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末六朝时的州学
东汉末年刘表统治荆州期间，荆州一时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二节)。刘表在襄阳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招收官吏子弟和低级官
吏入学。汉代诸郡国虽置学校，但置废无常，到汉末更大多已废弛。刘表在荆州所置学校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赤壁之战后，襄阳为曹操夺取，士大夫及百姓多被迁往北方，学校自然停办了。自此，荆州长期处于三国交争的战场，各国都无暇顾及教育。到西晋时，羊祜出镇荆州，始在襄阳“开设庠序”。①西晋灭吴后，荆州刺史杜预又在江陵兴办学校。但时隔不久，永嘉之乱爆发，荆州战乱频仍，学校复废。
东晋咸康年间(335—342年)，庾亮为荆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盛修学校，高选儒官”，②荆州的学校又得以恢复，学生主要招收荆州将吏子弟。庾亮为了推动学校教育，带头把自己的子弟送入学校。州设儒林祭酒、劝学，掌管学校教育。咸康六年(340年)，庾亮病死，弟庾翼继任，自武昌迁镇夏口(今武汉市武昌区)，荆州的学校又废。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桓温将荆州治所移至江陵(今荆沙市荆州区)，自后至梁皆无变动。萧齐时，荆州刺史萧嶷在江陵南蛮园东南开馆立学，收生徒40人，入学的都是官僚子弟，年龄限制在25岁以下15岁以上。置儒林参军一人、文学祭酒一人、劝学从事二人主管教育。齐末荆州战乱，学校又废。至梁天监七年(508年)，安成王萧秀又重于荆州立学。梁时荆州学校规模可能比齐时略小，到梁末湘东王萧绎镇荆州时，生徒还只有30人。儒林参军、劝学从事依旧置，省文学祭酒。梁元帝时，又另于军府置学。学校设有儒林祭酒。听讲的并不仅限于生徒。史载贺革讲学时，“荆楚衣冠听者甚众”，③可见士大夫也可入学听讲。
刘宋初年，分荆州立湘州(治长沙)，后废立无常，至孝武孝建元年(454年)又复立。同时，析荆、湘、江三州置郢州(治夏口)。在襄阳，则自东晋以来侨立雍州，后为实土。湘、郢、雍三州均未见有关于立学的记载。这种现象殆为东晋南朝时期的选任制度所造成。在门阀政治下，九品中正制逐渐蜕变为服务于高门大族的士族制，世家大族控制了官员的选拔，官员选任完全凭借门第品位，与真才实学并无关系，因而学校教育衰落，即便是中央官学也并不兴盛，更不用说地方官学了。因此，州学是否兴办，完全取决于地方长吏的兴趣，不能形成制度，时兴时废；偶尔兴办，规模也相当有限。但是，这并不是说地方教育就陷入了停顿。《隋书》卷31《地理志》“荆州”后叙云：“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九江襟带所在，江夏、竟陵、安陆，各置名州，为藩镇重寄，人物乃与诸郡不同”。《南史》卷72《文学传·序》则说：“自中原沸腾，王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荆州在陶侃、庾亮、桓温以及宋刘义庆镇守之时，号称多士。尤其在梁湘东王萧绎出镇荆州时，幕府文人学士如林。刘之遴、庾季才、到镜、宗懔、颜之推等著名文人皆被罗致其中。侯景攻陷建康，萧绎称帝于江陵，使荆州自东汉以来再度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且萧绎幕下的文士，江陵政权的骨干，除一部分人如王褒等来自建康外，大抵为荆楚本地人士。一时间，荆州可以说是人才荟萃，这显然要有相当的教育基础。因此，虽然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但可以相信，六朝时期荆楚地区的私学是相当炽盛的。《梁书·儒林传》记太史叔明精于《庄子》、《老子》，随邵陵王萧纶出镇郢州，在夏口开馆讲学，传播自己的学说，自后，“江外人士皆传其学”。这样的例子应当还有很多。
(二)唐代的州学
隋朝初年，隋文帝比较重视教育，不仅全面恢复了前代所创立的重要学校，而且逐步建立起地方官学，规定各郡(州)县都要设立学校，但实际上，郡县设学并不普遍。唐代的地方官学在直系的州、县学之外，在一些重要的府、州还设置有医学和崇玄学。当时，各府、州学师生员额均有定制。据《新唐书·选举制》，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学生各50人；下州40人。京县50人，上县40人，中县、中下县各35人，下县20人。在荆楚地区，襄州(今襄樊市)、江陵府为大都督府，潭州(今长沙市)为中都督府，鄂州、沔州、衡州、蕲州等为上州，其官学亦必较盛。即便如房州(今房县)这样的下州，官学也有相当的规模。
中唐以后，唐人习业山林寺院的风尚逐渐盛行。荆楚地区佛教鼎盛，寺院众多，特别是南岳衡山，名刹如林。在这里读书习文的士子学人多不胜举。晚唐名臣李泌尝读书衡岳寺。据《南岳总胜集》卷中称，唐卢璠在衡山有旧书堂；又说承天禅寺里“唐韦寅书堂故基尚存”。而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衡山石鼓书院即唐人李宽结庐读书之处，其先为一道观。④据宋代追述，四大书院中的岳麓书院亦渊源于唐五代士子习业的山林。⑤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学
宋代以前，天下州县虽曾立学，但兴废无常。古代大规模兴办地方官学当始于北宋。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诏州县立学，士人满200员以上更许置县学。随后赵宋政权又多次倡导兴学，学校遂遍及全国。荆楚大部分州县都先后设立了学校。各级地方官员也都积极兴办学校。如仁宗时狄栗知谷城县，“修文宣王庙，易于县之左，大其正位，为学舍于其傍，藏九经书，率其邑之子弟兴于学”。⑥黄干于南宋宁宗时知汉阳军，“重庠序，先教养”，于凤栖山兴建校舍，“馆四方士”，江汉学者纷纷前来就学⑦。湖南州县学的兴起与发展主要在宋徽宗时及以后。光绪《新化县志》卷10载：“新化为大县，应有学生五十人。宣和三年置州县学三舍法，诸学官以三舍法增者皆罢去。建炎元年，天下教授并罢。三年，复置四十二州教授，绍兴十二年始令并复。绍兴末，主学之官，由漕司聘署，不在差选之列。”可见，两宋之际州县学有过兴衰的过程。一些地方官也致力于兴学。如朱熹知潭州，“所至兴学校，明教化”⑧。因此，南宋中期，湖南州县学大兴。如常德府学，咸淳八年(1272年)由郡守龚日升始建殿宇、斋堂，规模略备。酃县学建于嘉定中。州县学规模齐全，具有教授、藏书、祭祀诸功能。州县学均拨有学田。
元代各地学校教育总的说来相对衰退，荆楚地区也不例外。见于记载的路(州)官学，在湖北地区仅有中兴路(江陵)、襄阳路2处，在湖南也只有天临路(长沙)、永州路等9处，以及县学14处。
明朝非常重视地方学校教育，洪武二年(1369年)诏谕天下府州县皆立学，荆楚地区各府州县相继普遍设立了学校。其课程规定学生除专治一经外，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以后，重点习礼、射、书、数四门。各府、州、县学皆设有学宫和射圃，供学生学习文武。同时乡里设有社学，主要是“导民善俗”，但所习课程都有具体规定，并须兼读“御制大诰”。
各府州县学宫，在明末大都毁于战乱，清初都先后进行了修复和重建。到康熙中，荆楚地区大部分州县都设立了学宫。雍正间，湘西苗区实行“改土归流”，新置府、厅、县，也大都于同时建立了学宫。同时，各地还广泛兴办义学，作为初级教育的场所。一般州县，少者一所，多者十余所。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设立“苗徭义学”和“新义学。”
注解：
①
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5，牧守，“羊祜”。黄惠贤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太平御览》卷265引《孟嘉别传》。
③《梁书》卷48《贺瑒传》附子革传。
④ 同治《衡县县志》卷7。
⑤《朱文公集》卷79《衡州石鼓书院记》。
⑥《欧阳文忠公文集》卷39，《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
⑦《宋史》卷430《黄干传》。
⑧《宋史》卷429《朱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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