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远古城建和盘龙城城建
荆楚城建当从远古先民挖壕沟保护村落演变而来。远古时代的古城遗址多所发现，其中，城头山城址、石家河城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城头山古城遗址，位于湖南澧县县城西北约12公里处。是一座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时代的古城遗址。从土城墙的剖面来看，第12层为城头山古城最早一期的城墙，它与环绕整个城墙的壕沟同时建造，并利用壕沟取土筑城。虽高仅2米，若加上高出濠沟面1.5米的原生土基脚，以及环濠2.5米的深度，三者组合，也可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应是具有防御功能的古城。其“时间已超过6000年，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城墙。这时的城头山古城规模和范围即已定型。因此，城头山古城应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座城。”[1]以后大约在大溪文化中晚期(距今5600—5300年之间)、屈家岭文化早期、中期(距今5200—4800年之间)先后3次加筑，基本上是在原城墙上加筑的。考古工作者还在城内发现了大溪文化时代的住房基址、墓葬区、制陶作坊区、祭坛和祭祀坑、古稻田。
现在在地面可见到的城头山古城遗址，是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遗址面貌。护城河宽35米～50米，城墙高出城外平地5～6米，整个城墙呈相当规整的圆形，有东南西北四门。城内内经314～324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内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夯土台基的完整房址、道路、排水沟等。城墙采取夯筑法建筑，内坡平缓，外坡陡直，保存较好的北墙外坡呈85度，可能仅外坡一面采用板筑法，即用木板堵住外坡进行夯筑的。这种夯筑与板筑技术的结合，开后世夯土板筑法之先河。
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址，还有江陵阴湘城址，石首走马岭城址、荆门马家垸城址，都有一定的特色，就不一一论述了。下面重点谈谈石家河文化时代的石家河古城。
石家河古城，位于汉东天门县境内。亦由城濠、城墙、居址等组成，是在5平方公里的聚落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于屈家岭文化中晚期，废于石家河文化中期，城内面积约1平方公里，城墙依岗地地势走向而筑，多用夯筑法。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其他屈家岭文化时代的古城，可能与三苗集团的壮大有关。[2]
夏商西周时期，城建技术与城建艺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武汉市北约5公里的商代盘龙城具有代表性。该城坐落在盘龙湖北岸的半岛式的小山丘上，三面环水，城垣随起伏的地势修筑。城址平面呈方形，南北长约290，东西宽约260米，总面积约1平方公里，部分城垣还保存1～3米的高度。墙体由主城墙和内侧护城坡构成。内侧城墙斜坡形便于登临；外侧较陡，用以增强防御功能。主城墙采取层层平夯板筑，内侧护城墙层层斜夯的方法。分段夯筑而成，每夯土层厚约8～10厘米。城门四面居中，门基地面铺有一层石头作为门道。城垣南北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城濠，濠沟底部发现桥柱柱穴，是当年架桥通行的遗迹。
从整体布局来看，居民区、手工业区均在城外，城内仅有宫殿，该城具有宫城性质，即是一座宫城。
大型宫殿建筑群在城内地势较高的东北部。发现三座宫殿建筑基址，坐北朝南地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宫殿建筑在夯土台基上。一号宫殿基址的夯土台基高出地面20厘米以上。长39.8米、宽12.3米，由从东到西并列的四室组成，四壁木骨泥墙，中间两间较大，各有前后二门，两侧的两间略小，各仅南面一门。台基四周有回廓粗柱47根，均有石柱础。有人把它复原为一座“茅茨土阶”的“四阿重屋”，即四坡顶重檐的木构建筑。2号宫殿在1号宫殿以南13米处，长27.5米、宽10.5米，是一座两侧开门的厅堂式建筑，建筑枝法与1号相同。从古文献所载“前朝后寝”的建制来看，2号宫殿应为“前朝”部分，其北的1号宫殿则是“后寝”之所在。宫殿两侧还发现相连的陶管，是宫殿排水设施遗物。
(二)
周代楚国的城建
入东周以后，随着楚国的崛起，荆楚建筑技术及建筑艺术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左传》宣公十一年载，楚庄王十六年(前589年)，令尹
艾猎(即孙叔敖)筑沂城时，先“使封人(掌建筑城郭等事)虑事，以授(报告)司徙。量功(工程)命日、分财(材料)用，平板杵(筑墙夹板及支柱)、称畚(畚箕)、筑(夯杵)，程土、物、议远迩、略基址，具糇粮，度有司(监工人选)。事三旬而成，不衍(过)于素(预定计划)。既有专人负责规划，又有专人负责实施，既要计算总工程量及完成日期，又要预算所需土方、用料，用工人数和筑城器具及其分配方案，还要实地测量城墙基础，准备粮食，以及审度监工人选等。由于计划周密，实施得力，仅用“三旬”时间，按原计划完成。充分显示了楚国的筑城技术和管理水平。
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的楚城较多，有国都、别都、郡城、县城等，但就规模，就考古揭示的情况看，江陵纪南城最具典型性。[3]
楚都纪南城，是一座大型的古城，位于今江陵城北约5公里处，因在纪山之南故习称纪南城。城垣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南垣东段有一处向外凸出，东北、西北、西南均呈切角状，整个形状略呈长方形，总面积多达16平方公里。墙垣为夯土建筑，一般高出平地3.9～8米，底部宽30～40米，上宽10～20米。由主墙体与内外护城坡构成，纵剖面呈梯形，外陡内缓，便于防御。主墙体的墙基为基槽填土夯筑，内外护墙坡没有挖基槽，墙基为平地夯筑。城外20～40米外有护城河环绕，护城河一般在40～80米宽，最窄处约10米，最宽处达100米。城内有4条古河道，朱河从北垣流入城内，新桥河从南垣注入城里，两河汇合后向东流为龙桥河，龙桥河经东垣注入邓家湖。城东南部的凤凰山西坡，亦有一古河道由东南向西北注入龙桥河。楚人引河水入城，既解决了大城排水难的问题，也为用水、水运提供了方便。同时也给这种古城点缀了南国水乡的色彩。城门布局水陆兼备，已发现的有8城门，朱河、新桥河和龙桥河经过的北垣、南垣和东垣3处，均设有水门，5座陆地城门，除西垣为2门外，南、北、东均各有1门。已发掘的西垣北城门和南垣水城门，代表了水陆两种不同形制的城门建设。
西垣北城门由中间两道夯土门垛分隔成三个门道，内侧两边各有1座门房，中间门道较宽，为7.8米；两边门道均为中间门道宽度的一半。南垣水城门位于南垣西段。其主体由40根木柱构成，柱下均有木板柱基。木柱分4排，每排10根，两边各一排，中间两排将城门分隔成3个门道。靠城墙两侧均置档板。基础下部发现有陶明器、人骨架、马头和兽骨，殆是奠基的遗迹。这种水陆均一门三道的城门建置一直为后世所袭用。水门建筑颇有特色，三道水门只需横木一拦，即可轻而易举地将门道封锁，但河水依旧流畅。亦可一门放行，以加强警备。此水门建筑勘称一绝。
城内布局也很讲究，从已探明的建筑基址及遗物来看，宫殿区在城东南的松柏区，此处还发现有宫城护城河遗址。城中部偏西北方向还发现了手工作坊遗迹及建筑遗址。城外四周都有楚墓区。西边八岭山是楚王室贵族墓地，北边的纪山为楚贵族墓地，东边雨台山有贵族墓地也有平民墓地，城南边多平民墓。
《水经注》说：“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班固言楚之郢都也。”当年的郢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一个人烟稠密、市面繁华的大城市，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蔽。”[4]这虽有几分夸张，但却反映了楚郢都的繁华景象。
(三)保存自今的荆州城和襄阳城
古代城址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为数并不多，而荆楚地多的荆州、襄阳二古城则是其中的两座。
(1)铁打的荆州
荆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她的城防建设。以至有“铁打的荆州”之称。《荆州府志》、《江陵县志》对于荆州城建的历史有过详细的记载。1997年10月至1998年3月，荆州博物馆在荆州城南垣的东编进行了解剖性发掘，印证了记载的准确性、真实性。[5]
发掘的结果显示，荆州城最早的城墙建于三国时期，为土墙，尽管因地下水位太高，发掘工作没有完成，但仅从已露出的城墙顶部即已宽达10米的情况分析，这一时期的城墙必定十分高大。
在三国时期的城墙上面，还叠压着三座土城垣，根据其中出土的遗物，可知它们分别属于东晋南朝、隋唐和五代三个时代。东晋城垣当为桓温督荆州时对原有城墙进行的加固、修葺。《荆州府志》上记载：“晋永和元年(345年)，桓温督荆州、镇夏口、八年还荆州，始大营城橹。”从发掘情况看，桓温将荆州城又加宽了数米。唐代对荆州城的修葺没有记载，这次发掘可补其阙。五代的土城垣被后代破坏较为严重，高6米，下底宽7.6米，顶部仅有0.5米宽。土城外还有一道同属这一时期的护体砖墙，砖墙高1.1米，宽0.9米，所用砖均为墓砖。砖墙的上面是碎砖间粘土夯筑而成的砖土混合墙，其高与五代土城相同。这种下部砖墙，上部砖土混合夯筑墙合为一体的城墙，尚属首次发现。《荆州府志》载：后梁“乾化二年(912年)，高季兴大筑重城……。郭外五十里冢墓多发掘取砖，以
城。”与发掘出土的城砖皆为墓砖的情形相符。同时也将荆州城墙用砖的历史提前到了五代。
五代城垣外是南宋时期修筑的砖墙。据《荆州府志》载，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九月至第二年的七月，安抚使赵雄“为砖城二十一里，营敌楼战屋一千余间”。这次发掘的宋代城墙，其内是高约3米，宽7.5—8.5米的土城，土城外是宽约0.6—0.8米的护体砖墙，所用的砖也是墓砖，且多为半头砖。
宋代城墙之上便是明代城墙了，其墙体亦为现有宽9.5米，高4.5米的土城墙，墙外是宽约0.7米的砖墙。明代的城墙主要是利用了宋代城墙，土城在原有宋城基础上局部加高，砖墙也是包在宋代砖墙的外面。
现有的荆州城为清代顺治三年所修建，乾隆年间曾进行过维修。城呈椭圆形，城墙周长约一万余米，高约9米，原约10米，护城河宽约30米，深约4米左右。有城门6个，分别是东门(迎宾门)、南门(南纪门)、西门(安澜门)、大北门(拱极门、柳门)、小北门(远安门)、小东门(公安门、水门)。炮台28个，藏兵洞4个，墙垛4
567个。
发掘结果表明，荆州城墙是中国现存延续时间最长，跨越朝代最多，由土城演变为砖城的唯一古城墙。
(2)天下之重的襄阳
襄阳城，位于荆楚的北部，汉江中游。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盛称襄阳“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水陆冲辏，转输无滞，……地利无敌焉”。而顾祖禹更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断言，“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因此，历史上曾在襄阳城下发生过无数次惨烈的夺城与卫城之战。南北朝时朱序于襄阳抗击前秦军队长达3年，而宋末襄阳军民固守城池，令蒙古大军长达5年不能越雷池一步，都是令人惊心动魂的大战，而襄阳城也因此有了固若金汤的美喻。
襄阳之名，始见于西汉，其实际建城年代当早于此时。其最初同荆州城一样，也是土筑城墙，以后才发展为砖墙。由于她的战略地位，其城墙的修筑也越来越高，护城河也越来越宽，到宋元的时候，护城河的宽度已达到了180米，最宽处超过了200米，是我国目前现存最宽的护城河。
襄阳城呈不规则长方形，北面依汉水而筑，东、西、南三面城门外有子城，子城也是四面环水，为襄阳城之屏障。子城内有高台两座，称为“敌台”。用来观察敌情。在城西护城河与汉水交汇处，还有一座土城，以加强对襄阳城的防御。护城河的水位通过引入橹溪水并设闸来进行调控。
正是有了上述建筑特点，加上布局严密的防御措施，才使得襄阳城屡挫强敌，赢得固基金汤的美誉。
注释：
[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6期。
[2]
参考杨权喜：《石家河古城探讨》，《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4期。
[3]
参考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考古学报》1982年3、4期。
[4]
转引自《太平御览》卷776。
[5]
陈凯等写《荆州城墙考古发掘获丰硕成果》《中日上海报》98.10.7一版
网页编辑：陈海霞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