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起源于劳动和生活，是适应传授生产劳动技能和社会生活经验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的。远古时代，教育的形式大多是通过实际活动而言传身教的。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虽然有了学校教育，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校教育只是一种官学，只有贵族子弟才享有这种受教育的
特权。在先秦时代，楚国王太子的教育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
楚太子是楚王权的继承者，凡被立为太子者，即享受特殊的待遇和教育。其居处称之为“大(太)子宫”或“东宫”，并由精悍的“宫甲”护卫。
负责太子教育的师傅一般为一至二人。或以占卜决定人选，或由父王直接委任。凡一人者称师或傅；凡二人者则称师(傅)与少师(傅)，太子继位以后，其师多被尊为太师。教育年幼的太子或楚王者称师保或保。
王太子的教学目的比一般贵族子弟的更为明确。诚如楚庄王所言，就是要通过师傅的教育，使太子达到“善”的目标，也就是要努力使其成为理想的王位继承人。
培养楚太子的教材，《国语·楚语》有较详细的记述。据载楚庄王使士亹任太子箴之“傅”。士亹就教育太子事请教有经验的老臣申叔时，申叔时所开列的书目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三国吴人韦昭《注》，对这九部教材的类别与内容作了简要的说明，他说：“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世》谓先王之世系也。”“《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诗》，“谓若成汤、文、武、周、邵、僖公之属”；“《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这九种教材中，有的是楚人自己写的，有的则是从中原引进的，如《诗》，就是后来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经》的早期读本。
围绕教学目的，结合所选教材，申叔时在回答士亹的提问时，提出了三套教学方案。
第一套教学方案属于常规教学方案，共有九条：其一，“戒劝其心”，即通过《春秋》的教学使其懂得历来“耸(褒)善而抑恶”的道理，以劝诫其心；其二，“休(嘉)惧其动”，即通过《世》的教学，使其明白有德者能扬名，无德者被废除的道理，用以鼓励和警惧其行动；其三，“耀明其志”，古人有“诗言志”的传统，通过《诗》的教学，使其开阔志向；其四，“使知上下之则(法)”，即通过《礼》的学习，知道上下不同等级的礼仪法度；其五，“疏其秽而镇其浮”，美好的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通过学习《乐》，以洗涤其头脑中的污秽，使其由轻浮变得稳重；其六，“使访物官”，即通过《令》的学习，了解先王的法令，了解百官的职责；其七，知“务用明德于民”，即通过《语》的学习，从名言警句中，提高德行的修养，懂得效法先王施德于民；其八，“使知废兴者而〔有所〕戒惧”，史书能提供历代成败兴衰的规律，通过学习《故志》，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有所戒惧；其九，“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即通过《训典》的教学，明白本世族的繁衍发展，让其行为符合本族利益，合乎道义。这九条中，前三条是要解决太子自身内在的心、行、志的问题。是最基本的内容。后六条是治国所应具备的一些具体的知识和修养。
当太子不能按照常规教学方案学习下去时，应当实施第二套教学方案。申叔时所设计的第二套教学方案共分三大阶段。当太子不能继续接受常规教育，而且“动(举动错误)而不悛(改正)”，就要实施第一阶段的教学内容，即用文辞喻物以引导其正确的行动，并且求贤良之士前来辅助。如果太子有了进步，却“悛而不摄(稳定)”时，就应实施第二阶段的教学内容，即不让他懈怠，带动他勤勉努力，多多讲解典型以便其接纳，致力于培养其谨慎、淳厚、诚实的作风，使其进步不断得以巩固。如果太子“摄而不彻(通达)”时，就实施第三阶段的教学内容，即使其明白施舍与忠、久长与信、度量与义、等级与礼、恭俭与孝、敬戒与事、慈爱与仁、昭利与文、除害与武、精意与罚、正德与赏、齐肃与临之间的内在关系，加强对忠、信、义、礼、孝、事、仁、文、武、罚、赏、临等内容的学习和领会，以期达到通达的目的。
第二套教学方案采用的是一种应变启发式教学方法，类似后世孔子所说的“循循善诱”的方法。申叔时认为，如果太子不能接受这套方案的教学，就只好采用第三套教学方案，即“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美好的音乐)以扬之”，(《国语·楚语》)。这套教学方案，名曰“教备”，采用的是一种全方位的形象教学法，在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双方处于平等交流关系，类似现代所谓的“模拟教学”。
在教学期间，师傅对太子的要求一般都很严格。如楚文王年少即位后，“得如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畋于云梦，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保申以“先王卜以臣为保”，“承先王之令”为据，束细荆鞭笞文王，督促文王改过自新。可见，师保受命于太子的父王，太子有过错务必按章严格管教以期悔改。如果遇到举动错误而不悔改者，有时还得以身作则加以引导，甚至于还要充当“教备”方案(即模拟教学)中角色的扮演者。对于模拟教学也不能接受的太子，被视为“非人”。申叔时认为师傅在这种太子“践位应及时隐退，自退则敬，否则赧”(《国语·楚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教育对象的不同或个人差异(指王太子)，教育也在不断地进行改进。战国中期，铎椒为楚威王傅时，认为王不能尽观《春秋》，便从《春秋》一书中摘录成败之事，编成四十章的新教材，名曰《铎氏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大胆地实行教材改革。荆门郭店1号楚太子之师墓所出的楚简书籍和篇章有《老子》、《太一生水》等道家著作，也有《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儒家类篇章，还有摘录各种格言警句汇编的《语丛》，涉及人伦道德诸多层面的内容。这些教材和参考书，比起春秋中期庄王时代教太子的教材已有了较多的变动。
春秋战国之际，“私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形式迅速发展起来。农家学派大师许行，“自楚之滕，受一廛而为氓”，“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甚至很有影响的儒家学派的门生陈相等人背弃儒学而从之，其徒多达数十人。屈原创造了楚辞、楚赋的新诗体，而且开创了第一个文学流派，除了屈原之外，宋玉、唐勤、景差都属此学派，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好辞而以赋见称，都与屈原具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师承关系。故有宋玉为“屈原弟子”之说。这些都是楚国私学兴起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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