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别居一格的汉代画像石
秦汉时代基本上继承了先秦荆楚的雕塑艺术，并有所变化。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5件一组的乐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继承和发展(详见第六章
第一节)。而西汉后期东汉时代出现的画像石和画像砖则别开生面，是荆楚雕刻艺术的一种突出的表现形式。
楚地汉画像石及画像砖资料，主要集中出土于荆楚北境的南阳地区，另外在湖北的当阳、襄樊、枣阳及随州等地也有零星画像石发现。
南阳地区画像石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南阳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西汉后期元帝——成帝时期，全国各地这个时期的画像石墓尚不多见。因此可以认为，南阳画像石刻艺术的产生与发展是自成体系的，传统楚画艺术的烙印十分明显。例如早期画像石刻作品阴线刻的手法，同帛画中心线条勾描人物形象便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又如南阳画像石刻作品一幅石刻上只表现一个主题，画面疏朗，主题突出，也带有浓郁的帛画及漆画的艺术风格[1]
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作品的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属于生产类的作品有牛车图、捕鱼图、狩猎图、阉牛图、兵器图、建筑图等；属于社会生活类的作品有门吏图、宴乐图、百戏图、讲经图、出行图等；属于历史故事类的作品有晏子见乔景公图、二桃杀三士图、獒咬赵值图、范睢受袍图、聂政刺侠累图、荆轲刺秦王图、鸿门宴图等；属于神话类的作品有伏羲女娲图、西王母东王公图、羲和常羲图、羿射十日图、牛郎织女图、嫦娥奔月图等；属于吉礼、祥瑞类的作品有雷公图，高禖图、神荼郁垒图、大傩图、高祖斩蛇图、黄龙图和凤凰图等；属于天文星象类的作品有三足乌图、五星连珠图、日月同辉图、日月交食图、苍龙星座图、北斗七星图等；此外还有一些菱形、三角形、穿环等装饰图案。[2]
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作品的艺术风格可以概述为：刀法沉稳，线条流畅；重在写意，合韵充实，形象生动传神，富有艺术感染力；构图疏朗，画面简洁，主题突出。
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作品的雕刻技法，除早期有少量平面阴线刻的表现技法外，稍晚时候出现的剔地浅浮雕技法很快便成为其主要的艺术表现技法。这种雕刻技法是将图像轮廓以外的石面剔去一层，从而使要表现的画面形象突出于石面，达到一种醒目的效果。
在艺术形象的刻画与表现方面，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作品一般仅以简单的几笔交待人物或动物的五官、衣纹等细部，而将重点放在刻画人物或动物的动作神态，渲染场景气氛上，从而使画面显得气韵生动，神态逼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例如“后羿射日”图，画面设计成狭长的纵长形，占据画面大部分位置的，是枝干成“S”形，蜿蜒曲折，扶摇直上九天云霄的扶桑树，以及象征着太阳的神乌，画面因此呈现出强烈的律动感。树下的后羿张弓搭箭，仰首凝视。几成弧形的弓背，拉直的弓弦，尤其是后羿夸张得几乎成90度的后仰折腰，显示出力的积蓄已达极致，使观者不由得要屏住呼吸，抑住心跳，去感受那弓弦一响，矢如奔雷的气势。百步穿杨的神箭手后羿的神采由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再如另外一幅“象人斗兕”图，画面很简单，只有一人一兕。兕占据了画面三分之二以上的位置，而且作者对它着力很多，刻画得相当细致、生动，扬尾、奋蹄、沉腰、曲项、低首，长角前抵，矫健、强悍的神态展露无遗。象人只占据画面的一个角落，与兕的强壮相比，显得瘦小嬴弱，然而移动的脚步，舒展的双臂却显得从容不迫，信心十足。画面以这种表面上强弱分明的强烈对比，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自负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构图上，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作品也独具风格，她既不像山东及苏北地区画像石刻作品那样，布局紧凑密集，一块石料上分层分格表现多种内容，反映不同的主题，又与陕北地区画像石刻作品内容简单，空白处装饰图案极为发达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南阳汉画像石刻作品，一块石料只表现一个内容，反映一个主题，画面简洁，留白较多，而且一般不以装饰性图案加以填充。因此，作品显示出构图疏朗大方、主题形象突出、气氛烘托充分的特点。
(二)东汉以后的荆楚雕塑艺术
东汉以后，随着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兴起，传统的雕塑艺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宗教雕塑和一般雕塑两大类型。
1.
佛像雕塑艺术
佛像雕塑兴起于东汉以后，并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发展，荆楚地区有不少佛像雕塑的珍品。举数例如下：
(1)玉泉寺男观音
提起观世音菩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一般人心目中的观世音菩萨是慈爱的女性，而当阳玉泉寺的则是男性观音，游客因此多困惑不解。
玉泉寺男观音，刻画在高约7尺的石碑上，有人说是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作品，也有的说出于荆楚民间艺人之手。究竟是谁刻画的已难以确定，出于唐人之手则是合乎情理的。据佛典所载，观世音菩萨可以随机应变地变出种种化身拯救众生的苦难，所以他(她)的化身较多。作为寺院形象，最初多为男性，大约自南北朝始至隋唐时代，观世音菩萨由男性形象改为女性形象，入宋以后其造型就完全女性化了。玉泉寺的男观音正是其造型完全女性化以前所刻画的罕见的作品。
这幅男观音像，上唇有髭，呈八字状，下唇也有须，慈祥端庄，袒胸露臂，异域装扮；宽衣舒袖，雍容华贵，体现了盛唐时代中外文化兼容并蓄的风貌。刻画工细，线条流畅，挥洒自如，生动活现，十分可贵。
(2)归元寺的五百罗汉
武汉市汉阳区归元寺的罗汉堂是中国现存四大罗汉堂之一。堂内释迦牟尼、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佛像，形体高大，神情肃穆，而五百罗汉最具雕塑艺术特色。
相传五百罗汉皆为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在佛教中其地位仅次于菩萨。归元寺的五百罗汉，据说是清代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黄陂(武汉市黄陂县)佚名艺人父子俩，用9年时间分别雕塑成体型胖、瘦两类罗汉。所用“脱胎漆塑法”，即先脱模，再用生漆做粘合剂，将夏布或丝绸层层贴附模上，生漆干后则刮填充料，经过造型打磨贴金箔等几十道复杂的工序。所塑造的罗汉体轻质坚，金光闪烁。五百罗汉按田字形的空间安置堂内。这些罗汉不同于古印度的僧侣形象，是荆楚民间形象与印度佛家文化的结合。有打呵欠、挖耳屎、剔牙、穿针、补衣、伏虎、吹笛、吹笙、吹萧、弹琵琶等等姿态者，尤其是第463尊“六子闹弥勒，”一群活泼天真的孩童缠着大肚子罗汉掏鼻、挖耳屎、扳脚、搔痒、拉裤带、试穿僧鞋，充满老少嬉戏情趣。第495尊罗汉，右侧卧、右手枕头，双腿自然曲缩，左手自然搭在左膝外侧，神情恬然，被医家誉为最佳睡姿。总之，五百罗汉，起伏坐卧，喜怒哀乐，姿态各异，神情逼真，绝无雷同，民间生活气息浓厚，雕塑技艺甚为精湛。
(3)祝圣寺罗汉像
南岳祝圣寺罗汉堂五百罗汉，是僧人艺术家心月和尚从清光绪六年(1880年)起，花费3年时间精心雕刻的。五百罗汉阴刻在一块块青石上，并依次嵌在左右壁上，别具一格。罗汉佛像，神采各异，千姿百态，是颇有特色的佛像雕刻艺术的珍品。
(4)云门寺罗汉
湘中湘乡市云门寺观音阁内有木雕泥塑千手观音像，高约10米，全身饰金，造型精巧。阁前两侧白石雕十八罗汉，各高1.5米，雕于清光绪十八年(1893年)。刀法精湛，形态各异，造型生动，堪称珍品。
此外，道教也有不少雕塑珍品。除了一些神像外，还有一些其他作品，如：鄂西武当山“治世玄岳”石牌坊，俗称“玄岳门”，同武当山建筑群一起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石雕艺术价值甚高，在下一节建筑中将有所论及，兹不赘述。总之东汉以后宗教雕塑艺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古城雕刻及其他
东汉以后，除了佛像等宗教雕塑以外，传统的墓葬人俑仍然零星可见，多属乐俑(详见第六章第一节之二)，而荆门市何场乡出土的三彩陶枕和盐池永圣村明墓出土组合铜俑在人物造型上颇有特色。
荆门三彩陶枕，属于唐时佳作，陶枕下部一侍女右侧卧于床榻，头枕右手，左手于胸前抚一幼猫，腰上顶立一盛张的荷叶以作为实用枕头的头面。黄、绿、褐三色彩釉仍然艳丽如初。
荆门组合铜俑，系明代作品，男俑8件，女俑2件，共为10件。均系明代装束，武士俑头戴卷檐笠，执殳俑头戴尖顶帽、囚俑双手负铐、女侍俑头挽双髻手捧酒具。这些人物，或刚毅威武，或神态严肃，或面色痛苦，或态度温良，姿态各异，造型生动。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3]
除以上人物雕像之外，还值得重视的是永州古城木刻和石雕武汉江城。
永州古城木刻，见于湘南永州新田县新田文庙。该庙正殿的门窗格扇和顶棚内檐上，嵌着一幅幅木质浮雕，有山水人物，也有飞禽走兽，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永州古城木刻。此木刻刻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和稍前。
永州，即是汉武帝时所置零陵郡，隋代改为永州府，唐柳宗元谪居之处。历史悠久，名胜古迹多。木刻永州古城可为明末永州古城的缩影。古城墙今已不复在，但图中许多景点至今仍可得到印证。如潇水桥、回龙塔、柳子庙(柳宗元谪居处)，永州文庙、潇水西岸的石矶等等，尤其是作为古城永州最高点，民间称之为“半截砌在天里头”的镇永楼，楼今不存，而图中可见，甚为难得。[4]就整幅构图来看，择景精审，疏密有致，气势雄壮，刀工精妙。
石雕武汉江城，现藏江西丰城博物馆。是在厚1.2厘米的石版上雕刻而成，板面长68厘米、宽48厘米。约雕于清代中期和稍后。[5]
石雕武汉江城，选择武汉具有标志性的龟蛇二山及长江黄鹤等景观雕刻而成。图中以大江为横中心线轴，由上中下三部分构成。上部分的中心，黄鹤楼巍峨耸立，背依蛇山，面临江流。攒尖顶塔式的楼阁，三层四隅八方，层阁飞翼，风铃悬响。舍利宝瓶的塔尖，佛光炫辉，仙鹤云空。背景中，蛇山委迤，古城环固，“巡抚”旌旗招扬。图的中部为大江，滔滔江水东流去，大舰小舟，鼓帆破浪，争流上下。图的下部为龟山景区的一角，龟山与黄鹤楼蛇山夹江相对，古典的禹庙，多情的琴台，游人熙攘，络绎不绝。整体看来，择景精当，紧凑有序，深浅凹凸，刀工精妙，自然天成。
注释：
[1]
参见吴曾德《再论南阳汉代画像石石艺术渊源》《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
[2]
王建中等：《南阳两汉画像石·拟述》文物四出版社1990年
[3]
参考毛华主编：《荆门文物集萃》，1990年版。
[4]
谢心音：《永州古城木刻》，《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26日。
[5]
参考向欣然：《从历代重建看今日之黄鹤楼》、《文物天地》1986年4期；万良田、万德强：《一件记录古黄鹤楼景观的石雕工艺品》、《江汉考古》1990年1期。
网页编辑：陈海霞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