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铜器的冶铸
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起源甚早。传说夏禹铸九鼎，其中就有荆楚的“贡金(铜)”。1988年，在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石家河遗址出土了一批
“铜块”，或称“铜材”。[1]这不仅表明远古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建国前后，荆楚已开始采矿冶铜，而且已有了早期的铜器铸造技术。当然最初应是红铜，随着铸造技术的提高才有了青铜铸造。考古工作者在湘北石门县皂市商代中期遗址，发现有熔铜炉及大块的铜渣和2件石范、4件铜器。这应当是铸造青铜器的遗迹。此外，从豫西南到湘中，从三峡地区到鄂东一带都发现了不少商代周初，或时代更早的青铜器。其中还出土有若干精品(详见第七章第三节)。
西周时期与楚国有关的青铜器，最早见于记载的是《过伯簋》，其铭文曰：“过伯从王(周昭王)伐反荆(楚国)浮金。”这里的金就是指楚人的青铜器。西周中晚期楚人已拥有大量的铜原料，楚君熊渠和熊鄂先后铸造了许多青铜器，主要的是编钟(详见第六章第一节)。其青铜器铸造业的发达在列国中居于首位。西周末年，远在黄河以北的晋国国君喜爱楚国的青铜编钟(1组9件)，以至于死后还要将其带入墓中。晋君葬入墓中的这套楚公逆(鄂)编钟有铭文，据称，楚公鄂曾获得四方诸侯进贡的“赤金九万钧”。按一均30斤，9万钧便是270万斤，今日量制，约1300～1400吨；熊鄂并将这些赤铜铸造成百组的编钟，晋侯墓出土的一组编钟或许就是熊鄂所赠送。如此惊人数量的赤铜，以及所铸编钟之多，不仅说明了楚国铜资源丰富，而且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
东周时代，楚国的青铜礼器和乐器有：鼎、鬲、■NEF70、簋、■、盆、盏、敦、盒等食器；壶、尊、■NC05B、禁等酒器；浴缶、盘、■、斗、鉴、浴鼎等水器；铜镜、炉、灯、熏杯、熏盘等梳妆、取暖、照明及熏香的生活用具；钟、■等乐器(详见第六章第一节)。此外，青铜器中还有符节、乐器、工具等各种种类。都充分体现着楚人高超的冶铸技术、工艺水平及其文化价值的取向。
就器物种类而言，楚器大都与中原列国器物相同，但在器物造型上楚器则有颇多创新。
鼎居青铜礼器之首，中原国家视九鼎为统治权力的象征，楚庄王曾观兵周疆，问鼎轻重。楚人对鼎虽没有中原人那样强烈的功利之心，但所铸的鼎却独异其趣。升鼎，自名为鼎，是一种特有形态的楚式鼎。主要特征：圆形、束腰、平底、浅腹、侈沿厚边外折，或带平盖或是无盖，立耳外撇、蹄形高足，腹外有四只或六只攀附兽，造形奇特，仅见于东周楚系铜器，是楚文化的独制品。最能代表升鼎风格特色的是王子午(令尹子庚)■。[2]共7件，大小相次，其中第2大鼎(编号M2：38)通高67.4厘米，口径66厘米，重110.4公斤。器形高大，环钮平盖，纹饰繁缛，如画的垂露篆体铭，腰周凸■，6个浮雕夔龙攀附腹周，足饰兽形扉棱，豁朗雄奇。升鼎的大小、轻重和数量大体与贵族的身份地位相称，令尹子庚墓出土7件，曾侯乙墓和楚幽王墓各出土9件。这种用鼎制度，在周人看来是■越，而从楚人看来当是效仿，且并不那么严格，尤其是一般贵族的用鼎制度。
于鼎，也是楚文化中的特产品。其中形体大者或称之为镬鼎，专供炊煮全牲之用。楚人的于鼎最初接近中原系统的同类型鼎。春秋中期由过去宽折沿、无束颈、浅腹斜收、矮蹄足演变成：窄折沿、束颈、深腹坦底直壁、蹄足粗高，别居一格的楚式鼎，一直流行到战国末年，也主要是贵族享用，就中型墓葬而言，春秋时随葬件数多少不等，战国时仅一两件。与升鼎不同，升鼎一般是越后越小，而大于鼎是越来越大。战国末年楚幽王墓中出土的一件集■大鼎(旧称铸客大鼎或楚大鼎)，通高113厘米、口径93厘米，重达400公斤，仅次于商代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国现存古代的第二大鼎，已成为安徽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参观时，十分风趣地说，那里面能煮一头牛。其形体巨大，雄浑壮观，文饰简洁，篆字奇丽，造形优美，足可谓楚国礼乐制度的象征之物。
楚人一向讲究求实创新，对器物的造型不仅在类型方面追求新意，而且也刻意创制精品。除以上提到的王子午升鼎、集■大鼎而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许多，如：盏盂、敦是楚国有特色的器类，外流美国的楚王■NC74E审盏盂、河南浙川下寺(以下均简称下寺)楚墓出土的蟠螭纹盏、湖北随州擂鼓墩13号楚墓出土的十二段花纹敦均为此类器的精品。下寺1号楚墓出土的龙耳虎足壶，作耳的两龙欲架壶而起，为足的两虎负壶而行，动静一体，极富意趣。楚地严冬夏暑均很酷烈，王宫贵族为了夏喝冰酒，冬饮温醇，特别创制了既可以冰酒又可以热酒的鉴缶、盘尊。这两种器均属合体酒器，曾侯乙鉴缶和曾侯乙盘尊[3]是这两种合体酒器的精品，而盘尊被誉为楚文化精品中的精品(详见下)。前者以方尊缶(一种器类)置于方鉴之中，然后以方鉴镂孔花盖套住方尊缶的颈部，合为一体；后者是将精巧的长颈圆体尊置于精制的圆盘之中即成，虽没有尊缶那样紧密地套合，但圆形的体态、繁缛的花纹、缕空的附饰融为一体，真令人难以想像会是两种不同器物的合体。
楚器铸造，一般都采取分铸铸接法，分范合铸法、分铸焊接法。先铸部件，然后将部件放入器身铸模内并与器身铸接在一起，称之为分铸铸接法；先分别制范，然后将各范拼合在一起浇铸成形，称之为分范合铸法；先将部件及器身分别浇铸并留有榫头和卯眼，然后用铜与■(锡铅合金)为焊料，依榫卯结构将部件与器身焊接在一起，称之为分铸焊接法。但最能体现楚人铸造技术及工艺水平的是熔模铸造法。熔模铸造法，就是用熔点低，可塑性强的材料作为铸器模范，器成模化因以得名。由于多使用蜡料作模型，故有失蜡法之称。楚共王■NC74E审盏盂、下寺2号楚墓出的云纹铜禁、曾侯乙盘尊都是使用了熔模铸造法的精品。■NC74E审盏盂的三足和盖上提手均作镂容纠结的蟠■，精致瑰丽。云纹铜禁是一呈长方形的案形器，器身高14、长103、宽46厘米。禁面的四边和四个侧面饰有多层透雕云纹，器下部为器足的12只虎，作昂首扬尾而行之状，12个空怪兽从四侧攀附禁沿、玲珑剔透，庄重瑰丽。曾侯乙盘尊的缕雕技术更为精湛。盘通高23.5、口径58厘米；尊通高30.1、口径25、底径14.2厘米。尊、盘口沿均附加精细繁缛的多层透雕，尊颈、盘腹为浅雕蟠■纹及其它花纹。尊颈、腹、圈足及盘腹均有龙形装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尊，作为耳饰的四条立体圆雕的龙，
龙首反顾，口吐长舌，颇有附尊升腾之趣。此盘尊是熔模法的极品，令人叹为观止。熔模这一先进技术，从前以为在中古时期由西亚或南亚输入我国。楚人在春秋已经用以铸造精美的铜禁，战国时代并用以创造出熔模法的极品。究竟谁发明此技术，事实胜于雄辩，无须多言。
楚人还在传统的分铸铸接法的基础上发明了铸镶法，即先铸出红铜纹饰，然后将红铜纹饰放在器身铸模，并与器身铸镶在一起。这种铸镶结构牢固，别具色彩。如制作精良的■子■浴缶盖和器腹，均铸镶有红铜龙纹，使整个浴缶精美华丽。曾侯乙盥(浴)缶(编号为187、188号)的腹部、曾侯乙编钟大型甬钟的甬部等均镶铸有红铜纹饰。
此外，楚人还习惯使用镶嵌法在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下寺2号楚墓用于车马饰的铜泡、曾侯乙墓出土的镂孔熏杯的口沿、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的两件镂空铜奁的云纹中，都镶嵌有绿松石，给铜器更增添了几分珠光宝气。
楚国兵器，现存最早的是西周中期的楚公家戈，呈三角形宽援，比较古朴。东周时代楚兵器种类主要有戈、矛、剑、戟、殳、铽、■、匕首、弓箭(出土多仅见箭镞)、弩机，以及盾、甲(铠甲，皮质或木质)，胄(头盔，多为皮质)等。戈、矛、剑、戟、弓箭是最主要的武器，兵器的变化改进亦主要体现在这些武器方面。春秋时代楚国向中原发展，主要以车兵作战，远程的弓箭、长柄的戈、矛、戟是主要武器，近身搏斗则使用匕首、短剑之类。春秋后期与善于用剑的吴作战，一方面加强舟，兵建设，另一方面大量制造青铜剑，用以武装军队。故自春秋后期和战国时代的青铜剑出土最多。剑开始由形体短小到形体变长，由无剑格变为有剑格。制作亦逐渐精良。一般为一次翻模铸造成剑。为了兼顾长剑的韧性和硬度，出现了复合剑。铸造时先铸剑脊及剑柄，然后浇铸剑刃，并以榫卯结构加固铸合。在铜锡合金的比例中，锡的含量脊部少，刃部稍多。[4]少则韧性强，多则硬度高，韧硬加强，刚柔相济，更加精良。
青铜生产工具发现甚少，主要■、斧、锛、镰、削、锥等数种。属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下寺2号墓的2件锯齿铜镰制作精致，镰正背两面饰三角纹和蟠螭纹，銎项铸兽面状。[5]当是贵族用作藉礼的工具。反映了楚人生产工具的特色。至于一般农夫可能极少使用青铜“美金”所作的生产工具。即使有，也只会传子孙而不会带入墓中。
(二)黄金、白银及其装饰工艺
金属贵者黄金、白银。黄金白银，质地柔软、延展性强，可拉成细丝，捶成薄片，铸成器具，光泽悦目。金银和铜一样，化学成分相对稳定，具有单质性，存在自然金和自然银，易被识别。楚人在采炼铜矿，冶铸青铜器时也开始利用金银这种华贵的金属制作器具，货币和装饰青铜器及漆器。
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金杯、金漏匕、金带钩，楚王铸客银■等都是黄金、白银制作的。这些制品不仅是楚人，也是我国上古珍品。黄金白银原料难得，用来铸器的很少，而用作青铜及漆器的装饰，则相对多一些。楚人在以金银装饰青铜器物的过程中发明了错金、贴金和鎏金工艺。
错金法的金泛指黄金、白银。即：铸造青铜器时先在表面留出花纹和文字的燕尾浅槽(槽呈上窄下宽的梯形状)，然后将金银拉成细丝状或捶成薄片，嵌入花纹和文字浅槽中，形成花纹图案和错金文字。王孙诰戟，曾侯乙编钟铭文、楚王熊璋戈等及著名的鄂君启节均有错金篆文。错银纹饰则以包山2号基出土的2件错银铜樽最为精致。樽通体饰错金银花纹和云纹图案，异彩缤纷。
贴金，即先将黄金捶制成薄片，厚度一般在0.1——0.2毫米之间，最薄的达0.037毫米，并辅以其它方法，然后剪裁成图案，是谓“金箔”最后采用粘合剂将金箔粘贴到青铜器表面，甚至漆器上。这种金箔在楚基和受楚文化影响的墓葬中有所发现，出土时大多脱落。湖北襄阳蔡坡4号战国早期楚墓出土的青铜壶、■NB431、盒等器物上就贴有金箱。[6]
鎏金工艺是在贴金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将水银(汞)与金粉放在一起研磨成金汞剂，涂于青铜器表面，然后将青铜器加热，金汞剂中的汞挥发，反留下金粉装饰器表。襄阳蔡坡4号楚墓出土的铜尊耳部浮雕云纹、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的青铜刀上，均有鎏金痕迹(已脱落)。[7]江陵望山楚墓出土鎏金带钩。[8]凡此均表明楚人在战国时代已发明了鎏金技术和工艺。
注释：
[1]
《石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群考古发掘重大发现》，《湖北日报》1998年1月6日；《湖北考古科研双丰收》，《中国文物报》1989年3月31日第12期。
[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3]
参考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4]
参考后德梭：《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5]
参考《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6]
参考湖北省博物馆：《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江汉存古》1985年1期。
[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网页编辑：陈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