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人南迁
自汉末中原丧乱以来，到隋统一，其间全国仅经历了西晋短暂统一，北方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秦岭
——淮河一线以南虽也时有战事，但破坏程度要小得多。为了逃避战祸，中原人民蜂拥南迁。北人南迁的路线主要有三条：(1)东线，以循邗沟和淮河流域东南向的支流为主，向东南方向迁移，因此处于邗沟南端的今江苏扬州及其长江对岸的今镇江、常州一带成为山东及苏北移民的集合地。(2)西线，秦、雍(今陕、甘)人民南逾秦岭，入剑阁，进入陕南、四川。(3)中线，冀、豫、雍(今陕、豫、晋三省)人民或顺武关路出关中，或经方城隘道下南阳，遂麋集于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游，或者继续南下，流布于荆湘两广。河南人民又或者出“义阳三关”(今豫、鄂交界武胜关一带)，越过大别山脉，进入随枣走廊东部；或者稍东渡淮出弋阳路，经过大别山东麓的英霍山地，南下至今鄂东地区。此种流徙路线，决定了移民迁入地主要有三区：东区包括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以接受黄河流域下游及今山东、河北和豫东的移民为主；西区，包括今陕南和四川省，以接受陕、甘移民为主；中区，即荆楚地区，以接受河南、陕西、山西移民为主。荆楚地区的移民虽然没有下游江东地区多，但为数也颇为不少。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到6世纪晚期隋朝统一，向荆楚地区的移民络绎不绝，但集中的高潮有3次：
(1)永嘉之乱后，匈奴贵族刘渊、刘曜和羯族石勒等起兵攻陷洛阳，占领中原，北方人民相率南迁。《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刺史”总叙云：
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
这是长江下游的情况。在荆楚地区，《太平御览》卷168引鲍至《南雍州记》曰：
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侧，立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
至东晋成帝咸和间(326—334年)，苏峻、祖约乱，石勒乘机南下，东晋丢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方，北方流民又大批南渡。《宋书·州郡志》扬州刺史“淮南太守”叙云：
……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度。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转多，乃至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
此次苏峻之乱所引起的流民潮主要在长江下游，但也波及到了荆楚。《水经·江水注》“涂水”条云：
(涂水)西北流径汝南郡故城南。咸和中，寇难南逼，户口南渡，因置斯郡，治于涂口。
按：汉晋汝南郡(治今河南息县)，所统地域在今豫东南息县、正阳一带；古涂水，即今之金水河，涂口即在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镇[1]。则今河南人民在这一时期有南来进入武汉市附近者。至咸康三年(337年)，又以司州侨户立河东郡于荆州南平郡孱陵县上明地。[2]西晋司州辖今豫西、豫北和冀南、晋西南地区，河东郡治在今山西运城北；孱陵县上明地，在今湖北松滋县境。[3]
(2)东晋中叶以后，北方石赵政权崩溃，中原兵燹连年，而以关右最甚，于是陕、甘之人多南逾秦岭入汉水流域，或者南下四川；苻坚败亡后，中原人民又大量南迁，侨置因之又起第二次高潮。《宋书·州郡志》“雍州刺史”总叙云：
胡亡氐乱，雍州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
据《晋书》卷14《地理志》“雍州”后叙，此次侨立之雍州郡县有京兆、始平、扶风、河南、广平、义成、北河南7郡，并属襄阳。此外，穆帝时(345—361年)，又“以义阳流人在南郡者立为义阳郡”。[4]西晋义阳郡治在今河南信阳市，南郡在今湖北荆沙市。这次南迁高潮，主要集中在汉水中游和蜀地，尤其是汉水中游，长江下游地区也有一些，但较少。
(3)东晋末年，刘裕北伐，河南、关中先后收复，不久复失关中；刘裕死，又失河南，北人南迁。宋文帝元嘉初年，拓跋魏与赫连夏相争，关陇人民又多避难南走汉中、襄沔及剑南。政府为安抚这些侨流人口，一次次地侨立郡县。如宋永初中(420—422年)，于襄阳侨置华山郡及蓝田县，安置康穆所举迁的乡族三千余家；[5]三辅(按：汉晋以长安周围的京兆、扶风、冯翊三郡为“三辅”)人民出襄阳，文帝于元嘉六年(429年)置冯翊郡；[6]元嘉中，裴方明平仇池，氐人数千家随居襄阳，侨立天水郡、略阳县，[7]等等。这一阶段的南来流民，多在襄沔、汉中及剑南一带，长江下游地区较少。
按北人南迁，以东晋最盛，“大抵东晋时之侨民半因不屑归属于胡族，并因于避兵祸及北人之酷虐，故由淮北而淮南，由淮南而江南，当其相率而来也”。[8]宋时北人南迁的次数与人数已远少于东晋，其地域也偏于自西北而向西南；处侨流而立侨州郡县，亦以东晋最多，宋时渐少。齐梁之时，南北战争时有发生，北民南迁仍未停息，但“治乱之势既非昔比，而中原人民南迁之风，亦因之大杀”。[9]而在荆楚地区，因为南北战争的影响，局部地区人民的南迁仍屡有发生，因而侨州郡县的设置也时有所见。如宋明帝泰始二、三年间(466—467年)，宋尽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四年春，汝南(时司州侨置于此)失陷，明帝乃于豫州之义阳郡立司州[10]。后来司州治又曾迁移到大别山以南的安陆郡。[11]到梁时，乃分置南司州与北司州，均为侨置。[12]司州之一再南置，正说明今豫南人民有大量南来。至萧齐初年，北魏发兵南征，与萧齐军队在义阳地区(今河南信阳市一带)展开了一系列战斗，使义阳周围受到很大破坏，人民越三关而南流者甚众，“郢、司之间，流杂繁广”。[13]萧齐乃在今孝感、广水间设置南义阳郡以处流民。[14]
自永嘉乱后进入荆楚地区的南来北人，主要分布在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游两岸，以及随枣走廊和今江陵、武汉、黄州附近的长江两岸地，而以襄阳—宜城平原和随枣走廊最为密集。襄、随一带邻近中原，交通便利，气候地理条件与北方相似，“田多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15]所以北方流民多留居于此。而后来成为荆楚富庶之区的江汉—洞庭平原这时还是水乡泽国，开发比较困难，所以移民较少进入，偶有进入，也多居留在平原边缘的丘陵岗地。至于长江以南今湖南省的广大地区和湖北省的江南部分，由于交通和开发条件的限制，移民进入者较少，只在松滋、武汉周围存在个别的侨郡县。直到南北朝后期，“侯景之乱”在南朝扩大，把萧梁政权弄得四分五裂。此后不久，西魏宇文泰政权乘机派遣杨忠南下，自南阳盆地进入随枣走廊，尽有汉东之地。554～555年间，西魏又派遣于谨等统率大军再次南下，攻破江陵，俘杀梁元帝；随后，西魏北周、后梁与新建立的陈王朝在江汉之间争战数年。在这一系列的战乱中，江汉之间大遭破坏，当有不少人口南迁进入今湖南境内和湖北的江南部分。如《陈书·世祖纪》载，天嘉二年(561年)十一月，“以武昌、国川为竟陵郡，以安流民。”按：宋齐梁竟陵郡治石城，所统地域在今湖北钟祥市一带，而武昌、国川则在今湖北鄂州、阳新地区，陈在这里所置之竟陵郡，显然是侨郡。又在天嘉年间，陈王朝相继在今湘西常德、鄂西南枝城公安一带增设武、沅、南荆等州，显然是由于有大量流民南来的缘故。
关于南迁人口数量，文献中缺乏明确记载，据谭其骧先生的估计，永嘉乱后至刘宋初，南迁流民为90万人，其中湖北6万，湖南约1万。[16]实际上，大量的北方人迁入南方后，并无常住定所，而是又经多次迁徙。即以接纳流民较少的夏口地区(今武汉市)为例，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刘宋时期郢州有户29 469，口158 587，其中江夏郡有户5 072，口23 810。江夏郡领7县，其中汝南县治夏口。则刘宋时夏口人口至多不超过一万人。然而《梁书·武帝纪》却明载南齐末年夏口有“将佐文武男女十余万人”，竟超出估计的10倍。夏口的人口自然增长当不会如此迅速，《梁书》所载当多为流动人口，其中包括官兵、避乱流民和经商商旅。流动人口不附户籍，因此，东晋初至刘宋初流入荆楚的人口当远不止7万之数。其他时期的流民人数虽无法估计，但每次的流民总在万人以上。萧梁时湘州刺史张缵，在任时招诱逃亡，“流人自归，户口增益十余万”。[17]因此，笔者估计整个六朝时期，进入荆楚地区的移民当不下15万人，其中湖北约12万，湖南约3万。这可能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
移民及其后裔虽然在本时期荆楚地区总人口所占的比重并不很大，但由于移民中多有高门大族、官僚地主、文人学士，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文化水平高于常人很多，所以在荆楚地区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东晋中后期以迄于南朝，以南来北人为主体、由低等士族所掌握的襄阳武力集团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梁武帝的兴起，实仰赖雍州兵力；而江陵文事之盛
于建康，成为南朝与建康齐驱的文化中心，也与“西楚望族”之麋集江陵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蛮族的迁徙与内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原居于长江中游山地的蛮族，此时纷纷向较为平坦的地区进发，从而对荆楚地区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并给荆楚文化带来深远的影响。
从东汉开始，荆楚地区的蛮族已常见于记载，“蛮乱”也常有发生。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东汉时长江中游(包括部分上游)地区的蛮族分为“盘瓠”、“
君”、“板楯”三个种别。盘瓠蛮主要活动于今湖南洞庭湖以西地区；
君蛮主要活动于今川东、鄂西一带；板楯蛮主要活动于今川东地区。与此同时，以地名或郡县名称“蛮”的情况也陆续出现于史籍，如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五里充中蛮、巴郡蛮、南郡蛮、江夏蛮、巫蛮等等，说明从东汉开始，蛮族便进入活跃期，其范围逐步扩大。到了东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由于汉族政权往往忙于对付入主中原或企图南下的北方民族，而北方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初也致力于巩固政权，都无暇顾及对蛮族的镇压。更重要的是，由于人口迁移和长期战乱的影响，在与蛮族居住的山区相近的平原、河谷地区出现了不少人口空白区，或者居民已相当稀少。因此蛮族人口大量从山区迁至附近的平原或河谷，有的就成为当地的定居人口。《魏书·蛮传》云：
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其来自久。习俗叛服，前史具之。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其于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累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种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
蛮族广泛地分布在长江中游、淮河上中游的广大山区。在荆楚地区，势力最强大的蛮族主要有三处：
(1)雍州蛮。《宋书》卷97《蛮传》称：
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
按：盖雍州蛮当是由东汉时的江夏蛮发展而来，其初当居于汉水下游北面的大阳山(又称郧山、“太阳山”，今随州、京山、钟祥间的大洪山)地区，后来溯沔而上，遂得散布于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游两岸。东晋南朝在襄阳置有雍州，故称为“雍州蛮”；又以其原居大阳山，故又称“大阳蛮”或“太阳蛮”。《宋书·刘道产传》称元嘉中刘道产任雍州刺史，“善于抚民，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叛戾不受化者，并皆顺服，悉出缘沔为居”。同书卷77《柳元景传》云：
先是，刘道产在雍州有惠化，远蛮悉归怀，皆出缘沔为村落，户口殷盛。及道产死，群蛮大为寇暴。
宋廷先派朱修之征讨，不利，继派沈庆之前往镇压。《宋书》卷77《沈庆之传》云：
(元嘉十九年)庆之专军进讨，大破缘沔诸蛮，禽生口七千人。进征湖阳，又获万余口。……又为世祖抚军中兵参军。世祖以本号为雍州，随府西上。时蛮寇大甚，水陆梗碍，世祖停大堤不得进。分军遣庆之掩讨，大破之，降者二万余口。……王玄谟领荆州，王方回领台军并会，平定诸山，获七万余口。郧山蛮最强盛，鲁宗之屡讨不能克，庆之剪定之，禽三万余口。……雍州蛮又为寇，庆之以将军、太守复与随王诞入沔。既至襄阳，率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等三万余人伐沔北诸山蛮，宗慤自新安道入太洪山，元景从均水据五水岭，文恭出蔡阳口取赤系坞，景式由延山下向赤圻阪，目连、尚期诸军八道俱进，庆之取王渠，顿破坞以为众军节度。……自冬至春，因粮蛮谷。顷之，南新郡蛮帅田彦生率部曲十封六千余人反叛，攻围郡城……庆之引军自茹丘山出检城，大破诸山，斩首三千余级，虏生蛮二万八千余口，降蛮二万五千口，牛马七百余头，米粟九万余斛。……庆之复率众军讨幸诸山犬羊蛮……蛮被围守日久，并饥乏，自后稍出归降。庆之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
按：上述沈庆之征讨山蛮所涉及的地名有湖阳(今河南唐河县西南湖阳镇)、大堤(今湖北宜城县境)、郧山(今之大洪山)、均水(今涢水上游南面支流均川)、蔡阳口(今枣阳市境内)、延山(今安陆市境内)，皆在今唐河、枣阳、随州、安陆、京山一带；“幸诸山犬羊蛮”，《资治通鉴》卷125《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作“幸诸山大羊蛮”，大羊蛮当即大阳蛮(《宋书》“犬”字当为“大”之误写)。总之，上述沈庆之征讨诸蛮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是以襄阳为中心，北及南阳盆地，东至随枣走廊的广大地区。而总计沈庆之领军征讨缘沔诸蛮，斩首数千，掳获21万余口。刘宋泰豫元年(472年)蛮酋桓诞率沔北大阳蛮一次降附北魏的有7万余户；[18]从萧齐初年到梁普通元年，先后零星降附北魏的蛮民约有9万余户。[19]这两项合计为16万户，每户以5口计，共有80余万人。萧齐时雍州宁蛮府管理下的蛮民，约为34万人左右，[20]则推测雍州蛮民当有130万人以上。考虑到《宋书·州郡志》所记当时雍州的编户只有167
467口，雍州蛮民的户口数是非常庞大的。
(2)荆州蛮。《宋书·蛮传》“荆、雍州蛮”条称：
所在多深险，居武陵者有雄谿、
谿、辰谿、酉谿、舞谿，谓之五谿蛮。而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
按：雄谿，又作熊溪，即今之巫水；
谿，即今之渠水；辰谿，即今辰水；酉谿，即今酉水；舞谿，《水经·沅水注》作
溪，即今之
水。五水并为沅水支流，在今湘西。晋宋宜都郡治在今湖北宜昌市，天门郡治在今湖南慈利县，巴东郡治在今四川奉节，建平郡治在今四川巫山。至于“江北诸郡蛮”，则当指荆州南郡、汶阳郡、永宁郡境内的蛮民。《宋书·蛮传》称，元嘉二十四年(447年)，“南郡临沮、当阳蛮反”；《南齐书·蛮传》云：
汶阳本临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陆迂狭，鱼贯而行，有数处不通骑，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温时，割以为郡。西北接梁州新城，东北接南襄(城)〔郡〕，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蛮凶盛，据险为寇贼。
临沮、当阳并在今湖北远安、当阳间，汶阳郡治在今远安县西北。则所谓“荆州蛮”主要分布在今湘西和鄂西地区。
(3)豫州蛮。豫州蛮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21]而其中以西阳蛮势力最为强大。《宋书·蛮传》称：“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之五水蛮，所在并深阻，种落炽盛，历世为盗贼。”按：东晋南朝西阳郡治西阳县在今湖北黄州市东，所统地域包括今黄州、蕲春、黄梅、浠水一带。蕲水、希水、巴水即今之同名诸水，赤亭水即今举水，西归水即今倒水。这支蛮族据称是廪君后人，即是以白虎为图腾崇拜的民族。西阳蛮在南朝时颇为活跃，宋、齐两朝屡遣官军讨伐。值得注意的是西阳蛮聚居区接纳了不少因不堪赋役重负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逃入蛮区的汉人。《宋书·蛮传》云：“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西阳蛮处江、郢之间，楔入汉人居住区，因而流入的汉人也就最多，其汉化程度也最高。在流入蛮区的汉人中，有不少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的贵族，他们对蛮族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东晋南朝时期荆楚地区蛮族的迁徙，从政治军事形势上看，是由南朝内地向南北政权交界的边境地区迁徙。北迁至汉水、淮水流域的蛮族，由于地理环境总的说来要比其原居地趋于平坦，又由于地处南北政权交界的边境，这都不能不对其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蛮民北迁后，不仅形成不同种别杂居，而且形成与汉族人民杂居的局面，这就使得其本族内在的凝聚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势必大大促进其自身的进化过程。蛮民在吸收汉民族先进技术及先进文化的同时，加快了本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而继续留在湘鄂西山区的蛮族，由于基本以山居为主，处于孤立发展状态，故原始状态的民族组织保持完好，内部凝聚力较强，得以继续保持本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政治上的相对独立状态。《隋书·地理志》“荆州”后叙中总结这两种发展方向的结果云：
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舂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
虽然与夏人杂居者，与诸华不别，但蛮民的流风余韵，仍然被及唐宋，“襄阳乐”与“大堤艳曲”的盛行，正可看作是蛮民习俗的余响(参见第五章第三节)。
注解：
[1]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335武昌府山川“涂水”条；卷336武昌府古迹“汝南故城”条。
[2]《宋书》卷37《州郡志》荆州刺史“南河东太守”条。
[3]《读史方舆纪要》卷78湖广四荆州府公安县“潺陵城”条；嘉庆《大清一统志》卷344荆州府古迹“上明城”、“孱陵故城”条。
[4]《晋书》卷15《地理志下》“荆州”后叙。
[5]《梁书》卷18《康绚传》；《宋书》卷37《州郡志》“华山太守”条。
[6]《宋书》卷5《文帝纪》元嘉六年五月2卯条。
[7]《南齐书》卷30《焦度传》；《宋书》卷37《州郡志》雍州刺史“南天水太守”条。
[8] 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收入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9]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原载《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6月；收入所著《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宋书》卷36《州郡志》“司州刺史”总叙。
[11]《南齐书》卷15《州郡志》“司州”总叙。
[12] 参阅《梁书》卷32《陈庆之传》，卷39《羊鸦仁传》。
[13]《南齐书》卷29《吕安国传》。
[14] 参阅石泉、鲁西奇：《魏晋南朝义阳郡沿革与地望考辨》，《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
[15]《南齐书》卷15《州郡志》“雍州”总叙。
[16]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见《长水集》上册。
[17]《梁书》卷34《张缵传》。
[18]《魏书》卷45《韦珍传》。
[19] 据《资治通鉴》卷135至卷149有关记事累计。
[20] 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收入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21]《宋书》卷97《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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