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楚国之所以能创造出一流的楚文化，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得力于楚国的人才。
首先从楚国的兴起来看，主要得力于鬻熊和熊绎。鬻熊是位能文能武并且很有战略头脑的人物。商周之际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
，他统一芈姓诸部，在丹阳(今河南淅川丹浙之会)组建国家，同时，又高瞻远瞩，认清形势，本着“欲强，必以弱保之”(《列子·黄帝》)的思想，投靠尚处于方国地位的强大的周国而为“周文王师”，为楚国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熊绎是鬻熊的第4代孙，他处于周初封国建邦时期，成王举周文王、武王时有功之臣的后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国，熊绎不仅参加成王举行的岐阳盟会，而且坚持“跋涉山川以事天子”，从而使楚国取得了周王朝的诸侯国的合法地位。为楚国及楚文化赢得了发展的契机。此外，还有一些楚国君主，如熊渠将楚国本土推进到江上楚蛮之地；楚武王率先创建王制和县制，“得志于汉东”；楚成王时势力向东扩展至淮泗地区，打败宋襄公，实执中原盟会的牛耳；楚庄王问鼎中原，饮马黄河，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惠王灭陈为县，广地泗上，使楚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南收杨越，遂有苍梧”；楚宣王乘中原大战，实行“休楚”政策，蚕食巴蜀，西“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楚威王向东南发展，灭越而占有越国本土。在朝臣中，著名的令尹子文毁家纾难，力佐成王治国富强；令尹孙叔敖以民为本，辅佐庄王称霸中原；叶公子高率方城外之众平定白公之乱，辅佐惠王安定国家，功成身退；战国末年著名的四大封君之一的春申君，任令尹于危难之中，励精国治等等，这些君主大臣，施展宏才大略，扩展疆土，安邦治国，不仅直接参与楚文化的创造，而且也为楚文化的发展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军事技术方面，有射石饮羽的熊渠、百步射柳叶而百发百中的养由基。在经济经营管理方面，有善于治赋理财的
掩、善于经营商业贸易的鄂君启。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著名的教育家申叔时及慎子；有被称之为“楚宝”，能道训典的左史倚相和能作“训辞”、精通祭礼的观射父；在哲学思想方面，有最早草创道家思想的鬻熊，率先提出民为神主说的季梁；还有著名的道家学者老子、文子、环渊、鹑冠子；以及农家学派的领袖许行。在文学艺术方面有音乐家钟仪、伯牙及钟子期；著名的文学家屈原、宋玉、唐勒及景差等等，举不胜举。这些文化的精英，在创造一流楚文化的过程中，都曾发挥过主导作用。
与此同时，“楚才晋用”的现象在楚国也比较突出。据春秋蔡大夫声子所言，春秋时楚国有不少人才流入晋国。如与声子同时的在晋国被称为贤大夫的杞梓、皮革，皆有“卿才”，都是从楚国去的。此外，秦国著名大臣百里奚、吴国著名大臣伍子胥、越国著名大臣文种、范蠡都是出自楚国。另外也有其他国家的人才流入楚国的，如晋国的伯州犁、卫国的吴起，齐国的陈轸等客卿在楚国改革与外交方面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人才与选拔制度是密切关联的。先秦时代，楚国国君实行选立太子的继承制度，有良好的师保教育条件，出现了不少杰出的君王。同时，战国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能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因此，官吏选举原则，“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左传》宣公十二年)。但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私学教育的兴起，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士的阶层。在这个阶层中涌现出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既有文化知识，又有政治见解，既有治国之术，又有外交活动能力，还摆脱了宗法制的束缚，自由自在，没有“国”与“家”的既得利益的牵累，专以游说求仕。同时，楚同各诸侯国一样，在社会大变革时，在剧烈的兼并战争中，力求生存和发展，迫切需要这样的人才。而这样的士中包括各种不同出身的人，甚至有相当贫困者。因此楚人在继承传统的“内姓选于亲”的原则之外，选拔士人强调“贤”与“忠君”，不论出身，如客卿吴起、陈轸、荀况、李园等均为战国游士，庄舄是“越之鄙细人”，对他们的举拔就没有讲出身。这样，扩大了选举面，有益于人才拔尖①。促进了楚文化的发展。
注解：
①
罗运环：《论楚国的客卿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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