芈姓楚人不是荆楚土著居民，论其族源，出自华夏集团。屈原在《离骚》中叙说其族氏时，自称“帝高阳之苗裔”。高阳氏最初可能是昌意氏的一个氏族，统属于黄帝部落联盟集团(即华夏集团)
，即所谓“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史记·楚世家》)。
高阳之后为称、老童，下至重黎为帝喾高辛的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重黎死后，其弟吴回复居火正，也曾一度袭用重黎的“祝融”之号。在父系氏族社会里，氏族或部落的名字与其首领的名字常相通用。名字最初或者属于个人，如果这个人贡献很大，特别煊赫，死后，他的名字就很可能成为氏族或部落的名字①。所以后来祝融之名不仅被视为重黎之名，为楚人重点祭祀对象，而且也用于部落名称。《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郑、祝融之虚也。”《汉书·地理志下》亦曰：“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左传》、《汉书》所谓的“郑”或“新郑”，即今河南新郑县，这是最早可以考订的芈姓楚先的居地。也是芈姓楚族发祥于中原说法的重要依据。
吴回以后，陆终之时，祝融部落集团发生了大的裂变。《世本》曰：“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溃(
），是生六子。”“六曰季连，是为芈姓，楚是也。”这里的“生”，是一种氏族性的裂变，是说陆终时代，祝融集团分离出了六个支系，芈姓部落是其中之一，其首领为季连。这是芈姓部落独立发展之始。季连的时代约与尧同时，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据春秋楚灵王“昔我皇祖(季连)、伯父昆吾(陆终六子之一)，旧许是宅”之语，知芈姓族独立后，最初的居地在中原中部的“旧许”(许国旧地，旧许国的都城在今河南许昌东)一带。也就是说芈姓楚族的发祥地就在这里。
《史记·楚世家》曰：“季连生附沮(或作祖)，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中国”即中原，“蛮夷”指荆楚。这是说穴熊之后，芈姓族有一部分散居中原，有一部分迁居荆楚地区。
季连约与尧同时，其子为附沮，其孙为穴熊，穴熊约与禹同时。若如此，则芈姓族的迁徙当发生在夏初。其绝对年代有两种可能：《国语·楚语下》说：“三苗复九黎之德(‘乱德’)，尧复育重黎(祝融)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如此，在禹征服三苗以后，芈姓部落迁到江汉地区的说法，是可信的。这正与前面“迁徙发生在穴熊以后(夏初以后)”的结论相吻合。这是其一。其二，夏禹传启至启子太康失国，东夷的后羿、寒浞先后“篡夏”。“旧许”及祝融故地遭到破坏，昆吾等祝融诸部大都被迫离开祝融故地。故夏代中衰，夷羿代夏当是芈姓部落离开中原旧居的下限时间。在这两种可能中，前者的可能性最大，最先徙居荆楚地区的一部分当在夏禹征服三苗后不久。即所谓“伯禹定荆州，季芈(部落名，季连后裔穴熊时代)实居其地”(罗必《路史·后纪八》)。
大约在夏禹征三苗、“定荆州”以后，夷羿代夏以前，芈姓部落离开中原故土，南迁江汉地区。其中心活动区在“荆山”一带，故有荆楚之称。与此同时，三苗的活动不再见于古史，代之而起的是“荆楚”。
荆楚亦单称“荆”或“楚”。在夏代时为“方国”，一直与夏和睦相处，至夏朝晚期，由于夏朝腐败衰落，“诸侯”纷纷叛夏，楚亦随之叛夏，夏桀为扭转衰势，兴兵征讨背叛夏的诸侯，“遂征荆”，楚慑于夏的威势，重新归服夏朝，即所谓“荆降”(今本《竹书纪年》)。
夏亡之后，商汤建立商朝，代夏统治天下，“荆伯(伯通霸，也作‘荆州之君’)未从”，汤对楚采取怀柔政策，“饰牺牛以事”。楚人为商汤德行所感化，便向商汤“委其诚心”(《越绝书·吴内传》)，承认汤的共主地位，并按期朝贡，是谓“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殷武》)。
商王朝自仲丁以后，“弟、子争相代立”，“都城屡徙，一度中衰，于是诸侯莫朝。”荆楚约在此时也不向商王朝贡。商王盘庚迁殷以后，社会逐渐稳定，“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可能荆楚仍然蔑视商王的共主地位，不朝不贡。商王武丁时，其国力强盛，亲率大军并联合我、曾、举等方国②“奋伐荆楚”，军队深入江汉腹地。楚军遭到沉重打击，除死伤之外，被俘者甚众；商军所到之处，无不归服，无敢抗阻，即所谓“有截有所”(《诗经·商颂·殷武》)，楚的联盟土崩瓦解。楚人因此衰落，视殷商为仇敌。
芈姓楚先很早就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季连时芈姓族已人丁兴旺，始从祝融集团里独立出来，穴熊以后，芈姓楚先南迁荆楚江汉地区。从穴熊至鬻熊中经夏商两代，约千年左右，芈姓楚先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并有所发展，但先后遭到夏桀与商王武丁的打击，尤其是遭武丁的重创，楚人元气大丧，衰微不振。故夏商时楚人总的形势处于“中微”，“弗能纪其世(世系)”。鬻熊时处商亡周兴，随着商人对“南土”控制力的削弱，楚人在荆楚地区再次迅速发展起来。鬻熊统一芈姓诸部，定居丹阳(今河南淅川丹浙合流处)，建立了国家。
商朝末年，楚人审时度势，投靠了势力日益强大的周国，鬻熊前往事周文王，为“文王之师”，以坐策国事，其子熊丽继立为楚君，仍居楚。熊丽之世随着地域的扩张，将都城南迁“雎山之间”(《墨子·非攻下》)。熊丽之孙熊绎当周成王之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功臣)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此丹阳当在雎水荆山之间)。”楚人早已立国荆楚地区，周人封楚，只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但他最重要的意义是楚君取得了周朝的诸侯地位及诸侯的合法统治权力。
熊绎之祖熊丽时其直接统治区已“地方数百里”。周封熊绎子男之田五十里，是其爵封地，楚蛮之地(荆楚地区)则是其军事控制区。周封熊绎，虽确立了楚对周的臣属关系，但这种关系中又潜伏着内在的离心因素。熊绎以后，熊艾、熊黮时楚人实力强大，始与周人分庭抗礼。周昭王曾两次南征荆楚，后一次，不仅“丧六师于汉”，而且昭王自己也没入汉水而死。这在一定程度也反映出楚人已具有较强的国力。
熊绎的第四代孙熊渠，是位极有开拓精神的国君，基本上控制了江汉之间的广大地区，“甚得江汉间民和”(《史记·楚世家》)。其时正当周夷王之世，周夷王时王室衰微，诸侯或不朝贡，互相攻伐，周王室不能制止，熊渠乘机发展，“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控制了汉水下游及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即所谓“江上楚蛮之地”(《史记·楚世家》)。
楚人自周昭王南征以后，注意保存实力，没有与周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其发展的趋势不可遏止。故西周末年周史伯预言：“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国语·郑语》)
春秋初年楚君熊通破例始称为王，并首创县制，开中央集权政治、王权专制之先河。楚武王时可能以新营建的郢为陪都，其子文王正式定居郢都。
楚武王时国力振兴，“欲以观(参与)中国(中原地区)之政”，但因先有周平王征兵戍守中原门户，之后又有诸侯自发联防自保，终未能突破中原门户以达到其目的。显然，突破中原防线的条件还不成熟。楚北上受阻后转而向汉东发展，武王末年，楚已更牢固地控制了汉西地区，同时也征服了汉东诸国，建立了一个巩固的大后方，为文王北进中原提供了条件。文王时灭邓亡申，控制了中原门户，征伐郑国，始“观中国(中原)之政”。“朝陈、蔡、封畛于汝”，将领土扩展到汝水流域。始有“楚地千里”之说。楚成王时一度与齐北争郑、许二国，不利，转而东略，顺淮水东进，先后消灭了弦、黄等国，打败了徐国，楚国的势力向东扩展至淮泗一带。齐桓公死后，挫败争霸的对手宋襄公，中原诸侯背叛天子，归附楚国，楚成王实为霸主。楚成王四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国战败，但是，此后第五年楚与秦结盟相好，直到战国中期，极有利于楚国的发展。楚庄王时问鼎中原，饮马黄河，大展雄风，称霸天下。
春秋后期，楚国继续向东发展，与吴国在江淮间进行长期的拉锯战，宋弭兵之盟缓和了晋楚之间的矛盾，吴楚矛盾则尖锐起来。吴人破郢是楚国中衰的标志，也是楚国中兴的起点。楚国君臣“不忘前败”，“改纪其政”，继续向东发展。楚惠王时，越灭吴而不能“正(治理)江、淮北；楚东侵，广地泗上(泗水流域，古泗水发源于今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西至兖州县境折向南流，经今江苏徐州市至洪泽湖一带入淮水，此当指徐州以南一带)。”楚简王元年(公元前431年)，楚又在今山东沂沭二水间“灭莒”(今山东莒县)。至此，楚国的东部疆土发展到今江苏西北，及山东沂、沭二水上游地区，与宋、齐、鲁、越等国交错接境。
吴起变法，楚国一度振兴，“北却三晋，南收杨越，遂有苍梧”。宣威之世楚国强盛，但楚人实行“休楚”政策，不参与争夺中原的战争，西向汉中发展，东向灭越。
怀王初年仍保持着强势，但存在亲秦与亲齐两派间的斗争。六国合纵攻秦后，外交失误，导致秦楚两次大战，即丹阳之战和蓝田之战，楚“亡地汉中，兵锉蓝田”，主力损失惨重，元气大丧，由盛转衰。后又接受秦王的约会在武关受骗，客死于秦。楚顷襄王继位之后，未能挽救楚国衰势，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白起拔郢(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纪南城遗址)，楚襄王君臣被迫向东北徙都陈城，荆楚本土为秦所陷，楚国中心转移到淮水流域。后38年(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楚与其他诸国命运一样，不断地遭到秦国的蚕食，被迫徙于淮水南岸的寿春，命曰“郢”。再过20年，即为秦所灭。
白起拔郢以后，荆楚地区为秦所有，秦设置了南阳郡、南郡、长沙郡、黔中郡等，荆楚地区秦文化的影响逐渐扩大。
注解：
① 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0页。
②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3册，第5 504、5 512片，中华书局，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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