桓公还曾以楚不向周进贡等方面为借口，亲自率军征伐楚国，“使贡丝(以丝为代表的各种贡物)于周而返”(《国语·齐语》)。由此可见，西周时，楚地仍是我国丝织品的重要出产地。
春秋时代，随着丝织业的逐渐兴旺发展，丝织品的用途和使用范围日益扩大。贵族大都追求华丽的丝织服饰。楚成王时，令尹子文夏季常穿素净的黑色丝织品上朝，即所谓“缁帛之衣以朝”(《战国策·楚策》)，被视为“廉其爵，贫其身”的范例，为历代所传颂。庄王时其所喜爱的马“衣以文绣”，即把刺绣的丝织品披到了马的身上(《史记·滑稽列传》)。令尹孙叔敖其“妻不衣帛，”被认为是“大俭逼下”，还因此遭到孔子的非议(《盐铁论·通有》)。共王时，曾以丝带缀连甲片，称之为“组甲”，用以武装其伐吴的精锐部队(《左传》襄公三年)。康王时，大臣■子冯辞避令尹一职，在家里卧床装病，所盖的“重茧”，就是指两床丝棉被(《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楚生产的丝织品不仅多为楚人所享用，丝帛之余还“波及晋国”等地(《左传》僖公二十年。)
战国时代，楚国的丝织业大盛，工艺精湛，所出土的丝织物居全国之冠。1957年，长沙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绢、绉纱、锦(多件)等丝织品，保存较好，色彩绚丽。尤其重要的是，1982年发掘的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1]
楚国的丝织品名目繁多，这在屈原和宋玉的楚辞楚赋作品中，以及楚墓的遣策上多有记载。就出土实物而言，主要有：绢(本色为白色)、绨(比绢厚，呈纬向凸条)、纱(方形孔眼)、■NE067(绉纱)、罗(纱罗、绞经呈网状孔眼)、锦(彩色经线提花)、绦(彩色提花，窄带)、组(经线交叉编织的带状织物)等种类。其中绢的用量最大，用途最广，衣衾、帽、绣底、帛书、帛画多使用绢。
绢、纱、■NE067、绨都属于平纹丝织，虽然是一种较普通的工艺，但在勇于创新的楚人那里，却不乏独到之处。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制作枕套的深黄色绢，经纬密度达到164×66根/平方厘米，是上古所见密度最大的平纹丝织物；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的绉纱手帕，织线加捻，纱面起绉，如同今日的真丝乔其纱，轻薄爽气[2]；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块丝麻交织物，经线为丝、麻两种线相间，纬线全用丝线，开我国丝麻交织物的先河。
罗是一种绞经丝织物，我国发现的商代西周的罗皆为2经绞罗，而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罗为4经绞罗，经纬线均加强捻，网状孔近似六边形，结构复杂，质地轻薄如蝉翼，颇为珍贵。
锦和绦都属于精巧的提花织物。锦在楚简中写作■，是一种极为华丽的丝织物，最能反映丝织技艺水平。在出土的丝织品中，锦占有重要的地位。楚锦为平纹重经提花结构。从经线的颜色来看，有二色锦和三色锦两大类，对丝织技艺要求都很高。二色锦，以两根不同颜色的经线为一组，一根作为里经，一根作为表经起花，二线虽有时相互交换，但不能满足某些图案对色彩的更多的需要。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的褐地双色方格纹锦、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小菱形纹锦以及十字菱形纹锦均属于二色锦，前两个品种与后一个品种分别使用了挂经和两色纬线显花的新技术，用以补充某些图案对色彩的更多的需要。三色锦，以一根作里经，两根作表经起花，加上互相交换，能满足一些图案对色彩的较多需要。三色线的织品比较紧要、厚实，二色锦比三色锦稀疏、轻薄，两类锦各有所用，不可偏废。绦，是衣物装饰性的窄带织物，多为纬线提花，也有与织锦相同而经线提花的。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的朱条暗花对凤龙纹锦(二色锦)、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彩条起花凤鸟凫几何纹锦(二色锦，N5面衾用料，长宽为274×227厘米)、舞人动物纹锦(三色锦，N4面绘用料，长宽为332×234厘米)，田猎纹绦N10绵袍领用料，纬线提花)等构图复杂，用工精致，都属于锦绦等精巧花纹织物的精品。
楚人还有针织绦。长沙五里牌406号楚墓[3]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针织绦，是我国所见年代最早的针织品，表明楚人最早使用了针织工艺。
我国所见最早的一口钢针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曾为楚国兰陵县令的荀子所作的《针赋》，歌颂钢针功业甚博，其中“日夜合离，以为文章(各种花纹)”，“上饰帝王”，讲的就是使用钢针锈制花纹，即所谓“刺绣”。
手工刺绣，没有织机的约束，构图设计比较自由，使用色线不受限制，刺针走线易于变化，不是织锦胜似织锦。这种丝绣产品比彩锦更为华贵，多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这种刺绣品在长沙、江陵、荆门等地的少数楚墓中有所发现，其中马山1号楚墓中出土刺绣物品多达20余件。
楚人刺绣一般都使用锁绣针法，即用绣线组成各种链式圈套来刺绣花纹图案。这种针法一直流行到汉代。此外，还有钉线绣，即按图案的需要，用细线把粗线(单线或双线)钉固在绣地上的一种新针法，比较少见。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石字纹锦绣，把一道道波浪形的深棕色双股绣线钉在锦面石字纹上，采用的就是钉线绣[4]。这是我国所见最早使用钉线绣的绣品。同时，这也是难得一见的真正的“锦上添花”，楚简称之为“锦绣。”
绣地，除了少量的锦以外，还有绢、罗，以及包绢皮革，而大量的则是绢地。楚人的刺绣多佳品。如：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所出蟠螭纹绣缂带，外表包有青色的绢，用棕包和黄它丝线刺绣蟠螭纹，是一件难得的刺绣缂带。[5]马山1号楚墓所出的蟠龙飞凤纹绣衾面(N2)正中是蟠龙飞凤纹绣，左右侧面各有二片舞凤逐龙纹绣，紧凑充实，色彩协调，繁富华丽。三头凤鸟花卉纹绣袍面(N10)，凤鸟皆三头，张翅欲飞腾，花枝招展，神异怪气。龙凤虎纹绣罗单衣(N9)衣面，龙腾虎跃、凤鸟飞翔，互相盘绕，柔美协恰，绣工精细，色彩艳丽，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对龙对凤纹绣衾面(N9)的花纹由八幅姿态各异的对龙对凤图案作左右对称排列，并以花草纹相连组成，简练生动、色彩典雅，针法纯熟，被誉为绣品中的上乘之作。相同的绣品纹样亦见于同墓所出对凤对龙纹绣袍面(N14)；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楚墓出土的绣品纹样亦与此类似。
楚地丰富的蚕丝资源为楚地丝织刺绣业的兴旺发达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丝织业的发达又刺激了植桑养蚕业的发展。春秋时，就有民间“争桑”的记载(《史记·楚世家》)。湖南衡东县霞流寺春秋桑蚕纹铜尊，腹部主纹由四片桑叶组成，叶上及周围都是蚕，或在蠕动，或在食桑，形态生动，而尊口所铸众蚕则昂首相对，不食不动，大有不吐不快的意趣。身为楚国兰陵县令的荀子则更有《蚕赋》，言简意赅，表述了蚕的习性及养蚕经验，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反映或折射出东周时蚕桑业的兴旺情景。
楚地除蚕桑和丝织业外，麻、葛纺织也很普遍。一般劳动者都穿葛、麻织品所制的衣服，据《孟子》所记，楚人许行及其徒数十人为实践其农家理论，都是衣褐(粗麻布衣)、冠素(生绢帽)的。只因平民墓封闭条件差，难以保存；贵族多穿戴丝织衣物，故葛麻织物至今极少发现。
楚玺中有“中织室玺”(长沙出土)，还有“织室之玺”，应是包括丝织、刺绣在内的官营纺织手工业的专门管理机构。
楚共王初年，楚军东征，鲁国为了同楚讲和，把“执斫(杠)，执针(缝纫)、织■NFCC5(织工)皆百人”送给楚国(《左传》成公三年)。这反映了楚文化对其它文化的兼融性，有益于楚国丝织及刺绣工艺的发展和提高。丝织手工工艺专业性很强，楚国拥有一定数量的专业人才。战国时代有“物勒工名”的习惯，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衣衾绢里分别发现有两处墨书文字，分别为“门■”、“柬”。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的一块锦的边上也墨书有“女五氏”。这些可能是能工巧匠留下的所谓“工名”。
楚国的丝织、刺绣产品，色泽鲜艳，制作精细。不仅波及晋国等地，而且还远传阿尔泰游牧地区，前苏联乌拉干河流域的巴泽雷克3号和5号墓中，分别出土的彩色菱纹丝织物及凤鸟花草蔓枝纹样的绣品，与江陵、长沙楚墓所出有关纹样图案基本一致，这是所见内地远传游牧民族的最早的丝织、刺绣品，也是楚人同远方游牧民族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二)马王堆汉墓所反映的丝织技术
汉代是我国纺织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于战国时代，汉代的丝织业规模更大，普及范围更广，使用的人数更多，品种更加丰富多彩，织造及印染技术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当时的官府织造作坊，据《汉书·地理志》所载，“齐三服官作工种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京城长安东西织室亦一岁费五千万”，而民间私营的染织作坊，所雇工匠亦动辄可达近千人之众。武帝时，丝织品的年征收量即可达500万匹之多。民间服饰则“绣衣戏弄”、“素绨锦冰”比比皆是，富豪之家不仅“走卒奴婢被绮■NE067”，甚至连狗马亦能表文绣。以至当时有“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说法。巨大的社会需求，推动了汉代丝织及印染技术的发展。提花，拈丝等织造工艺的进一步提高，使得这一时期的丝织品既轻薄柔软，又结实耐用；而新的印花技术的产生，则使这一时期的丝织品更加绚丽多彩。至于这一时期的丝织品种，则更是绫、罗、锦、绮、纱、■NE067、缟、素、缣、缚、纨、■、缦、綮、绢、练无所不包。
在汉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有关丝织品的描写俯拾皆是，文句亦和锦绣之灿烂，例如《急就章》中即写道：“锦绣缦■离云爵，乘风悬钟华洞乐。豹首落莫兔双鹤，看草鸡翘凫翁濯。郁金半见缃白■，缥■绿■皂紫■。蒸栗绢绀缙红燃，青绮绫■NE067靡润鲜。绨络缣练素帛蝉，绛缇■■丝絮绵。”寥寥10行诗句，已将汉代丝织品种及装饰图案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品，则让我们有幸能够亲眼目睹这一时期绚烂的丝绸文化。
马王堆汉墓的丝织品，分别出土于一号墓和三号墓，其中一号墓在6个竹箱中共出土了衣物服饰50余件，各种丝织品60余幅、段，三号墓的丝织品更有11箱之多，可惜绝大部分因保存极矩，已难以看出原形。
在出土的这些丝织品当中，按大类可分成锦、绣、罗、绮、帛、绨、■、缣，纱、■NE067、素、绡、鲜友、缟等10余种，若据纹饰再加以细分，则可达近百种之多，如锦类即可分为：凫翁濯锦，越闺锦、红青矩纹锦、绛地红花鹿纹锦、茱萸纹锦、豹纹锦、凸纹锦、起绒锦等；绮类可分为：青绮、生绮、素绮、红绮、绀绮、缢绮、春草绮等；而绣类亦可细分为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茱萸纹绣、方棋纹绣、云纹绣、树纹绣、梅花纹绣、赤绣等。
丝织品的图案装饰也非常地生动丰富，几何纹类的有菱形纹、云雷纹；植物类的有茱萸纹、梅花纹、花蕾、花叶，树纹；动物类有鹿、鸟、孔雀、豹；文字类的有“千金”绣；此外还有如方棋纹、云纹等。在这些纹饰当中，有些是以这些常见的纹饰组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有一定寓意的新的纹饰主题。如遗策中所说的“信期绣”，就是以云纹和一种可能是燕子的变形鸟纹组成，因为燕子是一种候鸟，因此将它融入纹饰当中，便自然有了“信期”的含意。再如“长寿绣”，它是由云纹、花蕾和花叶几种纹饰组成，大约是以花开花落，叶枯叶荣来象征生命的生生不息。此外像茱萸纹，在古代亦具有辟邪的作用。
这些纹饰的表现方式，有印、绣、提花等几种不同形式。印花技术是汉代以后新出现的一种装饰技术，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共出土了两种。一种叫泥金银印花纱，它是在深灰色的纱上，以金(或朱红)、银白、银灰三色，分三次套印形成一种火焰状图案。据推算使用这种方法，在宽48厘米，长1米的织物上，印花的次数需达1200次之多，说明其耗工耗时之多。另一种称之为印花敷彩纱，它是以朱红、粉白、黑、银灰，深灰等几种颜色构成变形的枝蔓，蓓蕾、花穗和花叶，其中的枝蔓为镂空版印制而成，蓓蕾，花穗和花叶则是彩绘而成。
湘绣与苏绣，粤绣、蜀绣一起并称我国四大名绣，湘绣的历史源远流长，至迟在战国时期的楚墓当中，便已发现了大量技法成熟刺绣工艺品，而汉代较之战国时期而言，又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产生了新的刺绣方法接针绣和类似后代打籽绣的单针辫子股绣法，使图案更加逼真，漂亮；二是出现了以直针之法满绣而成的平绣绣品，成为我国类似工艺品的先驱。
丝织品花纹及地子的颜色，则有金、银、灰、朱、棕、黄、蓝、绿等多达36种，染料分植物染料及动物染料两类。为了使丝线的颜色绚丽多彩，
这时已发明了套染法，即先将丝线染成一种颜色，然后再在上面染上另外一种颜色，多次套染，直到达到要求的效果为止，由此形成了各种色调的色彩。构造出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反映的汉代织造工艺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缫纺技术的提高。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瑟弦，最粗的1.9毫米，最细的0.5毫米，其中1.9毫米的瑟弦是由377根生丝组成为单股丝，再由16根这样的单股丝捻纺而成，说明缫纺技术在当时已达到很高水平。而举世闻名的那件素纱禅衣所反映出的汉代缫纺技术达到的水平，更是令人膛目。纺织学上将每9000米单位重一克作为一个单位，解“■”数越小，表明蚕丝越细，从而反映出来的缫纺技术无疑也就更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纺织品中，有的纤度只有10.5～11.5■，而现代高极丝织品乔其绢的纤度则达14■。所以一号墓出土的素纱禅衣，尽管其长达120厘米，连袖长190厘米，重量却只有49克，还不到一两重。如果再除去领口和袖口厚重的纱边，则仅半两多，真正薄如蝉翼。
第二，起绒技术的产生。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种起绒织物，被鉴定为世界上最早采用起绒技术的织物，(这种技术过去据认为要到元明时期才从国外经入)这种织物是以多色经丝及单色纬丝构成，其中经丝分为4组，它是由一组经丝与纬丝织成纺织品，再以两组经丝在纺织品上构成地纹，最后一组则作为主题图案的绒圈经。纬丝由两组组成，一组与底经一起织成织物，另一组与绒圈经相互交织，一旦完成，则将此组纬丝抽去，这样便成为凸起在丝织物表面的一个个环状装饰，一旦用刀将其切开，便在织物表面形成了丝绒。这种织物对于整经技术有较高的要求，由此证明汉代已具备了很高的整经技术。[6]
(三)何家皂宋墓所反映的丝织技术
绚丽多彩，兴盛发达的中国丝绸纺织业在历经了汉唐的辉煌以后，受唐末五代战乱的打击，使得原本富庶繁荣的北方地区变得百孔千疮，机杼之声百里相闻的盛况，转而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景象所代替。而相对平静的南方地区则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得到了大批南迁的熟练工匠的加盟，丝绸纺织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致到了宋代以后，一跃而成为中国纺织业的重心地区。欧阳修《关祝熙载之东阳主簿》诗中“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的句子，正是这一盛况的真实写照，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北宋时期占全国三分之二的丝织贡品，更是这一不争事实的最好注脚。
不过就荆楚地区而言，丝绸纺织业在先秦秦汉独领风骚长达数百年以后，却令人不可思议地沉寂了下来，竟成了“不事桑蚕”之地。在西蜀、东吴、中原三个发达的丝绸纺织地区的环同下，默默追忆着祖先的勋业。直到清末湘绣的再度崛起，才使人重新拾起一些昔日的荣耀。这种现象颇为耐人寻味。其间仅在五代十国时期，由于盘踞湖南的楚王马殷在大臣王辅的建议下，“令民输锐者皆以帛代钱”，才使得不知从何时开始已“不事桑蚕”的楚地重新变得“机杼大盛”，以至于到了宋代以后，于纷织业中掀起了一点小小的波澜。例如当时江陵一带生产的绵绢、方绫，随州的小绢、奈花绫，襄州(今湖北襄樊)的自■NE067等丝织品，已在全国小有名气。而北宋时期荆楚地区最主要的丝织产品，应该还是一种产量大、质地普通似布的丝织品——
■。《宋史·食货志上三》布帛条载：“布帛宋承前代之制，调绢、袖、布、丝、绵以供军须。……青、齐、郓、濮、淄、淮、沂、密、登、莱、衡、永、全州市平绝。”其中的衡州，治所在今天的湖南衡阳，辖境约当衡阳、来阳、茶陵、■县、常宁、安仁等数县；永州，治所在今天的湖南零陵，辖境约当祁阳、祁东、零陵、东安等数县；全州，在今广西北部的全州一带。说明这种丝织品的产地除了山东以外，就是荆楚地区了。
到南宋以后，荆楚地区需要上缴的丝织品品种又有所增加。仍据《宋史·食货志上三》布帛条所载：“时(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年)江、浙、湖北、夔路额■三十九万匹，江南、川、广、湖南、两浙绢二百七十三万匹，东川、湖南绫罗■七万匹。”
目前研究宋代丝绸纺织业的发展情形，除了一些传世品及文献史籍的记载以外，考古发现出土的这一时期实物并不很多，仅在新疆、山西、北京、江苏、福建、湖南等地有零星发现。在而1973年在湖南衡阳何家皂北宋墓出土的一批丝织品，为我们了解宋代荆楚地区丝织品的品种技术等内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
这些丝织品发现于一座北宋后期的墓葬中，是墓主随身穿戴的衣物以及裹身的被子，可惜的是由于埋藏时间太长，出土时已残破成200余片，其中最大的一块长约215厘米，宽约130厘米。其质地包括绫、罗、绢、纱、麻等数种，种类则有袍、袄、衣、裙、鞋帽、被等。[7]
纱分素纱和花纱。素纱结构组织为绞纱，纬线单线；经线两根一组，一绞经，一地经，结合非常紧密，肉眼观察犹如一根。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34×20根。纤维条杆均匀，光泽柔和，纱孔清晰。
花纱的组织结构为地绞纱、花三枚经斜纹，纬线单线：经线三根一组，一纹经，两地经。三经线纹结成辫状，使以纬线不易滑动，纱孔清晰，织物表面有明显的凸条纹效果。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42-48×22-28根。残存有黑色缠枝牡丹花纱单衣片等，花纹工整秀丽。
罗亦分素罗及花罗两种。素罗的组织结构为四根一组经线，纹经、地经各二，相间排列。以纹经向地经纹转形成的梭口织入纬线，在织物表面形成匀称的网纹。经纬密度平方厘米64-72×22-26根。素罗主要用于衣、裙、袖口的镶边。
花罗的织造原理与素罗类似，只是工艺更为复杂。织物的纹饰有连线纹、方格纹，菱形纹及圆形小点花纹等。绫据其织造方法可分为平纹变化组织结构、斜纹组织结构和似缎组织结构。平纹变化组织结构为地平纹，花斜纹，花的织造采用五上一下六枚纬浮式四枚纬浮的方法。残存有金黄色菱形点花绫片，金黄色方格小点花交梭绫片、金黄色菱形朵花绫残片、黄色锯齿纹交梭绫丝棉袄残片等。斜纹组织结构其经纬线相交点在织物的表面呈现连续倾斜的对角线状况，其织造可分为正反四枚和地三枚花六枚两种方法。残存有黄色回纹绫丝绵袄片、棕色狮子滚绣球藤花绫片(有的还织有“富”字)、褐色式深棕色缠枝牡丹绫丝绵袄片等。似缎绫的组织结构为正反六枚。残存有黄色狮子藤花绫丝绵袄残片，金黄色小狮子藤花绫残片、金黄色牡丹莲蓬童子绫残片、深褐色仙鹤藤花绫残片等。
绢为平纹织物，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28-34×20-30根，式48×38-44根。色泽有黄、褐两种，多用于被单、裙及衣、袍衬里。
麻也是平纹、织构表面较为粗糙。从出土情况看，主要用于做鞋。
何家皂北宋墓出土的这一批丝麻织品，种类比较多，纹饰比较丰富，织造方法也有变化，为我们了解北宋时期荆楚地区的纺织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四)植棉及棉纺技术的传入与推广
元代以后，随着植棉技术由南方沿海地区逐步传入内地，再加上元政府的大力推广，在湖广等地设立专门负责棉花种植、征收事宜的木棉提举司，并且将棉花列入征税范围，荆楚地区的棉花种植也逐步得到推广，到明代的时候，荆楚地区的棉花种植不但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在品种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即提到：“江花出楚中，棉不甚重，二十而得五，性强紧。”说明楚地棉花的品种纤维质地比较好，在当时已有一些知名度。
清代的荆楚地区，尤其是湖北，棉花的种植及纺织，已相当普遍，这在当时的地方志中多有记载。例如乾隆《江陵县志》即有“乡民农隙以织为业者十居八九”的说法。乾隆《汉阳县志》也有“妇女老幼，机声轧轧，人日可得一匹，长一丈五六尺”的记载。
随着棉纺织原料的增加，清末，张之洞始在武汉开办机器织布局，标志荆楚纺织业进入了机器纺织的新时代。
注释：
[1]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
[2]
熊传新：《长沙新发现的战国丝织物》，《文物》1975年2期。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4]
参考高汉玉：《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织锦和刺绣》，《丝绸史研究》1989年2期。
[5]
参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1期。
[6]
参见何介钩、张维明：《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
[7]
a.陈国安等：《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文物》1984、12
b.陈国安：《浅谈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纺织品》《文物》1984、12
网页编辑：陈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