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填湖广”
由于唐宋以来南来北方移民的不平衡分布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长江流域自六朝以来就已存在的人口分布的梯度差异更加扩大了。根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
推算，长江流域的江浙行省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平均100人左右，江西达到50人左右，湖广不到20人，四川不足5人。显然，人口密度由东到西从密变稀。元末农民战争的影响使此种人口分布状况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因此，到明朝初年，就出现了长江下游今苏南、浙江、皖南、江西等广大地区向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以及苏北、皖北的移民运动，其中进入今湖南、湖北两省(明代湖广行省)的移民主要是江西人，因此民间又有“江西填湖广”的谚语。这一移民运动历时颇久，大致贯穿了整个明清时期。但谭其骧、曹树基、张国雄诸氏的研究结果表明[1]，江西等省向两湖地区的移民，以明朝初年最为集中。曹树基指出，至1947年，迁入湖南的移民氏族中有2％～6％左右迁自宋代以前；13％～17％迁自宋代；8％～12％迁自元代，31％～34％迁自明初；13％～17％迁自明中后期；22％～26％迁自清代。张国雄对339个湖北家族的分析表明，湖北家族移自明代的最多，占64.4％；移自清代的只占3％。移民的原籍，均以江西为主。几十年前，谭其骧先生就指出：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曹树基氏更为详尽的数量化分析表明，在湖南移民氏族中，60％～64％来自江西；12％～15％来自广东；各有5％～7％来自苏闽，其余寥寥。张国雄对487个两湖移民家族的分析表明，江西籍移民占全部外省移民的82％，较曹氏的估计还要高。凡此，均足见这是以江西籍为主体的迁徙洪流。
江西籍移民广泛地分布在两湖地区的各个角落。在湖南，赣北移民主要迁往湘北，赣南移民分多布在湘南。而江西移民的分布，又以湘赣边界和湘中最为密集。在长沙，高达88％～100％的移民氏族迁自江西。在湘乡，据1935年调查，“试查各姓族谱，其先祖多数由江西迁来，土著尚有一部，但人口不甚发达”。[2]湘潭有记载称：“历朝鼎革，荼毒生灵，惟元明之际为惨，湘潭土著仅存数户，后之人多自豫章来。”[3]迁往湖南的江西籍移民又以吉安、南昌府为多。在湖北，移民分布呈现出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渐次拓展的过程。鄂东北在元末饱经战乱，人口流失严重。这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赣、皖迁入湖北的必经之途，自然被移民视为理想的创业地。民国三十五年黄冈《黄氏宗谱》卷首·富一公传云：
现今大姓之杂于冈、水、麻、安〔按：即今黄冈、蕲水、麻城、红安〕者，类皆发源于江右。
宣统《黄安县乡士志》卷下《氏族录》共载有该县64族，确知迁自外省来有39族，其中江西籍为32族，占移民家族的83％。鄂东南今黄州市、鄂州市、咸宁地区的情形与此相类。民国《蒲圻乡士志》第18章《种族》云：
元末明初，江右民族多自进贤县瓦子街移居蒲圻。近之盈千累万之盛族，皆此种类。
乾隆《广济县志》卷6《士族表》所载38族中有36族为移民家族，其中江西籍有31族，占移民家族的86％。江汉平原是明清时期两湖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与移民的贡献密不可分。1988年《洪湖县志·人口志》(稿)引述了一些族谱的记载：“元叶末造，赣省构难，海内兵动，江左化为盗薮，元贵南游至楚，寓于沔之黄蓬。”“湖多易游，土旷易给，他方之民聚焉，而江之左为甚。”天门县皂角市明代有三千户，“土著十之一，自豫章徙者十之七，自新都徙者二之。”[4]鄂北随枣走廊及襄樊地区的移民也以江西籍为主，只是所占比例稍低。而在鄂西北山区，移民却以陕、豫之人为主，江西籍移民在总体上退居了次要地位。同治《郧阳志》卷1《风俗》引《旧志》对郧阳山区的人口构成有一个总体的论述：
陕西之民四，江西之民三，山东、河南之民一，土著二。
这在风俗上也可得到印证。乾隆《下荆南道志》卷5《风俗》“郧阳府”云：
民多秦音，俗尚楚歌。……盖楚之轻飘，秦之强悍，兼而有之。
今郧县、竹山、竹溪、丹江口等地流传着祖先迁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众所周知，大槐树是北方移民的标志。
以“江西填湖广”为主体内容、主要发生在明代前期的这次移民运动，对荆楚文化的构造留下了广泛的影响。以方言为例。现代湘语分布在湖南的湘江和资水流域，大致以长沙为界，长沙及其以北地区称为新湘语，以南地区称为老湘语。老湘语比较保守，古全浊音声母字一般仍念浊声母，新湘语区则一般已念为清声母音字。赣方言语音的最大特点是无全浊声母，这恰恰是新老湘语差别的关键所在。显然，明初江西移民在重建长沙地区人口结构的同时，也重建了长沙地区的方言，即赣方言。但长沙地区周围依然是湘语区，以后逐渐侵蚀这一赣语区，终于形成没有浊声母的新湘语。湖北也有类似的情况。今鄂东南至今仍是赣方言区。新编《武昌县志·方言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认为，武昌县南部的江西方言属于南昌方言系统。谭其骧在《湖南人由来考》一文中曾指出：
且平江、湘阴而北之湖南人，以其为南昌人后裔之故，而有“湖北味”。则自此直可以想见，即湖北省之人，其大半当亦为南昌人之后裔也。
谭氏以方言推人口来源，反过来也说明，湖北话中的南昌方言成份也是很浓厚的。
(二)“湖广填四川”
在明清之际的长期动乱中，四川地区所受残破最为严重，人口大幅度减耗。据顺治七年(1650年)四川巡抚张
)的调查，川北的保宁、顺庆二府的户口“业已百无二、三”；而南充县招徕的506人中，居然又给老虎吃掉了228人。[5]人烟稀少的情景可想而知。因此，当康熙年间四川局势稳定之后，两湖移民纷纷迁入四川，形成了一场被称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
实际上，两湖向四川的移民早在元末就已开始。元朝末年，湖北随州人明玉珍率领部分湖北籍将士挥师入川，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在重庆建立了大夏政权，“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几十余年”。于是不少湖北人“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6]朱元璋立国后派廖永忠率军入川，于洪武四年(1371年)消灭了大夏政权，随后又有部分湖北移民迁入。如资中县“明洪武时由楚来居者十六七”。[7]但楚人入川的最大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民国十九年(1930年)《云阳涂氏族谱》卷19《功亮公传》云：
四川经明季流贼之乱，杀戮残酷，居人死亡殆尽。川东各属尤空旷，草蓬然直立，弥山满谷，往往横亘数十里无人烟。康熙中，地方既敉平，大吏招两湖商农实之。荆楚人前往懋迁及占籍者，所在多有。
其卷首《序》中亦云：
清雍、乾间，湖南北人率溯江西上，徙家受田，不数传蔚为大姓巨室者，所在皆有。
但两湖向四川的移民并不仅仅局限于康、雍、乾三时，其余波一直持续到了晚清。据张国雄对379个两湖籍移民的研究，其中可以确定迁于康、雍、乾三朝者为263族，占总数的69％；迁于嘉庆以后者21族，占5.5％，说明移民运动的高潮是在清前期。
在入居四川的两湖移民中，又以湖北黄州府籍和湖南永州府(治所在今零陵市)、宝庆府(治所在今邵阳市)籍移民为最多。黄州府之所以能居首要地位，与在四川的不少两湖籍移民自称其故乡在麻城孝感乡有很大的关系。民国《合江县志》卷8《礼俗志》称：“外省移实者十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民国《南溪县志》的著者对此提出了疑问：
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毗者尽人皆可移往，何以独迁孝感一乡?岂若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
何以有那么多的移民冒称为麻城孝感乡人?盖麻城县在元末和明末的两次社会大动乱中都是重灾区，所以麻城人迁入四川的数量最多，在移居地的势力最大，因而不少非麻城籍移民往往冒籍，以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和势力。宝庆府移民又主要出自邵阳和武冈；永州府移民则多出自零陵与祁阳二县。除以上三府外，湖北武昌府、汉阳府、荆州府，湖南长沙府均有大量移民入川。
两湖籍移民除了大量进入四川之外，还广泛进入陕南以及云、贵等地、这是湖广填四川的自然延伸。在陕南的兴安府(所统地域与今安康地区相当，府治在今安康市)，清前期因两湖等省移民“前来开垦，数年中骤增户口数十万”。[8]汉中府(治在今陕西汉中市)“土著无几”，“新民两湖最多”。[9]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云：
川、陕边缴，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
贵州接受两湖籍移民也较多。清初吴三桂平定黔西北的水西、乌撒少数民族地区后，两湖汉族移民大量随之迁入。改土归流后，黔东北、东南、南部的开泰(今黎平)、清溪、古州(今榕江)、荔波“各处僻乡，酿酒日多，是皆川、粤、江、楚各省之人，趋黔如鹜”。[10]黔北的遵义府，“自改土以来，流移来兹者，皆齐、秦、楚、粤诸帮人”。[11]黔西南义兴府(治所在今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一带苗疆，“俱有流民混迹。此种流民，闻系湖广土著”。[12]两湖籍移民通过贵州、川南迁入了云南。“省城等处，江西、湖南人居多”。[13]滇东南的开化、广南二府(治所分别在今文山、广南县)嘉庆、道光间“有湖广、四川、贵州苗疆一带流民每日成千百结群前来租垦山地”。[14]滇南之临安府在嘉庆年间“内地民人贸易往来，纷如棱织，而楚、粤、蜀、黔各省携眷世居其地，租垦营生者亦十之三、四”。[15]
两湖人民向四川、陕南及云贵等地大量迁移的结果，使荆楚文化广泛地传播于以上各地区。仍以方言为例。现今流行的四川方言实际上是两湖地区的西南官话向西迁移的结果。虽然在民国初年四川有些地方的方言由于移民原籍的复杂还呈现五花八门的状态，但通行的已是以两湖的西南官话为渊源的四川官话。在云贵，虽然移民的籍贯十分复杂，但总的看来，主要是来自湘、川、鄂、赣等省，从而使云贵地区纳入了西南官话的体系中，但与四川、湖北方言又不尽一致，有些地方甚至带有下江官话的特征。移民所带来的文化传播还表现在民间戏曲上。如四川巴县到民国年间仍十分盛行“汉调”，它有两个来源，一是黄冈县，一是黄陂县，故当地俗称汉调为“二黄”。[16]现代川剧在身法、扮相和唱腔上有不少地方可以找到汉调的影子。明清时期，弋阳腔传遍天下，其传播进入川、黔、滇三省，与移民运动之间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注解：
[1]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收入所著《长水集》上册；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历史地理》第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 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1935年。
[3] 民国《醴陵县志·政治志》转引《汪辉祖淑厚脱难录》。
[4]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明刊本)卷87，《刘处士墓志铭》。
[5]《明清史料》甲编。
[6] 民国12年(1923年)《黄陂周氏族谱》卷10，跋。
[7] 民国《资中县志》卷8《风土志》。
[8]《清高宗实录》卷1 088，乾隆四十四年八月。
[9] 嘉庆《续修汉南郡志》卷21《风俗》。
[10]《清高宗实录》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贵州按察使介锡周奏。
[11] 道光《遵义府志》卷20，《风俗》。
[12]《清宣宗实录》卷253，道光十四年六月。
[13]《清高宗实录》卷10 28，乾隆四十二年三月。
[14]《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卷1，尹佩棻：《条陈滇省事宜四条疏》。
[15] 江浚源：《介亭文集》卷6，《条陈稽查所属夷地事宜》。
[16] 民国(巴县志》卷5《礼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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