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迄于明清,在100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荆楚地区基本上处于统一的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也有不短的时间处于割据或分裂政权的统治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地区的人才状况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经济因素,地方经济发达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其人才的培
养与成长。从秦汉到隋唐,由于荆楚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赶不上北方中原地区,所以其各方面人才在总体上说都不能算多;唐中后期特别是到宋代,随着荆楚经济的快速发展,荆楚地区的人才也日益增多。其次是政治因素。封建时代的人才多以入仕做官作为“才尽其用”的重要途径,而要做官,则与本地区的政治地位及本地区的政治集团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荆楚地区的政治集团在统一的王朝中,较少占据重要的或主导性的地位,其政治上的杰出人才不是很多;只有在分裂或割据的政治格局下,荆楚人才才得以在政治上显示其重要性,有的杰出人士并得以大展宏图。正因为此,与其他地区相比较,荆楚地区的政治人才不能谓为多,荆楚人才的特点在于多逸才,多独立异行之士,多在文学、哲学上颇有造诣的人才。俗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东南多才子,那么,相比较而言,荆楚多逸人。
(一)汉魏六朝时的荆楚人才
由于受到战国晚期秦灭楚之役的破坏和楚人东迁、南移的影响,秦与西汉时期荆楚文化的发展相对缓慢。两汉之际,刘秀兄弟揭竿举义,以南阳部众为基干驰骋南北,终得天下,建立东汉。故东汉时南阳勋戚故旧多位至将相。“云台二十八将”(实有32人)中出于南阳者有13人之多,史称“南阳多显”。南阳地区的儒学名士也很多。《后汉书·儒林列传》中所记载的南阳名士有洼丹、魏满、尹敏、谢该、郑众、樊鯈等6人,数量仅次于齐鲁地区的儒学胜地。东汉时的南阳人才入为将相,退为儒者,是当时人才的佼佼者。清人赵翼谓东汉中兴“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诚为不虚[1]。张衡《南都赋》称颂南阳士人云:“其君子,弘懿明睿,允恭温良,容止可则,出言有章,进退屈伸,与时抑扬。”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北方人口为躲避战乱纷纷南来,数以千计的“关西兖豫学士”集结在荆襄一带,“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非常著名的诸葛亮也是这前后迁来襄阳居住的。荆襄的学术,因着这些人士而兴盛起来,学校也随之建立,荆襄的土著士人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庞、杨、蔡、习襄阳四大豪族都人才辈出,如庞氏家族有庞德公、庞统、庞山民、庞林等,其中庞统号称“凤雏”,与诸葛亮齐名。蔡氏家族势力最盛,蔡瑁在刘表时为江夏、南郡、竟陵太守,镇南大将军军师;蔡瓒为鄢相,蔡琰为巴郡太守。杨氏家族中的杨虑“少有德行,为沔南冠冕。州郡礼重、诸公辟命,皆不能屈。年十七而夭,门徒数百人,宗其德范,号为‘德行杨君’。”[2]其弟杨仪随刘备入蜀,后任诸葛亮长史;又有杨颙,后任诸葛亮主簿。习氏家族,历三国而至于南北朝,家运长盛不衰。随刘备入蜀的习承业“博学有才鉴”,历江阳、汶山太守;习桢为广汉太守,“有风流,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留居襄阳的习温则位至广州刺史,并长期担任荆州大公平令(负责品评,选拔人才)。宜城向氏也有很多人才,向朗在蜀汉时历官巴西、牂柯、房陵太守,丞相长史,致仕后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向条亦博学多识,入晋,为江阳太守、南中军司马御史中丞;向宠,为刘备牙门将,后为中部督,深得诸葛亮信重;向充,位至蜀汉尚书。此外,中庐人廖化,襄阳人董恢、李衡、胡宣、罗宪等,都是三国时期著称的人物。
西晋时,羊祜、杜预、山简、刘弘等相继担任荆州刺史,“开设庠序,绥怀远近”,荆楚人才进一步得到培育。至于东晋南朝时期,一方面有的荆楚旧有大族受到战乱或政治变动的影响而衰落了,如襄阳蔡氏在两晋之际为农民起义军张如所杀,“一宗都尽”;有的大族虽得以保存,但失去了家园和经济上的保障,政治地位下降,人才凋零,如新野庾氏,涅阳宗氏、刘氏、縮阳乐氏纷纷徙居江陵。自东汉以来在荆楚地区向称人才独盛的襄阳、南阳地区逐渐衰落下去,江陵取代襄阳、南阳成为荆楚的人才中心。另一方面,关中雍、秦士民多南出樊沔,麋集襄宛,如号称“雍州望族”、“三辅著姓”的京兆杜陵韦氏、扶风郿县鲁氏、秦州安定席氏、弘农华阴杨氏,都纷纷举亲族、合乡里,以流民武装的形式潮涌到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游地区。这些流民集团劲悍尚武,不乏勇敢善战的军事人才,其首领多担任侨郡太守、州刺史之类的高官,并在东晋南朝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弘农杨氏中的杨亮位于梁州刺史,其子杨佺期官至雍州刺史,他所统领的雍州流民武装,一度成为东晋末年荆扬之争中,荆州方面可资借助的一大军力;另一位流民帅鲁宗之,更以其武力直接影响江陵政局:协同下游北府军翦灭桓氏余党,会同刘裕讨除刘毅。这样,东晋南朝时期荆楚地区就形成了分别以江陵、襄阳为中心的两个人才集团:江陵多高门大族,以文士为主:襄阳多为下等士族或庶族,以武人著称。江陵文士之众至梁朝后期达到鼎盛,湘东王萧绎长期坐镇江陵,后来并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萧绎儒雅风流,笃好文章,一时才秀之士,如庾信、范晔、宗懔、颜之推、王褒、刘之遴等,焕然俱集,极江南之盛。襄阳武人势力历宋、齐、梁三朝,也得以逐渐伸张,雍州武力并逐步代替北府兵,成为左右全国政局的武装集团,其将领如柳元景、薛安都、宗越,都位至尚书令或州刺史,一般将领也得裂士封侯。至萧齐末年,萧衍更得藉雍州武力起兵夺取天下,建立梁朝。
综计汉魏六朝时期的荆楚人才,以军事政治人才为盛,文学之士则远逊,而无论武人还是文士,又主要集中在荆楚地区北部的南阳、襄阳与江陵一带。这与此一时期荆楚地区处于南北分裂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是相适应的,也是与荆楚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发进程相适应的。
(二)隋唐至明清科举制下的荆楚人才
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即以分科考试选拔官员。参加科举的人有由学校保送的生徒,有通过州县保送的乡贡。唐代的科举分制举和常举两类。制举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名目繁多,以随时选拔“非常之才”。常举科目固定,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每年都开科取士。后来,几经演变,以进士科最为重要,考中者获得进士出身,经吏部多方考核后即可做官,唐朝重要的官员大多出身进士。
科举制打开了中小地主入仕之门,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这个制度也施行于荆楚地区,但极不平衡。中进士者大都集中在襄、邓、荆三州。开元十七年(729年),荆州解童萧同和与其弟两人同中进士,传为佳话[3]。襄阳杜氏、皮氏,邓州岑氏、范氏、韩氏,往往一门中进士数人。许多荆楚籍进士后来官居宰相,如荆州刘洎、岑文本,襄阳张柬之等。唐后期,荆楚各州进士数发生了一些变化,今列表对照如下:[4]
唐代荆楚地区各州进士数量
州 |
唐
前 期 |
唐
后 期 |
小
计 |
襄 |
8 |
5 |
13 |
荆 |
4 |
4 |
8 |
邓 |
5 |
10 |
15 |
鄂 |
1 |
2 |
3 |
安 |
1 |
1 |
2 |
复 |
|
1 |
1 |
峡 |
|
1 |
1 |
衡 |
|
1 |
1 |
澧 |
|
3 |
3 |
郴 |
|
1 |
1 |
? |
|
2 |
2 |
合 计 |
19 |
31 |
50 |
这是个不很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大体上可以反映一些问题:(1)唐代荆楚地区可供统计的进士数远远低于中原地区。(2)荆楚范围内尚有许多州如隋、郢、均、旧、施、黄、蕲、潭、朗、岳、邵、永等州疑是空白(不排除史籍未作记载的可能)。(3)若以今湖北、湖南省而论,湖北省境内的进士远远超过湖南省。但湖南省的7名进士都出在安史之乱后,说明唐后期湖南地区政治经济地位上升得相当快。而荆州在安史之乱后,尽管号称“衣冠薮泽”,但在大中四年(850年)以前近半个世纪里,荆州“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至大中四年,刘蜕以荆州解及第,荆南节度使崔铉特给钱70万贯,名曰“破天荒钱”。[5]当时,荆楚地区“天荒解”的州为数不少,其中一些州历经整个唐代也未能像荆州那样“破天荒”,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区内发展的不平衡。
宋代荆楚地区的文化发展在全国相对而言有一个由缓慢到上升的过程。人才增加的状况也是如此。叶适曾经说过:“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而江汉盖鲜称焉,岂其性与习俱失之哉?”[6]这里在先秦时曾是楚文化的中心,六朝时文化也称发达,而至宋代,则“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单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7]文化的萧条与落后,人才之凋零与东南地区的兴旺形成鲜明的对照。宋代荆楚地区主要分属于京西南、荆湖北、荆湖南三路,其见于《宋史》列传中的人物共有98人,仅占全国总数的81%;而京都所在的开封府一路,即有122人,江西一路也有112人,两浙路更是多达282人。荆楚地区人才之奚落于此可见一斑。而在荆楚地区内部,湖北又落后于湖南。《宋史》入传的荆湖北路籍人物为13人,而荆湖南路则为18人,比湖北多出5人。特别是湖南籍的学者在南宋中后期数量大增,《宋元学案》中载有56人,并形成了一个湖湘学派。
明清时期,荆楚地区的人才较之唐宋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在全国的地位有所升高。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间科举考试的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共有244人,籍贯为湖广省的只有6人,而南直隶则有66人,浙江48人,江西48人,福建也有31人,湖北远远赶不上南直、浙、赣、闽四省,但比起山西、河南、广西来,还是略胜一筹。与两宋时不同的是,由于明代湖广行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在武昌,沿江的黄州、汉口、江陵都借助于长江水道,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比较长足的发展,所以明代今湖北省籍的人才要比今湖南省多。“湖北文盛,每科得解额十七,湖南杂徭僮荒略,仅得十三,以为例”。[8]据研究,明代湖北的进士数量在今各省中排名第9位,而湖南则排名第14位。上述湖广行省所出的6个三鼎甲中,属于湖南的只有2个,其余4人属于湖北。同时,湖北也出了不少全国知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如张居正、耿定向、熊廷弼以及“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等等。
湖北的这种领先地位大约一直保持到清朝前期。康熙年间,刘献廷曾久客湖广,他盛赞湖北人才之盛,比之以苏浙,而认为湖南乃“荒陋之地”,“无半人堪对语”。[9]晚清名臣郭嵩焘也说:“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黯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10]此种情况到咸、同之世,发生了巨大变化。“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11]从此,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曾国藩、左宗棠等都是“中兴名臣”,郭嵩焘、曾纪泽则是放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
注解:
[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4,《东汉功臣多近儒》。
[2] 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1,《人物》。
[3] 徐松:《登科记考》卷7。
[4] 据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北梦琐言》卷4。
[6] 叶适:《水心文集》卷9,《汉阳军修学记》。
[7]《宋史》卷436,《陈亮传》。
[8] 毛奇龄:《西河集》卷78,《明正治卿大夫兵部右侍郎徐公传》。
[9]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2。
[10] 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卷21,《罗研生墓志铭》。
[11]《光绪朝东华录》,二十四年二月壬戌,陈宝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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