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5论及湖广（大致与荆楚地区的范围相当）军事政治地位之重要时说：
湖广居八省中，最为闳衍，山川险固，自古称雄武焉。中原有事，盖必争之地也。是故襄阳其头颅也，黄蕲其肘腋也，江陵其腰腹也。保商陕者，在乎郧阳；跨两粤者，在乎郴永；捍云贵者，重在长沅。大江制东西之会，五溪为指臂之使，此全楚之大略矣。然争形要者，必在荆湖以北。吴甘宁言于孙权曰：“南荆之地，山川之便，诚国之西势也。今先取夏口，鼓行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梁沈约曰：“荆州居上流之重，土地广远，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高祖遗诏尝令诸子居之，盖以荆州为江左之头目也。”宋李纲言：“荆湖，国之上流，其地数千里，诸葛武侯谓之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制驭西北，当于鼎澧岳鄂一带皆屯宿重兵，使与四川襄汉相接，乃有恢复之渐。”赵鼎曰：“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国所必争。宜以公安为行阙，而屯重兵于襄阳，运江浙之粟，以资川陕之兵，经营大业，计无出此。”陈亮言：“荆襄东通吴会，西通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利。”而吕氏祉则曰：“昔楚之兴国于鄢郢，而守黔中巫郡，兼江汉之险而有之，故以区区之国，而尝与齐晋争衡。三国而后，海内之地，分为南北，都秣陵者，必备淮甸，以犄角北寇，然国之安危，系于上流而已。盖转输之利，固系于上流，屏翰之势，又系于上流，南朝六姓，其强弱之势，与兴亡之由，顾上流设施何如耳！”。
此论荆楚地区军事政治地位之重要甚为精确，所引历史上诸位名人之议论亦颇中肯綮。然细观所论，皆为全国分裂（或为三国并立，或为南北对峙）形势下之情形，而于全国一统形势下之情况则不着一辞。这固然是由于顾祖禹著书之目的乃在于明山川险固以图恢复有关，但亦与统一格局下荆楚地区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不显有着密切关系。在南北对峙状态下，荆楚地区以其独特的区位交通条件，显示出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性，而政府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考虑，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其文化的发展；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又势必反过来促进其政治地位的抬升。因此，区域政治地位的升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兴衰、人才的多少以及文化的繁荣与衰退。
先秦时期，楚国兴起于荆楚，逐渐成为“天下之强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①虽然后来楚国的疆域扩展到了淮北、江南、岭南，但荆楚特别是以郢都为中心的江汉地带仍然是地域广大的楚国的中心地区，楚国的军实兵甲与将相人才大都出自荆楚地区，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自明。
秦汉统一，荆楚地区在全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虽然屡有升降，但总的说来，其重要性已不能和其也战国时在楚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相比。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战国后期，秦对楚国故地的军事占领和暴力蹂躏，使荆楚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大批楚人遭到杀掠与被迫东迁，使楚国故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都受到严重影响。二是秦汉时期，中央王朝的控制能力已远界岭南，荆楚地区特别是其北部的今湖北省，已成为中央政府对南方广大地区进行统治特别是进行军事行动的后方基地，对本地区的控制已相对稳固；而在全国统一的政治格局下，政治经济的重心在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所以荆楚地区的政治地位相对而言有所下降。这种政治地位的下降，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区文化的发展。仅以人才论，在西汉各类知名人物中，出于荆楚地区者相当少，这与先秦战国时期“唯楚有才”、楚国人才辈出的繁盛局面迥然有异。
自东汉始，荆楚在当时全国的政治地位又逐渐抬升。东汉建立，南阳成为“帝乡”，自然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光武帝、明帝、章帝、桓帝都曾多次巡游江汉，给荆楚特别是南阳郡带来了莫大的尊崇。因此之故，荆楚人才也更多地进入中央政权，在朝廷中发挥重要作用，所谓“园庙出于章陵，三后生于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自中兴以来，功臣将相，继世而隆”②，正是对东汉时期荆楚地区特别是其北部的南阳郡人才辈出、文化发展的描述。东汉末年，刘表据有荆州，保境安民，雄视天下，荆州的政治地位更为突显。当时的名士赵岐称：“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阯，年谷丰登，兵人差全。”③在当时北方陷入战乱受到严重破坏的大背景下，荆州成为一块难得的宝地。
至于三国分立，荆州的地位更为重要。关于此点，上引《读史方舆纪要》已言之甚详，可不具论。殆晋室南渡，立国江南，“江左大镇，莫过荆、扬”④。扬州虽是政治中心，但荆州地处上游，又是与北方政权对峙的前线，重兵所聚，故有“分陕”之重。因而在东晋一代，出镇荆州的将领往往利用其军事上的优势，威逼下游，以影响乃至控制中枢。如东晋初有王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⑤；继而则有陶侃在荆州拥兵自重，宏总上流；至庾亮、庾翼兄弟以及桓温、桓冲兄弟经营荆州，亦皆挟荆州之兵甲，进逼乃至左右朝政，桓玄甚至得以倾移晋鼎。正因为此，荆州之一举一动，皆关涉朝廷安危。当永和七年（352年）庾翼死后，朝廷讨论继任荆州刺史人选时，何充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力主以桓温继任；但又恐桓温此去将“不可复制”，因此建议不可使温“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⑥何充的议论，正说明了东晋朝廷对于荆州的矛盾态度：在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中，荆楚位居立国东南的东晋王朝之上游，荆州若失，则东南不保；故需慎选识度能力均强者独任方面；然镇荆州者若能力较强，威权过重，则又势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并进而威胁中央。故刘裕篡晋之后，“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刘宋一代，任荆州者主要为皇子及宗室，异姓任荆州者只谢晦、朱修之、沈攸之三人。而谢晦反对已掌握中央政权之宋文帝，沈攸之反对准备篡夺刘氏政权之齐高帝，皆据荆州起兵，失败而死。齐梁两代，亦皆秉刘宋旧规，荆州刺史皆以宗室为之，而萧绎卒以荆州为根据地图谋兴复梁室。
自汉末三国至于东晋南朝，荆楚之地位均极为重要，可与下游的扬州并驾齐驱，考其原因，除特殊的战略地位之外，资实兵甲应是最重要的原因。而荆楚地位的高涨，以及历代政府的重视，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且不论刘备蜀汉将相多出自荆州，南朝时荆雍士族与武功集团更是出将入相，乃至左右政局。至于齐梁，荆楚地区特别是荆州更成为足与建康可抗衡的文化中心，无论在哲学、宗教、文学方面，还是在文武人才、僧俗名人方面，都别树一帜，自成一格。这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在南北对峙、荆扬并重这一独特的政治格局下，荆楚政治地位之抬升，显然也有着重要意义。
隋唐统一，荆楚复成为内地，除了在隋初与隋唐之际特殊的政治背景下荆楚地区曾在短期内占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之外，总的说来，在隋与唐前期，荆楚地区的政治地位较之于东晋南朝时大受削弱。荆楚地区被分属于山南（东）、江南（西）、淮南、黔中诸道。迨“安史之乱”发生，中原残破，荆襄成为抵御北方叛军的前沿阵地，以及中央政府控制南方的重要基地；特别是汴宋沦落，淮河阻兵，运河交通中断，荆襄运道遂成为沟通南北联系的唯一纽带，江淮粟帛率经由襄汉以输京师，“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势去矣。”⑦；加之地近中原，荆楚为中原人民南徙避乱的第一站，荆湘户口在“安史之乱”后大幅度增加。因此，安史之乱后荆楚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山南东道（治襄州）、荆南、鄂岳、湖南、澧朗溆、黔州等节镇的建立，都是本区政治地位提高的一种反映。其中山南东道“代为重镇”，唐人喻为“天下喉噤”，或称为“汉皋巨屏”；而荆南则“府压上流，置尹视京、河，置使视扬、益，同巴蜀吴越之治。臻自上古，为天下敌，在今为咽腴之地，置荆南之地否，乃天下之低昂也”⑧，其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军事中心，襄州、江陵、鄂州、长沙等节镇驻地在许多方面备受重视，政治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均优于其他州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其地方经济发展的某种优势，促进了其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而这一切与唐代荆楚地区的文化发展又有着密切关系。唐后期荆楚文化的发展与成就在各方面均超过唐前期，应当说与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不无关系。
五代时期，荆楚北部属于中原王朝，成为中原王朝控制荆南高氏政权的前沿基地。《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总叙谓：“唐末朱温并秦宗权，因以驱摄山南，兼有荆郢。高氏据荆南，而襄阳属于中朝，不得不貌为恭顺，盖襄州，江陵之咽喉也。宋兵一出襄阳，而荆南不敢旅拒矣。”荆楚中部与南部则分别为高氏荆南与马楚两个地方割据政权。荆南以弹丸之地，居诸强之中，而能保全数十年，并非仅靠四面称臣，主要还是由于高氏政权尚能招致人才，知人善任，保境安民，注意恢复与发展生产。马殷据有湖南，亦能“养士息民”，所以当时荆楚地区虽陷入割据局面，但人才并不凋零，文化发展与中原单凭长枪大剑的五代王朝相比，要略胜一筹。
北宋时，荆楚地区分属于京西南、荆湖北、荆湖南与淮南（西）路。政治局势大致稳定。南宋时期，荆楚北部（今湖北省境）一变成为前方，襄阳、江陵、鄂州（今武昌）成为南宋在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军事要地。但正因为地处前沿，军事政治地位虽至为重要，因为密迩战地，兵燹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自然受到严重破坏，而遑论文化发展了。而湖南地处后方，又与前沿接近，故而接纳了大批移民；同时，因当时襄阳、江陵诸处兵食多仰赖湖南，故朝廷对湖南也特别重视。因此，有宋一代，特别是南宋，湖南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均胜于湖北。
元明清三朝皆为大一统帝国，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荆楚地区的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其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清初湖广分为湖南、湖南二省，当就是本区政治地位上升的一种的反映。
至于晚清，随着湘军的崛起，荆楚地区特别是湖南在全国的政治地位骤然大幅度抬升，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位至封疆大灭，魏源、郭嵩焘等亦皆名满天下。张之洞督鄂，办新政，创新军，更是开一代风气，从而使两湖与直隶、两江、两广相提并论，成为左右晚清政局的地域政治力量之一，并最终率先打响了埋葬清王朝的第一枪。晚清两湖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可谓是因缘际会，而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两湖地区之所以能走在前列，与其政治地位提高不无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正是晚清时期荆楚地区政治地位的提高，才为荆楚文化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极大地扩展了荆楚文化在全国的影响。
总之，历史时期荆楚地区在全国政治地位的升降，既受到荆楚所处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军事战略地位的影响，也受到其本身经济发展的制约，与全国的治乱分合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政治地位的升降，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一般说来，其政治地位的提高，对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不同地具有一些促进作用；反之，则不利于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不利于荆楚文化在全国的影响。
注解：
①《战国策·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楚章”。
②《后汉书》卷56《王畅传》。
③《后汉书》卷64《赵岐传》。
④《南齐书》卷15《州郡下》。
⑤《晋书》卷98《王敦传》。
⑥《晋书》卷77《何充传》。
⑦《新唐书》卷202《萧颖士传》。
⑧ 皇甫湜：《荆南节度判官厅壁记》，见《全唐文》卷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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