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钟及编磬
商末周初，华姓楚人虽然立国于荆楚地区，但立国之初尚无钟的实物可考。从西周中后期开始，
楚钟才有考古实物和传世的资料可供研究。
楚钟是楚乐中的重器，主要有钮钟、甬钟和镈钟三种，有单个出土的钟，也有成组的编钟出土，最为重要的则是编钟。
已知楚国最早的编钟是西周中期(偏晚)的楚公
(家)编钟和西周晚期的楚公逆（
）编钟。楚公
(家)编钟共存4件，全为甬钟，其中有3件现藏日本泉屋博物馆；另外1件下落不明，仅存图像及铬文拓本。从铬文、文饰及测音情况来看，原本为锡钟和林钟两组各8件，已知的4件是这两组的残存者。楚公逆编钟20世纪90年代初出土于山西北赵64号晋侯墓。一套共8件，均为有枚甬钟。日本学者曾对日本所藏3件楚公
钟进行过音测。其中两件林钟(即《殷周金文集成》钟第43、44号)的隧音(即正鼓音)为#C1和d2，对照已有成套(8件)测音资料，分另与第3钟、第5钟的音域范围相近或相合。另1件锡钟(第42号)的隧音为b1，已经具备了双音规范和编钟组合关系的音阶音序，可用于演奏。
入春秋以后楚系编钟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仅河南淅川下寺1、2、10号三座楚墓就出土有四套编钟，即：2套各9件纽钟，分别出自1号、10号楚墓；1套甬钟26件，出自2号墓；据测定每件钟镈都能发两个乐音，每套编钟编镈均可演奏。能代表春秋时代楚人的编钟音乐水平的则是2号墓所出编钟，即王孙浩编钟。
在我国，成套的编钟，西周时代最多8件为1套(楚公逆编钟就是8件)。东周时代，一般增至9件1套或10余件1套。王孙浩编钟则1套多达26件，居我国春秋多件数编钟之冠。该编钟全为甬钟。尺寸、重量依次递减，最大的1件通高120.4厘米，重152.8公斤；最小的1件通高23.35厘米，重2.8公斤。钟上均有铭文，与音乐无关。钟身均为合瓦形，钟口较大而舞部较小。这套钟事先精心设计，铸成后，多次进行锉、磨调音。挂钟的簨簨(架子)已朽，据出土情况，应为两层悬挂。下层8件大钟为低音区，从左到右，按大小序列悬挂，音域从M2∶1隧音G2到M2∶8鼓音G4音，跨2个8度，音列较稀疏，隧音与鼓音复出，仅能构成五声音阶，可能作“和声”用。上层18件小钟，反向悬挂，为中音区和高音区。中音区音阶较密集，适合于演奏旋律。全套编钟音域很广，含4个半8度。音列以C调为基础，即传统律制的“应钟均”和楚律的“浊兽钟均”。中间区12个半音齐备，具有5声、6声、7声音阶，施宫转调的能力在4宫以上，低音区与中高音区有机结合，融旋律演奏与和声伴奏诸功能于一体，能够独立演奏完整的乐曲，表明楚国音乐实践体系已基本完备。①
春秋时代楚王宫还有“九龙之钟”，惜为吴人入郢时所毁。战国时，荆楚编钟：江陵天量观1号楚墓出土4件纽钟，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曾侯乙编钟、2号墓出土甬钟36件，等等。其中曾侯乙编钟可作为荆楚音乐文化的代表物。
曾侯乙编钟，举世闻名，出土于荆楚腹地的随州市擂鼓墩。全套65件，作为楚国附庸国国君曾侯乙的随葬品埋藏于地下长达2400余年。出土时分3层悬挂在曲尺形铜木结构的钟架上。上层有上型纽钟19件，分三组悬挂。中下层挂有45件中型和大型的甬钟。下层厚本有1件名为“大
”的甬钟，为楚惠王赠送的大镈钟所取代。
就演奏音域而言，每钟两音分立，多呈三度谐和，具有5个半8度的音程，其中心部位有2个8度齐备的12半音。编钟的整个音域，比欧洲在公元后18世纪初问世的钢琴的5个8度的音域略宽，比现代钢琴的音域只少2个8度音，即相当于现代钢琴音域两端各少1个8度音。整个演奏音域以姑冼宫为基调，即相当于现代的C大调，基本骨干音为5声、6声、7声音阶结构，具有6宫以上旋宫转调能力，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令听者流连忘返，堪称世界奇迹。
石磬，是一种古老的乐器。音乐史家推测，可能产生于远古新石器时代，而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石磬，是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的1件，年代相当于夏代。两周时期的编磬，在荆楚地区有不少重要的发现。如，在河南浙川下寺1、2、10号3座春秋楚墓中，分别出土3套(每套各13件)石编磬。这3套编磬是荆楚地区发现时代最早的编磬，遗撼的是大都残损，不能测试其整体音响。又如，在湖北江陵纪南城南郊土台、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随州曾侯乙墓和随州擂鼓墩2号墓，都有出土。在这些发现中，尤以纪南城南郊土台和曾侯乙墓最有代表意义。
纪南城彩绘石编磬，1970年出土于纪南城南郊土台战国文化层中。全套25件，保守完好，制作精良，磬面光滑，用红、黄、蓝、绿等颜色彩绘凤鸟等繁缛的花纹，有的花纹还用金线勾勒，构成绚丽多彩的图案。这批石磬大小厚薄有序，越大越薄音越低，越小越厚音越高。经音响测验，音质优美，音域宽广，实用的音至少有3个8度(即#D4—B6)，至今可演奏多种乐曲。②
曾侯乙编磬以其件数多、有乐律铭文而著称于世。此编磬与编钟同墓出土，出土时还有青铜磬架和装磬石的漆木磬盒。编磬原本分两层悬挂在磬架上，每层两组(1组6件，另1组10件)，共计32件。但从磬盒中的磬槽、槽内编号和乐律铭文可知，总数当为41枚，但墓中只出土有32件。没有下葬的当为备用品。这32件有的被盗洞塌落的土石击坏，有的已化为粉末，完好者仅存9件。结合乐律铭文推测，全套编磬音域具有3个8度的音程，若加上没有下葬的9件，则可构成完整的半音系列。是一种旋律乐器。
(二)鼓乐、管弦乐及其他
出土的荆楚乐器，除了编钟、编磬外，还有鼓、琴、瑟、笙、竽、箫、篪、相等乐器。
鼓，是一种重要的节奏乐器。东周时代，荆楚范围内发现了许多鼓，有：建鼓、有柄小鼓、鸟架鼓、以及虎座鸟架鼓，多为木质。
悬鼓。大多为以虎座凤鸟架悬鼓，其形两虎相对相反伏卧，一对凤鸟亦相对相反立于虎背，鸟尾以榫卯连接，鼓悬于两鸟之间，雕工精细，彩绘华丽典雅。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所出1件通高139.5厘米，鼓径75厘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一件虎座凤鸟悬鼓。这种悬鼓一般都发现于楚贵族墓中，其他诸侯国均无发现，表明其为楚文化的特有乐器。这种典型的楚式鼓，往往被今人视为楚文化的一种标志性文物。这种鼓一般都是本质的，仅湖北鄂州市楚墓出土1件陶木结构，即鼓为木腔皮面，虎座凤鸟鼓架为陶质(均髹漆彩绘)之外，一般都是木质并髹漆彩绘的。
手鼓、建鼓及木鹿鼓。手鼓，鼓身为扁圆体，鼓腔为木质，一面为木板，一面有鼓皮，腔身有木柄。江陵滕店1号楚墓和长沙浏城桥1号楚墓出土的就是如此。滕店1号所出手鼓鼓面直径15.7厘米。曾侯乙墓出土的有柄鼓形制则不一样，鼓身似桶，中部微鼓，腔口外径24厘米，两面蒙皮，长23.8厘米，甲鼓腰有一木柄，使用时，一手持鼓，一手拿槌敲击。
建鼓，由鼓身、鼓柱及鼓座组成。曾侯乙墓出土1件，为大型木腔双面皮鼓，身长106厘米，口径74厘米。圆柱形鼓柱贯穿鼓身，鼓柱通高3.65米，上端伸出鼓身1.5米，下端伸出鼓身1.25米，鼓座系青铜铸造，高54厘米，底径80厘米，重192.1公斤，呈圆锥形，鼓柱插入鼓座数十条纠结穿绕的雕龙蟠绕座周，富丽威武。
木鹿鼓，木雕，头、身拼合而成。鹿作卧状，昂首侧视，头上有角，小木鼓插在后背，江陵一带楚墓出土较多，如江陵雨台山363号楚墓出土的1件长35.2厘米，高21.6厘米，木鼓为木板雕成，大多呈扁圆木质实心，鼓径较小。或以为是明器、玩具；敲之梆梆有声，或以为是一种如柷、敔等木类乐器，在乐器中起“合止”乐作用的节奏乐器。③
鼓类作为一种主要的节奏乐器，运用很广泛，除在演奏中起主要节奏作用外，可单独击以调节歌舞，不仅是宫廷重要乐器，更适合民间演奏，就《九歌》所记，民间祀神所用乐器就是以鼓为主。
琴与瑟，都是丝弦类弹拨乐器，常常在一起演奏，但二者在形态和弹拨方法上都有所不同。琴，头宽尾窄，瑟则头尾宽度均衡，成长方体形；琴首、尾岳山各只一道；瑟则首岳只一道，而尾岳分别为外、中、内三小道。在弹拨方法上，弹琴一般是右手弹拨琴弦，左手同时按弦，一根弦能弹出散音(空弦音)、泛音(用抑止琴弦的基振动等方法而突出个别泛音)和按音3种乐音；瑟则一弦一音，而且都是散音(空弦音)，必须双手齐下，弹拨不同的弦，才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
楚琴是比较流行的重要的乐器，春秋时楚郧公被俘囚在晋国，以琴“操南音”(《左传》成公九年)，伯牙与钟子期这对千古“知音”，就是通过琴声结缘的。楚琴还有绕梁、青翻
秋阳等专名。但是，文献记载涉及琴者较多，而考古发现琴的实物则较少。先秦时琴有五弦、七弦和十弦琴。《史记·乐书集解》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表明五弦琴比较古老。曾侯乙墓出土1件五弦琴，木质，形若长棒，琴身近方，尾部近圆，全长115厘米，琴面平直狭长，琴身内空为音箱，两头岳山外侧均并列有5个弦孔。未见琴轸和琴柱，也未见附轸和立柱的痕迹，有人疑为失传的“均钟”(即为编钟调律的音高标准器)，无确证。
十弦琴，曾侯乙墓和长沙五里牌3号楚墓各出土1件，木质。前者长67厘米，后者通长79厘米。琴身音箱部近长方体，底方面圆鼓，音箱内空，底板有两孔；琴身的尾板较窄。实心呈长条块状，尾板末端微微上翘，底部倒立一足，琴身表面无徽。首端岳山外侧并列10个弦孔。
七弦琴，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出土1件，④由两块木板雕凿拼合而成，首端较长，近似长方形，弧面，中上部微束，尾部较短，近似梯形。首端岳山外侧并列有7弦孔。古琴的成熟形制是七弦琴，此为时代最早的1件七弦琴。
瑟在东周时期比较流行，楚墓中发现较多，有18弦、19弦、21弦、23弦、24弦、25弦之分。春秋中期的当阳赵巷4号楚墓出土的18弦瑟，时代最早。19弦瑟见于江陵雨台山388号战国早期楚墓；21弦瑟见于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春秋晚期楚墓和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战国早期楚墓；23弦瑟见于江陵雨台山春秋晚期89号楚墓和江陵天星观1号战国楚墓；24弦瑟见长沙浏桥1号春秋战国之交的楚墓，以及江陵拍马山2号楚墓和江陵天星观1号等楚墓。25弦瑟，最早见于江陵雨台山354号春秋晚期楚墓，入战国以后为常见之瑟。江陵天星观所出5件瑟，除了23弦、24弦3件外，还出土了两件25弦瑟，而曾侯乙墓出土的12件瑟全为25弦。
排箫，古管乐器。《九歌·湘君)称参差。多为竹质，吹口在上，上端齐平，下端依管长短顺序排列，多以三道竹夹固定，最早的1件排箫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1号春秋楚墓。属于仿竹石质排箫。13管，由整块汉白玉石雕凿而成，箫管最长15厘米，最短3.1厘米，除第7管不能发音外，其余12管仍能吹高低不同的音阶。曾侯乙墓出土两件竹质排箫，也是13支管组成。脱水前尚能吹奏，至少是六声音阶结构。
笙，或作竽。二者形制相同，均为簧管乐器，有匏质(或木质)斗、吹管(匏质斗往往直接在斗上开吹口)。吹管长短有序，安有簧片的若干管筒(装簧片的一头分两排插入斗中)。据说，古称大者为竽，小的为笙。有10、12、14、18簧管数种。时代最早的是当阳赵巷4号春秋中期楚墓出土的1件葫芦笙。春秋晚期的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出土2件葫芦笙均为10簧管；春秋战国之交的长沙浏城桥1号楚墓出土2件笙、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6件葫芦笙，有12、14、18簧管不等；战国中期的江陵雨台山140、394号楚墓各出土1件笙，形似烟斗，斗部有两排圆孔，每排五眼，每眼插1实心木棍(已残)，嘴部无吹孔，是明器。江除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6件笙，均为14簧管葫芦笙，分直接在斗上开吹口，与另装木质吹管两种。先秦时代不仅笙的出土较多，而在当时流行甚广，故有“楚笙冠中国”之说。
篪，是一种单管横吹的古管乐器，与笛最显著的区别是，笛子有膜孔，尾端“无底”，吹奏时掌心向下；而篪无膜，“有底”，往往借竹节封底，5个指孔并列，吹奏时掌心向里。曾侯乙墓出土的休漆彩绘竹篪就是如此。1个吹孔，5个指孔，1个出音也。篪在荆楚比较流行，常与竽合奏，《九歌·东君》的“呜篪兮吹竽”也表时了这一点。
相，是击奏乐器，又称“舂牍”。竹质，虚中如筩，无底，举以舂地，获得音响，用以节乐。江陵望山1号墓、藤店1号楚墓有发现，均用粗竹筒，一般长度在1米以上。⑤
先秦时代荆楚乐器的组合，最有代表性的是江陵天星以1号楚墓和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的乐器有：钟、磬、瑟、笙、鼓等种类，曾侯乙墓出土乐器125件，计有：钟、磬、琴、瑟、笙、箫、篪、鼓等8钟。其中以钟磬为重器，主要为君王和上层贵族所有，应属雅乐。《史记·楚世家》记楚庄王初年时常“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屈原《招魂》引诱魂归楚宫的内容就有“陈钟按鼓，造新歌些。”这些均可与出土实物相互印证。但作为一般贵族墓，所出乐器则没有钟磬，其墓中出土乐器的组合多为鼓、瑟、笙、钲。从屈原所作《九歌》看来，以歌舞乐诸神所用乐器一般是鼓、瑟、竽、排箫、篪。只有在乐东君时使用钟，考古与文献可为互证。
(三)珍贵的出土乐律文书
光秦时期荆楚音乐文化的发达还表现在音乐理论水平的提高。江陵雨台山21号楚墓出土的楚律管、曾侯乙编钟编磬乐律铭文，都是荆楚乃至世界弥足珍贵的古音乐理论文书。
1.曾侯乙编钟编磬乐律文书
曾侯乙编钟编磬铭文共4463字，除全部甬钟有一面钲部同为“曾侯乙作持”的铭记以及磬文的编号数字外，其他均为乐律学内容。分标音及乐律关系两大部分。在标音方面，甬钟和钮钟均有一面(其中中层钟为正面，下层钟为背面)的正鼓、右侧鼓或左侧鼓(大多在右侧鼓)标有两个部位所能击发出的乐音的名称，即阶名和变化音名。甬钟的标音是以姑洗均为纲，其阶名和变化音名即各音在姑洗均中的称谓；钮钟所标音阶名属无铎、浊文王二均。磬上标音均刻在鼓部偏上处，亦或另加墨书标在磬的首端和尾端。编磬均以“浊姑洗”作为标音总纲。在乐律关系的论述方面，有9件钮钟的钲间至鼓部均以直书“××之宫”的形式标明乐律名称，没有展开论述。此外，其他钮钟和每件甬钟均有一面铸有论述乐律间关系的铭文。甬钟铭文关于乐律关系的论述，均以各种正鼓、侧鼓音为议题。论及正鼓音的铭文铸在钲间及正鼓部，论及侧鼓音的内容铸在右鼓和左鼓部。编磬乐律关系的论述均刻在上端、下端和尾端，也是以标音为议题。此类铭文论及的范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某律在不同诸侯国和地区的不同称谓，即律名的比较和对应关系；其二某音在不同均中的称谓，即阶名对应关系；其三，某音在高低8度组的称谓，即8度音表示法。
这些论述涉及到整个曾律音乐体系，以及曾、楚、齐、周、晋、申等国和地区的不同乐律名称。传统的习惯将12乐律分为六律六吕，凡单数为阳，称六律；双数为阴，称六吕。大族(穆音)、黄钟(应音)、无铎、
、妥宾、姑洗(宣钟)等六律名称，多来源于周律。而浊姑洗、浊穆钟、浊兽钟、浊新钟、浊文王、浊坪皇等六吕名前缀“浊”字，以示低于阳律1律。在六吕名称前加“浊”字，是楚律的特征。在钟铭中，曾人多所借用。而在编磬中的12律名则均用楚律名。
钟磬阶名共60多个，包括了12个半音的全部基本称谓及其异名。12半音基本称谓系列，是以五音中的徵、羽、宫、商4个阶名为核心分别与角(另有一“
”字与“角”的意义和用法均同)、曾组合构成，分别为：徵角(
)、羽角(
)、宫角、商角(
)；徵曾、羽曾、宫曾、商曾。分别表示四声上方大3度音和下方大3度音。其音序应为：宫、羽角、商、徵曾、宫角(角)、羽曾、商角、徵、宫曾、羽、商曾、徵角。除此12个基本称谓之外，在同1音位里，往往还有1至13个异名。
音律及音阶的8度标音也很有特色，六律中的姑洗与宣钟、无铎与赢
、黄钟与应钟、大族与穆钟等，虽同一律位，但均为相距8度音程的律名。这种音程关系多从律名、阶名对应中显示，个别的也直接用“反”字来表示，钟铭曰：“姑洗之宫……其反为宣钟”，就是如此。
8度阶音的区别表示，一是采用专名，如以终、鼓、巽、
表示徵、羽、宫、角的高音专名；以中镈归为角音的低音专名；二是在基本阶名前或后缀字，构成异名。如前缀
字是低音，后缀少、反表示高音。
钟铭论述了旋宫转调，全部音阶以姑洗均为标音总纲，但也论述其在不同均中的称谓。如偏钟中层·3.1号钟的正鼓音“徵”，其背面征部加正鼓部铭文是：“姑洗之徵，大族之羽，新钟之变商，迟则之羽曾，兽钟之徵角”。其大意是：姑洗均的徵音，是大族均中的羽音，也是新钟均中的变商音，还是迟则均中的羽曾音，又是兽钟均中的徵角音。此钟的侧鼓音是“徵角”，其右鼓部加左鼓部的铭文便是：“姑洗之徵角，坪皇之羽，赢
之羽曾，为兽钟之徵
下角。文王徵，为穆音变商，为大族羽角，为黄钟徵曾。”等等，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其旋宫转调情况，甚为可贵。
2.江陵楚律管及其乐律文书
律管是审定各种乐器律度的一种定音器。现存最早的定音律管及其有关文书则是江陵楚律管及其乐律文书。
江陵楚律管及其乐律文书出土于江陵雨台山21号战国中期偏早的楚墓中。用竹管制成。残存律管共4支，计有乐律文38字，墨书，内容与曾侯乙钟磬文基本相同。涉及到7个律名，4个音名及各旋宫对应关系。律名中的浊穆钟、坪皇、姑洗、浊文王、浊兽钟五律均已见于曾侯乙钟磬律文。另外两个即“定文王”、“定新钟”，不见于曾侯乙钟磬乐律文书。“定”可能是正字，定文王、定新钟，当是正文王、正新钟也就是曾侯乙钟磬文中的“文王”与“新钟”两个律名。
律文中的“姑洗之宫为浊文王羽”之类的内容，就是关于旋宫转调的论述。
4支律管的文字，除1支文字残损过甚外，另3支据曾侯乙钟磬文可推定为新钟律(#F或bC音)管，姑洗律(C音)管，〔文王〕律(E音)管。虽然它们在12律中只占四分之一，但仍然是珍贵的音乐资料。
楚12律在曾侯乙钟磬文中明确标明为楚的只有六律，六吕则是据六律推论出来的。律管涉及六吕中的3个吕，进一步证实楚以六律前缀浊字为六吕的说法是正确的。将曾侯乙钟磬文与律管文综合起来，楚12律应是：姑洗(或吕钟)、浊坪皇、坪皇、浊文王、文王、浊新钟、新钟、浊兽钟、兽钟、浊穆钟、穆钟、浊姑洗。
先秦定律法，有以弦定律和以管定律的争论，这批律管及其律文的发现，表明先秦时不仅有以弦定音，也有以管定音的传统。
注释：
①参考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编钟的音高与音律》载《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②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江陵发现的楚国彩绘石编磬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72年第3期。
③谭维泗：《楚国乐器初论》，《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④湖北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
⑤参考谭维泗、白绍芝：《文物考古与博物馆论丛·楚国乐器初论》，湖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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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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