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楚式镜的铸造
中国铜镜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但从这时起，一直到西周时期这一漫长的时间里，目前发现的铜镜数量既少，不过20余面，出土的地点范围也窄，主
要集中在陕西、河南这两个商周时期的中心区域，此外在甘肃、河北、内蒙古有零星发现，也就是说都集中在北方地区。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以后，情形突变，异军突起的楚文化以横空出世的姿态，将铜镜的铸造带上了它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为铜镜发展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纵观这一时期铜镜的发现，北方地区无论是以前的传世品，还是考古发掘品，即使加在一起也不过百余面而已。而南方地区的楚国境内，仅1949年以后考古发掘出土的铜镜即已多达上千面，其情形已远非北方这一中国铜镜发祥地可以比拟了，甚至于“淮式镜”、“楚式镜”曾经一度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铜镜的代名词。学者们分析造成这种南北巨差的原因，大约当时的楚国是铸镜业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以铜镜随葬的风气非常盛行。
通过对楚地出土的这千余面铜镜进行分析研究，我们知道了楚镜的铸造原料是铜锡合金的锡青铜，其中铜的含量约在70～80%左右，锡的含量在20%左右，另有少量的铅。锡和铅能使青铜合金的熔点降低，从而有利于在铜镜较小的镜背上铸出漂亮的纹饰。此外，铸镜所用的青铜合金，含锡量较之一般的青铜器要高，这主要是由于含锡量越高，青铜含金的颜色便越接近于白色，经打磨光滑以后，更能清晰地反射人的影像。
在出土铜镜中，常在其表面附着有一层黑漆色的薄层，经分析其含锡量很高，常在60～70%以上，推测它们是采用了在镜面镀锡的工艺，这样在打磨光滑以后，能更清晰地照射出人的面容。《淮南子·修务训》中即有“明镜之始下型，朦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抹以白旃，鬓眉微毫，可得而察”的记载。[1]
从出土铜镜分析，楚国的铸镜工匠当时已掌握了让镜面微凸，以使较小的镜面能将人的面部全部映射出来的原理。出土的千余面铜镜中，绝大部分的镜面都有一定的曲率，一般直径较大的铜镜面曲率较小，直径较小的铜镜则镜面曲率较大，说明楚国的工匠已经熟练地掌握这一原理，并能在铸造工艺上加以控制。
此外，楚地还发现了一种特别的铜镜，就是透光镜。湖南攸县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面铜镜，其直径为21.8厘米，镜背中心是三弦钮，镜背纹饰为纠缠在一起的蟠螭纹，而这些纹饰在镜面上也隐隐约约能看出一些痕迹。承受日光照射时，镜背的纹饰能够清晰地反射出来，从这面铜镜的纹饰特点来看，其时代大约在战国时期。[2]
楚国境内发现的这千余面铜镜，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楚文化提供了另一个侧面。学者们根据其镜背纹饰的变化，将这些铜镜分成素镜、纯地纹镜、花叶镜、山字镜、菱纹镜、禽兽纹镜、蟠螭纹镜、羽鳞纹镜、连孤纹镜、类层透纹镜及彩绘镜等11大类，第一大类又可分为若干小类，由此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楚镜文化。
所谓素镜，即指镜背没有纹饰，或者仅有一至数周弦纹。这种铜镜的存在，大约不仅仅是简单的时代早晚的因素(相比较有纹饰的铜镜而言)，更主要的也许是为了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因为这种铜镜从春秋晚期开始，一直可以延续至战国晚期甚至于西汉初。
纯地纹镜，指镜背只有一种花纹，这是相对于其它铜镜有2～3层花纹而定名的。这种铜镜的纹饰，一种是成羽毛状或涡粒状的异化的蟠螭纹，一种是几何形的所谓云雷纹。这些都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风格。
花叶镜、山字镜、菱纹镜、蟠螭镜、羽鳞纹镜、连弧纹镜、禽兽纹镜，则是在前述的地纹上，各以花叶、花瓣，“山”字形纹，菱形纹，蟠螭纹(一种简化的龙纹)，连接的弧线纹，羽毛、鱼鳞形纹，及各种飞禽走兽纹在镜背构成主题纹饰。
夹层透纹镜可以说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工艺镜，它由两块铜片相合而成。其中一块完整无缺作为镜面，另面一块则透雕成了各种纹饰，分别铸制，然后嵌合在一起，于是就成了这种所谓的透纹镜。透纹镜的纹饰有的为双龙，有的为蟠螭纹，镜形则有方有圆。
彩绘镜也是一种特殊的工艺镜，它镜背的纹饰不是通常所见的铸制的，而是以颜料绘成各种各样的纹饰。这种纹饰可以直接绘制在素面镜上，也有的是绘在地纹镜上。纹饰包括有用朱、黑等颜料绘出的云纹，有用各种彩色绘出的菱形纹、还有用黑、黄、银灰三色绘成的缠绕在一起的龙纹。争奇斗妍，美不胜收。
楚镜镜背的主体纹饰，既有云雷纹、菱纹、山字纹等几何图案，也有花叶、花瓣、花朵等植物纹，还有写实与非写实的龙、凤、鸟、蟠螭、长尾兽等动物纹。这些纹饰有的来源于传统的青铜器纹饰，如云雷纹、羽状纹等等，而更多的则是受当地发达的丝织品及漆器图案的影响，例如菱形纹，花瓣纹、花叶纹、龙、凤、长尾兽等等便常见于出土的楚国纺织品及漆器图案中。由此构成了楚镜文化明快流畅的地方文化特征。
在楚镜的纹饰中，最具特色，也最为盛行的是所谓的“山”字铜镜，它一般是以数量不等的花叶、花瓣成竹叶作为地纹，烘托出数量不等的“山”字形主题纹饰，包括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等不同形式。关于“山”字纹及其寓意，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纹饰就是汉字中的“山”字它是“刻四山形以象四岳，此代形以字”，并且由于山在中国古代往往有稳重、宁静的象征，因此它同福、禄、寿、喜等字一样，都含有吉祥的寓意，而“山”字镜也正是表达了这一思想。有学者认为此“山”字应释为“丁”字，但其中含义却未能明了。还有的学者则认为，此“山”字形的写法与春秋战国“山”字写法有异，因此，它不是一个汉字，也不存在所谓吉祥的寓意，它不过是商周青铜器纹饰中一些动物纹的局部或几何纹经过演变、夸张以后形成的一种抽象的纹饰。因此，这种所谓的“山”字纹的真正寓意，同楚文化的众多谜团一样，有待于我们去撩开它那神秘的面纱。
楚镜在以它多变的纹饰，明快的手法，广泛的社会使用而将铜镜装饰文化带到一个新的高峰的同时，它对铜镜装饰文化做出的另外一个革命性的贡献，就是多层纹饰的采用。此前的铜镜纹饰，都是单层的主题纹饰，铸造者想要表达什么，便直截了当地将这种纹饰铸在镜背上，而楚镜则首创了以羽状纹、云雷纹、涡纹等相对简单的纹饰作为地纹，地纹之上再以龙、凤、兽、几何纹等作为主题纹饰，并配以花叶、花瓣等辅助纹饰。地纹与辅助纹饰一起，对主题纹饰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由此共同构成了一组繁复绮丽的图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镜装饰文化，并对当时楚以外的地区以及西汉早期的铜镜铸造及装饰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3]
(二)武昌吴镜的铸造
中国的铜镜文化，在异军突起、迅猛发展的楚镜文化的强劲推动之下，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而这数百年时间积累起来的铸镜的技术、经验与思想，又为铜镜文化在两汉时期达到它的巅峰阶段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并且最终在东汉的中期以后形成了几个各具特色的铸镜中心。它们是：会稽郡(治所山阴，今浙江绍兴)、江夏郡(治所西陵，今湖北新洲西)、广汉郡(治所■县，今四川广汉县北)、蜀郡(治所成都，今四川成都市)。
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后，尽管铜镜文化处于发展的低潮，但江夏郡的铜镜铸造业却以其独特的纹饰风格独步一时。[4]
黄初二年(221年)，孙权迁都江夏郡的鄂(今湖北鄂城)，改名武昌，并以江夏、豫章、庐陵三郡的部分地区组成武昌郡，但不久仍改武昌邵为江夏郡。8年后，孙权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同时却以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留守武昌。吴后期，孙皓又曾一度由建止徙都武昌。由此可见，当时的鄂城一直是吴国的一座都城。鄂城原本是一座并不发达的小县城，吴人作为都城，为了扩大规模以及满足宫廷及上层阶级的消费需要，各行各业大批熟练的工匠们被从各地迁调到了鄂城，其中便包括由长江下游铸镜中心山阴等地迁来的铸镜师。鄂城出土的一枚神兽上的铭文，即忠实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黄武六年十一月丁巳朔七日丙辰，金稽山阴作师鲍、唐，镜照明，服者也宜子孙，阴遂富贵，老寿□□，牛马羊，家在武昌思其少，天下命吉，服吾王干昔□□。”这些由下游地区迁移而来的铸镜师与原江夏郡的铸镜工匠们一道，利用鄂城地区周围丰富的铜矿资源，建立起了鄂城地区独具风格的铸镜业及铜镜文化。鄂城出土的大量的这一时期的铜镜即是这一盛况的真实反映。
汉末魏晋时期，长江流域流行的铜镜主要有神兽镜、画像镜、变形四叶镜、夔风镜、瑞兽镜及龙虎禽鸟镜等镜类。
所谓神兽镜、它是以浮雕的手法，将传说中的一些神仙及历史人物表现在镜背上，神仙们包括东王公、西王母、南极老人、天皇大帝、勾芒等，历史人物则有黄帝、神农、苍颉、俞伯牙、钟子期等等，在这些人物形象的旁边，再配上一些飞禽走兽，由此勾画出一幅神仙世界。这类镜常配有铭文的纪地、纪年、纪人。
画像镜是与神兽镜相比较而言，它是采用半浮雕的表现方式，所以画面较平，类似于画像的效果，其纹饰内容包括历史故事，车骑出行、神仙、龙虎禽鸟等等。题材丰富，构思巧妙，极有艺术价值。以一种反映吴越相争的历史故事画像镜为例，即以4幅简捷的画面勾画出了越国灭吴的过程：第一幅为两人席地而坐，有铭文说明分别为“越王”、“范蠡”、第二幅为“越女二人”，两幅画像配以文字，即表达了范蠡向越王勾践献美人计的过程。第三幅为一人端坐帐中，铭曰“吴王”，说明吴王此时已经中计，正在帐中宴舞享乐。第4幅则是一人横眉怒目，挥剑自刎，铭曰“忠臣伍子胥”。简单的4个画面，便已将勾践灭吴这一历史事件交待得清清楚楚。颇有现代蒙太奇的风格。
变形四叶镜类是以镜钮为中心，向镜背四面伸出四瓣受叶的柿蒂形叶子，在叶子的中间及周围，装饰以鸾凤、龙虎、兽首及佛象等纹饰。
夔凤镜、龙虎禽鸟镜及瑞兽镜类，则是分别以这些纹饰为主题纹饰装饰于镜背。
以上的这些铜镜纹饰，真实地再现了自汉代以来人们对于神仙世界、得道升天的渴望。
在鄂城地区的铸镜业中，神兽镜无疑是其最主要的产品，这一地区墓葬中大量出土的此类铜镜即为明证。而鄂城铸镜中最具地方特色，也最有时代气息的，却是一种发现不多的佛像镜。
佛像镜依其纹饰的组成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称之为画文带佛兽镜，这种铜镜除在湖北鄂城发现一面外，日本还曾出土过4面，鄂城出土的铜镜镜背纹饰分为4组，一组为东王公，一组为西王母，一组是侍神，另有一组则为两尊佛像，其一跌坐于莲座之上，其一侍立于一旁。日本出土的这种铜镜纹饰虽也分为4组，但分别由两组两尊像和两组三尊像构成。
另一种称之为变形四叶佛像鸾凤镜、这类铜镜在国内也仅在鄂城出土过，在国外则美国、德国的博物馆各收藏有一面，日本有两面，鄂城出土的山类铜镜，是以镜背的圆钮为中心，向四周伸出4瓣变形的柿蒂形叶，叶中各有佛像一尊。佛像跌坐于双龙首的莲花座上，背有光屏。叶外及镜像为龙、虎、凤鸟形图案。
(三)从铜镜到玻璃镜
隋唐以后，荆楚地区流行铜镜的镜背纹饰，既有流行风采，也有地方特色。
在唐代，当时全国各地流行的铜镜，在荆楚地区也多有发现。例如瑞兽葡萄纹镜，十二生肖纹镜、宝相花纹镜、花鸟镜、真子飞霜镜、■字纹镜、八卦镜等等。长沙五代墓中出土的一面荷叶纹镜，其纹饰布局心镜钮为心，整个镜背是一张盈盈欲展的荷叶，生动有纹，颇具特色。这一时期总的特点是镜体厚重，花纹繁缛。
宋代，铜镜纹饰盛行以花卉为主题，此外也有神仙故事和反映现实生活等内容的题材。花卉类的如莲花纹镜、桃花纹镜、芙蓉纹镜、缠枝牡丹纹镜、新月梅花纹镜、团花镜、缠枝宝相花纹镜、向日葵纹镜、菊花纹镜等，几成花的海洋。描写神仙故事的题材有玉兔捣药纹镜、牛郎织女镜、飞仙镜等。在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内容中，最具特色的是“蹴■”纹铜镜。镜面纹饰的主角，是一男一女两位踢球者，女的在颠球前进，男的在防守。男的身侧有一位手持铃铛的裁判，女的身侧稍远处侍立一人，大约是僮仆。远处有太湖石等点缀其间。这面铜镜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宫庭及贵族阶层中盛行的“蹴■”游戏，形象而直观地提供了这一游戏的内容。宋代铜镜总的特点是镜体超于轻薄，铸造质量逊于汉唐时期，纹饰超于写实。
明清以后，由于玻璃镜的逐渐增多，铜镜开始走向衰落。这一时期镜背纹饰以简单的纪年铭文镜为多见，此外还有仿汉、唐式镜，以及反映富贵吉祥内容的文字和图案等。值得一提的，这一时期常能见到日本铜镜的使用，常见的图案有松鹤、龟鹤以及各种花卉纹，这些铜镜有一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大部分在镜背有“天下一”三字，后面缀以人名，例为“天下一藤原光长”等。
注释：
[1]
何堂坤等：《安徽出土铜境表面分析》，《文物研究》1989年5期
[2] 贺鸿武：《湖南攸县发现一件古代透光镜》，《文物》1989年3期。
[3]
参见孔祥量等：《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
[4]
参考湖北省博物馆等：《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
网页编辑：陈海霞
(一)楚式镜的铸造
中国铜镜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但从这时起，一直到西周时期这一漫长的时间里，目前发现的铜镜数量既少，不过20余面，出土的地点范围也窄，主要集中在陕西、河南这两个商周时期的中心区域，此外在甘肃、河北、内蒙古有零星发现，也就是说都集中在北方地区。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以后，情形突变，异军突起的楚文化以横空出世的姿态，将铜镜的铸造带上了它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为铜镜发展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纵观这一时期铜镜的发现，北方地区无论是以前的传世品，还是考古发掘品，即使加在一起也不过百余面而已。而南方地区的楚国境内，仅1949年以后考古发掘出土的铜镜即已多达上千面，其情形已远非北方这一中国铜镜发祥地可以比拟了，甚至于“淮式镜”、“楚式镜”曾经一度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铜镜的代名词。学者们分析造成这种南北巨差的原因，大约当时的楚国是铸镜业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以铜镜随葬的风气非常盛行。
通过对楚地出土的这千余面铜镜进行分析研究，我们知道了楚镜的铸造原料是铜锡合金的锡青铜，其中铜的含量约在70～80%左右，锡的含量在20%左右，另有少量的铅。锡和铅能使青铜合金的熔点降低，从而有利于在铜镜较小的镜背上铸出漂亮的纹饰。此外，铸镜所用的青铜合金，含锡量较之一般的青铜器要高，这主要是由于含锡量越高，青铜含金的颜色便越接近于白色，经打磨光滑以后，更能清晰地反射人的影像。
在出土铜镜中，常在其表面附着有一层黑漆色的薄层，经分析其含锡量很高，常在60～70%以上，推测它们是采用了在镜面镀锡的工艺，这样在打磨光滑以后，能更清晰地照射出人的面容。《淮南子·修务训》中即有“明镜之始下型，朦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抹以白旃，鬓眉微毫，可得而察”的记载。[1]
从出土铜镜分析，楚国的铸镜工匠当时已掌握了让镜面微凸，以使较小的镜面能将人的面部全部映射出来的原理。出土的千余面铜镜中，绝大部分的镜面都有一定的曲率，一般直径较大的铜镜面曲率较小，直径较小的铜镜则镜面曲率较大，说明楚国的工匠已经熟练地掌握这一原理，并能在铸造工艺上加以控制。
此外，楚地还发现了一种特别的铜镜，就是透光镜。湖南攸县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面铜镜，其直径为21.8厘米，镜背中心是三弦钮，镜背纹饰为纠缠在一起的蟠螭纹，而这些纹饰在镜面上也隐隐约约能看出一些痕迹。承受日光照射时，镜背的纹饰能够清晰地反射出来，从这面铜镜的纹饰特点来看，其时代大约在战国时期。[2]
楚国境内发现的这千余面铜镜，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楚文化提供了另一个侧面。学者们根据其镜背纹饰的变化，将这些铜镜分成素镜、纯地纹镜、花叶镜、山字镜、菱纹镜、禽兽纹镜、蟠螭纹镜、羽鳞纹镜、连孤纹镜、类层透纹镜及彩绘镜等11大类，第一大类又可分为若干小类，由此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楚镜文化。
所谓素镜，即指镜背没有纹饰，或者仅有一至数周弦纹。这种铜镜的存在，大约不仅仅是简单的时代早晚的因素(相比较有纹饰的铜镜而言)，更主要的也许是为了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因为这种铜镜从春秋晚期开始，一直可以延续至战国晚期甚至于西汉初。
纯地纹镜，指镜背只有一种花纹，这是相对于其它铜镜有2～3层花纹而定名的。这种铜镜的纹饰，一种是成羽毛状或涡粒状的异化的蟠螭纹，一种是几何形的所谓云雷纹。这些都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风格。
花叶镜、山字镜、菱纹镜、蟠螭镜、羽鳞纹镜、连弧纹镜、禽兽纹镜，则是在前述的地纹上，各以花叶、花瓣，“山”字形纹，菱形纹，蟠螭纹(一种简化的龙纹)，连接的弧线纹，羽毛、鱼鳞形纹，及各种飞禽走兽纹在镜背构成主题纹饰。
夹层透纹镜可以说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工艺镜，它由两块铜片相合而成。其中一块完整无缺作为镜面，另面一块则透雕成了各种纹饰，分别铸制，然后嵌合在一起，于是就成了这种所谓的透纹镜。透纹镜的纹饰有的为双龙，有的为蟠螭纹，镜形则有方有圆。
彩绘镜也是一种特殊的工艺镜，它镜背的纹饰不是通常所见的铸制的，而是以颜料绘成各种各样的纹饰。这种纹饰可以直接绘制在素面镜上，也有的是绘在地纹镜上。纹饰包括有用朱、黑等颜料绘出的云纹，有用各种彩色绘出的菱形纹、还有用黑、黄、银灰三色绘成的缠绕在一起的龙纹。争奇斗妍，美不胜收。
楚镜镜背的主体纹饰，既有云雷纹、菱纹、山字纹等几何图案，也有花叶、花瓣、花朵等植物纹，还有写实与非写实的龙、凤、鸟、蟠螭、长尾兽等动物纹。这些纹饰有的来源于传统的青铜器纹饰，如云雷纹、羽状纹等等，而更多的则是受当地发达的丝织品及漆器图案的影响，例如菱形纹，花瓣纹、花叶纹、龙、凤、长尾兽等等便常见于出土的楚国纺织品及漆器图案中。由此构成了楚镜文化明快流畅的地方文化特征。
在楚镜的纹饰中，最具特色，也最为盛行的是所谓的“山”字铜镜，它一般是以数量不等的花叶、花瓣成竹叶作为地纹，烘托出数量不等的“山”字形主题纹饰，包括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等不同形式。关于“山”字纹及其寓意，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纹饰就是汉字中的“山”字它是“刻四山形以象四岳，此代形以字”，并且由于山在中国古代往往有稳重、宁静的象征，因此它同福、禄、寿、喜等字一样，都含有吉祥的寓意，而“山”字镜也正是表达了这一思想。有学者认为此“山”字应释为“丁”字，但其中含义却未能明了。还有的学者则认为，此“山”字形的写法与春秋战国“山”字写法有异，因此，它不是一个汉字，也不存在所谓吉祥的寓意，它不过是商周青铜器纹饰中一些动物纹的局部或几何纹经过演变、夸张以后形成的一种抽象的纹饰。因此，这种所谓的“山”字纹的真正寓意，同楚文化的众多谜团一样，有待于我们去撩开它那神秘的面纱。
楚镜在以它多变的纹饰，明快的手法，广泛的社会使用而将铜镜装饰文化带到一个新的高峰的同时，它对铜镜装饰文化做出的另外一个革命性的贡献，就是多层纹饰的采用。此前的铜镜纹饰，都是单层的主题纹饰，铸造者想要表达什么，便直截了当地将这种纹饰铸在镜背上，而楚镜则首创了以羽状纹、云雷纹、涡纹等相对简单的纹饰作为地纹，地纹之上再以龙、凤、兽、几何纹等作为主题纹饰，并配以花叶、花瓣等辅助纹饰。地纹与辅助纹饰一起，对主题纹饰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由此共同构成了一组繁复绮丽的图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镜装饰文化，并对当时楚以外的地区以及西汉早期的铜镜铸造及装饰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3]
(二)武昌吴镜的铸造
中国的铜镜文化，在异军突起、迅猛发展的楚镜文化的强劲推动之下，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而这数百年时间积累起来的铸镜的技术、经验与思想，又为铜镜文化在两汉时期达到它的巅峰阶段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并且最终在东汉的中期以后形成了几个各具特色的铸镜中心。它们是：会稽郡(治所山阴，今浙江绍兴)、江夏郡(治所西陵，今湖北新洲西)、广汉郡(治所■县，今四川广汉县北)、蜀郡(治所成都，今四川成都市)。
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后，尽管铜镜文化处于发展的低潮，但江夏郡的铜镜铸造业却以其独特的纹饰风格独步一时。[4]
黄初二年(221年)，孙权迁都江夏郡的鄂(今湖北鄂城)，改名武昌，并以江夏、豫章、庐陵三郡的部分地区组成武昌郡，但不久仍改武昌邵为江夏郡。8年后，孙权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同时却以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留守武昌。吴后期，孙皓又曾一度由建止徙都武昌。由此可见，当时的鄂城一直是吴国的一座都城。鄂城原本是一座并不发达的小县城，吴人作为都城，为了扩大规模以及满足宫廷及上层阶级的消费需要，各行各业大批熟练的工匠们被从各地迁调到了鄂城，其中便包括由长江下游铸镜中心山阴等地迁来的铸镜师。鄂城出土的一枚神兽上的铭文，即忠实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黄武六年十一月丁巳朔七日丙辰，金稽山阴作师鲍、唐，镜照明，服者也宜子孙，阴遂富贵，老寿□□，牛马羊，家在武昌思其少，天下命吉，服吾王干昔□□。”这些由下游地区迁移而来的铸镜师与原江夏郡的铸镜工匠们一道，利用鄂城地区周围丰富的铜矿资源，建立起了鄂城地区独具风格的铸镜业及铜镜文化。鄂城出土的大量的这一时期的铜镜即是这一盛况的真实反映。
汉末魏晋时期，长江流域流行的铜镜主要有神兽镜、画像镜、变形四叶镜、夔风镜、瑞兽镜及龙虎禽鸟镜等镜类。
所谓神兽镜、它是以浮雕的手法，将传说中的一些神仙及历史人物表现在镜背上，神仙们包括东王公、西王母、南极老人、天皇大帝、勾芒等，历史人物则有黄帝、神农、苍颉、俞伯牙、钟子期等等，在这些人物形象的旁边，再配上一些飞禽走兽，由此勾画出一幅神仙世界。这类镜常配有铭文的纪地、纪年、纪人。
画像镜是与神兽镜相比较而言，它是采用半浮雕的表现方式，所以画面较平，类似于画像的效果，其纹饰内容包括历史故事，车骑出行、神仙、龙虎禽鸟等等。题材丰富，构思巧妙，极有艺术价值。以一种反映吴越相争的历史故事画像镜为例，即以4幅简捷的画面勾画出了越国灭吴的过程：第一幅为两人席地而坐，有铭文说明分别为“越王”、“范蠡”、第二幅为“越女二人”，两幅画像配以文字，即表达了范蠡向越王勾践献美人计的过程。第三幅为一人端坐帐中，铭曰“吴王”，说明吴王此时已经中计，正在帐中宴舞享乐。第4幅则是一人横眉怒目，挥剑自刎，铭曰“忠臣伍子胥”。简单的4个画面，便已将勾践灭吴这一历史事件交待得清清楚楚。颇有现代蒙太奇的风格。
变形四叶镜类是以镜钮为中心，向镜背四面伸出四瓣受叶的柿蒂形叶子，在叶子的中间及周围，装饰以鸾凤、龙虎、兽首及佛象等纹饰。
夔凤镜、龙虎禽鸟镜及瑞兽镜类，则是分别以这些纹饰为主题纹饰装饰于镜背。
以上的这些铜镜纹饰，真实地再现了自汉代以来人们对于神仙世界、得道升天的渴望。
在鄂城地区的铸镜业中，神兽镜无疑是其最主要的产品，这一地区墓葬中大量出土的此类铜镜即为明证。而鄂城铸镜中最具地方特色，也最有时代气息的，却是一种发现不多的佛像镜。
佛像镜依其纹饰的组成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称之为画文带佛兽镜，这种铜镜除在湖北鄂城发现一面外，日本还曾出土过4面，鄂城出土的铜镜镜背纹饰分为4组，一组为东王公，一组为西王母，一组是侍神，另有一组则为两尊佛像，其一跌坐于莲座之上，其一侍立于一旁。日本出土的这种铜镜纹饰虽也分为4组，但分别由两组两尊像和两组三尊像构成。
另一种称之为变形四叶佛像鸾凤镜、这类铜镜在国内也仅在鄂城出土过，在国外则美国、德国的博物馆各收藏有一面，日本有两面，鄂城出土的山类铜镜，是以镜背的圆钮为中心，向四周伸出4瓣变形的柿蒂形叶，叶中各有佛像一尊。佛像跌坐于双龙首的莲花座上，背有光屏。叶外及镜像为龙、虎、凤鸟形图案。
(三)从铜镜到玻璃镜
隋唐以后，荆楚地区流行铜镜的镜背纹饰，既有流行风采，也有地方特色。
在唐代，当时全国各地流行的铜镜，在荆楚地区也多有发现。例如瑞兽葡萄纹镜，十二生肖纹镜、宝相花纹镜、花鸟镜、真子飞霜镜、■字纹镜、八卦镜等等。长沙五代墓中出土的一面荷叶纹镜，其纹饰布局心镜钮为心，整个镜背是一张盈盈欲展的荷叶，生动有纹，颇具特色。这一时期总的特点是镜体厚重，花纹繁缛。
宋代，铜镜纹饰盛行以花卉为主题，此外也有神仙故事和反映现实生活等内容的题材。花卉类的如莲花纹镜、桃花纹镜、芙蓉纹镜、缠枝牡丹纹镜、新月梅花纹镜、团花镜、缠枝宝相花纹镜、向日葵纹镜、菊花纹镜等，几成花的海洋。描写神仙故事的题材有玉兔捣药纹镜、牛郎织女镜、飞仙镜等。在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内容中，最具特色的是“蹴■”纹铜镜。镜面纹饰的主角，是一男一女两位踢球者，女的在颠球前进，男的在防守。男的身侧有一位手持铃铛的裁判，女的身侧稍远处侍立一人，大约是僮仆。远处有太湖石等点缀其间。这面铜镜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宫庭及贵族阶层中盛行的“蹴■”游戏，形象而直观地提供了这一游戏的内容。宋代铜镜总的特点是镜体超于轻薄，铸造质量逊于汉唐时期，纹饰超于写实。
明清以后，由于玻璃镜的逐渐增多，铜镜开始走向衰落。这一时期镜背纹饰以简单的纪年铭文镜为多见，此外还有仿汉、唐式镜，以及反映富贵吉祥内容的文字和图案等。值得一提的，这一时期常能见到日本铜镜的使用，常见的图案有松鹤、龟鹤以及各种花卉纹，这些铜镜有一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大部分在镜背有“天下一”三字，后面缀以人名，例为“天下一藤原光长”等。
注释：
[1]
何堂坤等：《安徽出土铜境表面分析》，《文物研究》1989年5期
[2] 贺鸿武：《湖南攸县发现一件古代透光镜》，《文物》1989年3期。
[3]
参见孔祥量等：《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
[4]
参考湖北省博物馆等：《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
网页编辑：陈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