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之名，始见于唐。最早见于史书的是唐玄宗时的集贤殿丽正书院，但却非私人讲学之所，兼有宋代馆阁的性质。私人讲学的书院，起于中唐，经五代演化发展，至宋时成为兴盛一时的书院制度，历元明清而不衰，培养出众多的各方面人才。
(一)岳麓、石鼓书院的创立
唐中后期、五代及两宋，荆楚地区的书院主要集中在今湖南省境内，湖北省境内较少。唐代湖南的书院大致有6所：衡州石鼓李秀才书院、衡山南岳书院、韦宙书院、卢藩书院、耒阳杜陵书院、澧州文山书院，但多为士大夫隐居读书之处，而非士子肄业之所。至宋时，湖南书院大兴。据初步统计，湖南书院的建制数目仅次于江西、浙江，全境有51所，分布在近30个县内，其中以长沙、衡山、醴陵、平江、茶陵等地最多，而绝大多数建于南宋[1]。闻名全国的有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碧泉书院等。而湖北见于记载的书院则较少，更未见有闻名全国者。
岳麓书院，在今长沙市岳麓山。张縂《岳麓书院记》[2]叙述了它自创办至南宋乾道年间的盛衰与办学宗旨。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始建屋于岳麓山抱黄洞下，以待四方学者。真宗咸平二年(999年)，知州李允则“益崇大其规模，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四年，又奏请修广舍宇，生徒至60人，赐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王禹偁为之记。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湘阴人周式任山长，益广其居，谭绮为之记。八年，真宗召见周式，拜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诏赐旧名“岳麓书院”额，增赐宫中秘阁藏书，“于是书院之称闻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岳麓遂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两宋之交，遭战火洗劫，“兵革灰烬，什一仅存”，几成荒榛之地。至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振书院，命州学教授郭颖主持，“鸠废材，用余力，未卒岁而屋成。为屋五十楹，大抵悉还旧规，肖阙里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书于堂之北”。第二年，延请张縂主教事。岳麓书院的兴盛从这时开始。乾道三年，朱熹从福建来潭州访张，逗留二月，讲学岳麓、城南，书院走向传播理学、培养人才的兴盛时期。正如元人吴澄所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3]明人陈凤梧也说：“晦庵、南轩二先生，相与讲道岳麓，岳麓之名，遂以闻于天下。”[4]淳熙十五年(1188年)，湖南安抚使潘畴继修书院，“广二斋，益额十人”，[5]以教授顾杞兼山长，张縂高足吴猎为堂长。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以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来湘，再振岳麓，扭转“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的局面。扩大书院规模，前有宣圣殿5间，殿前引水作泮池，列屋百间，学生千余人；置学田50顷；聘醴陵贡生黎贵臣充讲书执事；置额外学生10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依州学例，日耗米1升4合，钱60文。朱熹亲自在书院讲学，训认“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随问随答，毫无倦容。于是，求学者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盛况空前。他又以《白鹿书院学规》颁之于岳麓书院，明确办学宗旨。理宗时，再赐旧名“岳麓书院”额，别建岳麓精舍，与书院、州学并称“潭州三学”，岳麓书院走完了官学化的全过程，成为湖湘的最高学府。宝祐元年(1253年)，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聘吉州欧阳守道为副山长，开讲“发明孟氏正人心、承三圣之说”，弘扬理学[6]。张縂季子张庶、侄张忠恕也先后讲学书院。德祐元年(1275年)，元兵攻入湖南，破长沙，焚书院，岳麓书院再次遭劫。
石鼓书院，在今衡阳市内石鼓山。原为唐元和中衡州李宽读书故址。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李士真就遗址创建，列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北宋中后期，倡导官学，书院衰落，石鼓书院乃废弛。南宋理学昌明，作为宣传阵地的书院随之而兴。淳熙十三年(1186年)，潘畴“始因旧址列屋数间，牓以故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光宗时，宋渊扩建，“益广之，别建屋以奉先圣先师之象”，添印书籍，选纳人才。[7]石鼓书院历史悠久，甚为宋人所重。
碧泉书院，在今湘潭县西南。它由南宋胡安国、胡宏创建。南宋初，胡安国避地荆楚，来到“色如拖蓝，投物水中皆碧”的碧泉，深为这里“苍然群木之下，翠绿澄静，藻荇交映”的自然景色所吸引，流连忘返，遂与弟子们在此开荒芟草，植松竹，结庐舍，是为碧泉书堂。胡宏师承父学，修建和扩大书堂，并改名为“碧泉书院”。他自己撰《碧泉书院上梁文》，[8]号召学术界以此为开端，振兴书院，“伏愿上梁以后，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袭稷下之纷芳，继杏坛而跄济”。胡氏父子以书院为阵地，研究和传播理学，培养弟子，形成自己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开创湖湘学派。从这个意义上说，碧泉书院实际上是宋代湖湘学派的发源地之一。
宋代尤其是南宋湖南书院的兴起与发达，与理学的传播有密切关系。自周敦颐开创理学，一批著名的理学家如杨时、张縂、吕祖谦、朱熹、真德秀、魏了翁等先后来到湖南。他们或讲学书院，或创建书院，以书院为阵地传播理学，促成湖湘学派的形成。特别是朱、张会讲岳麓，影响更为深远，成为各地兴办书院的样板。而且他们传授的理学弟子回乡后，循师规，在各地创办书院，主持讲事，更广泛地传播理学。而当时的湖北地区，则处于宋金(宋蒙)对峙的前沿，常受到战事的影响，因而较之湖南，人才凋零，更无著名的学者来往，所以书院亦远比湖南逊色。当时湖北境内比较有名的书院主要有荆门军的东山书院，嘉鱼县的义学书院，武昌县的南湖书院，公安县的竹林书院，江陵的南阳书院，蒲圻县的新溪书院等。在总体规模和个体知名度上都赶不上湖南。
(二)元明清时期书院的发展
由于政府的提倡，元代书院兴盛一时。荆楚地区的书院教育在元代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岳麓书院在南宋德祐年间(1275—1276年)毁于兵燹。元至元中(1264—1293年)，潭州学正、郡人刘必大重建，恢复宋时旧观。延祐元年(1314年)，潭州路判官刘安仁再次重修。据吴澄《重建岳麓书院记》[9]载，此次重修工程浩大，“林之朽者易，壁之墁者圬，上瓦下甓，更彻而新。前礼殿，旁四斋，左诸贤祠，右百泉轩，后讲堂。堂之后，阁曰尊经。阁之后，亭曰极高明。悉如其旧，门庑庖馆，宫墙四周，靡不修完”。从规制看，大致与宋代相等。据吴澄记载，有朱某、张厚等先后任山长。石鼓书院在开庆元年(1259年)亦曾毁于兵火，翌年由提刑俞琰重建，并由提学黄干出公帑置学田以赡诸生。“自是衣冠济济，有上庠之风”。入元后，“仍置学官主其地”。据元黄清老《石鼓学田记》载，石鼓书院所置学田大多在茶陵州，元初为寺僧强占，经山长程敬直等一再申诉，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在监察御史颜伯成支持下才得以收回，共395亩有奇。同时，在衡州新城和祁阳、衡山为豪右所占据的学田，亦一并收回。[10]由于官府的支持，石鼓书院在元代大体维持了南宋末年的规制，继续处于兴盛时期。此外，元代湖南地区重建和修复的书院还有：南岳邺侯书院、湘乡涟滨书院、衡山南岳书院、安仁清溪书院、道州濂溪书院、常德沅阳书院、兴宁观澜书院、龙阳龙津书院、宁乡莱山书院等。见于记载的新建书院有：长沙乔江书院、长沙东冈书院、浏阳南台书院、湘潭碧泉书院、益阳庆洲书院、攸县凤山书院、茶陵紫微书院、茶陵东山书院、祁阳浯溪书院、武冈儒林书院、澧州学殖书院、澧州道溪书院、慈利聚奎书院、安福(今大庸市)道溪书院、永定天门书院等，共15所。元代全国共新建书院87所，湖南新建书院约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在湖北地区，书院也进入发展阶段。元代湖北共有书院23所，它们是：
襄阳路二所：隆中书院(襄阳县)
沧浪书院(枣阳县)
黄州路四所：东坡书院(黄冈县)
问津书院(黄冈县)
孔子书院(黄冈县)
河南书院(黄陂县)
中兴路六所：东山书院(江陵县)
白鹤书院(潜江县)
石桥书院(潜江县)
竹林书院(公安县)
山谷书院(松滋县)
白水书院(枝江县)
峡州二所：
北山书院(宜都县)
清江书院(宜都县)
德安府二所：江汉书院(安陆县)
长庚书院(应城县)
沔阳府一所：天门书院(景陵县)
武昌路六所：南阳书院(江夏县)
主一书院(江夏县)
鸣鹤书院(崇阳县)
南湖书院(武昌县)
龙川书院(武昌县)
湖山书院(武昌县)
书院的规模较宋代也有所扩大。如主一书院有庐舍数百间，学田1
000亩；长庚书院有学田400亩；河南书院有学田200亩；南湖书院庐舍数十间，南阳书院庐舍58间。书院大都讲授程朱理学，为统治阶级培养出大量人才。
明朝前期，书院不甚发达，因为明政府的教育重点是发展官学，大兴科举，不注重私人讲学的书院。所以自洪武初，至成化初的100多年中，书院处于沉寂期。这一时期，湖北仅建书院4所：钟祥郢门书舍、襄阳鹿门书院、石首城南书院，以及麻城龙溪书院。此外，修复前代书院4所：嘉鱼义学书院、咸宁相山书院、襄阳隆中书院、鄂州龙川书院。湖南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许多著名书院包括岳麓书院在这一时期都还没有得到恢复。明中叶成化以后至嘉靖年间，由于政治腐败，官学教育衰落，原有书院遂逐渐恢复，并且大办书院，形成书院教育的新高潮。其中，湖北新建书院104所，遍布各县。湖南恢复或新建书院更多。最有影响的是岳麓书院的恢复和发展。岳麓书院在元末毁于兵火，明成化中知府钱澍重建。弘治七年(1494年)，长沙府通判陈钢增建“诚明”、“敬义”二斋及崇道祠。继之，通判李锡、同知杨茂元分别修建高明亭、尊经阁，“辟道路，广舍宇、备器用，增公田，储经书”，[11]使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观，结束了百年荒凉的局面。后来，湖广行省右参政吴世忠、潭州知府杨表、王秉良、孙存等又进行过一些扩建增建工程，岳麓书院出现“振美一时”的局面。石鼓书院大约在永乐中修复，后来的地方官员又不断进行重修与扩建，规制更为完备。除此之外，明中叶以后，湖南各府、州还创建了一批新的书院，其中大多建于嘉靖年间。较具代表性的有：
长沙府：善化惜阴书院，湘阴仰高书院，宁乡玉山书院。
茶陵州：云崖书院、洣江书院。
衡州府：衡山文昌书院、文定书院、甘泉书院、集贤书院、东廓书院，南岳九龙书院，耒阳白石书院。
永州府：宗濂书院，东安清溪书院，宁远崇正书院、会濂书院。
宝庆府：爱莲书院、城南书院，新化文昌书院，武冈鳌山书院。
岳州府：华容尤峰书院。
辰州府：崇正书院，沅陵虎溪书院。
沅州府：明山书院。
桂阳州：蒙泉书院。
清朝初年，统治者担心汉族知识分子利用书院作为反清基地，遂对书院采取压制的政策。顺治九年(1652年)曾诏令各地“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12]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的确立，社会日趋安定，顺治末年对书院的抑制政策有所松动，康熙、雍正年间进而采取支持和鼓励政策，于是各地书院纷纷复兴。在湖南，石鼓书院率先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获得批准，恢复重建；岳麓书院亦于康雍七年(1668年)获准重修。雍正、乾隆年间，岳麓书院一再重修，雍正帝赐膏火银千两，乾隆帝赐“道南正脉”匾额，岳麓书院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再次获得肯定，但官学化的程度也进一步加深。岳麓书院成为当时湖南的最高学府，在全省各府、州、县招生，应试者皆须是通过童子试合格的秀才。肄业生徒按目课试，分官课、馆课两种。官课由湖南巡抚、学政或长沙知府出题，馆课则由山长主持。同时，醴陵东莱书院、超然书院、益阳龙洲书院、常宁书院、道州濂溪书院等旧有书院都相继恢复，并创建了一大批新的书院。这样，每县均有书院，甚至一县几所书院。据统计，康熙至嘉庆年间，湖南省境内新创建的书院即多达71处。在湖北，省城武昌的江汉书院是湖北省的最高书院，历任山长皆为饱学名儒，如夏力恕、鼓久余等。最初，肄业学生定额60人，后增至240人。同时，省城还没有书院，各府州县也纷纷效仿，书院完全官学化。据统计，清代湖北先后共设书院149所，其中修复、改建前代书院26所，新建书院123所。
注解：
[1] 杨金鑫：《宋代湖南书院概况》，载《岳麓书院通讯》1983年第1期。
[2] 载《新修岳麓书院志》，清咸丰辛酉重刊本。
[3] (元)吴澄：《重建岳麓书院记》，载《岳麓文钞》卷3。
[4] (明)陈凤梧：《岳麓书院原序》，载《岳麓文钞》卷4。
[5]《玉海》卷167《宫室·院上》。
[6]《宋史》卷411《欧阳守道传》。
[7] 朱熹：《石鼓书院记》，载《方舆胜览》卷24。
[8] 见胡宏《五峰集》卷3。
[9] 光绪《湖南通志》卷68《学校志七·书院一》。
[10] 光绪《湖南通志》卷69《学校志八·书院二》。
[11] 康熙《岳麓志》卷7，杨茂元：《重修岳麓书院记》。
[12]《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第17卷《学校部汇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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