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既是政治与军事的需要，也常常是农业和工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城市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既包括行政、经济等方面，同时也包括文化体系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文化区域的形成与演变，常常与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有
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每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区域，大都有一两个重要都市为其核心。这些中心城市的发展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反映，反过来也可影响乃至带动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与转移，在区域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塑造与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荆楚地区的中心城市无疑是楚国的都城——郢都。一般认为，楚郢都就是今位于荆州城北5公里处的纪南城遗址。据勘测，城的面积有16平方公里，有人推测，它最盛时可能拥有30万人口。东汉初年的桓潭在所著《新论》中曾描述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摩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①话虽不免有夸张处，但城内人口多、市面繁荣的情景却可以想见。除郢都外，位于今宜城境内的楚鄢都、位于南阳盆地上的申国都城(后来的宛城)、位于随枣走廊的随都、位于钟祥平原上的竟陵城都是先秦时期荆楚地区著名的城市。
两汉时期，宛城是整个荆楚地区的中心城市；在东汉时，它可能是南中国(淮河以南)最大的城市。南阳在春秋时已为要地，楚有图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申；战国后期南阳入秦，楚遂不复振②。秦末刘邦挥师西上，略南阳，围宛城，南阳守之舍人陈恢逾城见刘邦云：“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张良也称宛城为“强宛”，③可知当时宛城的规模一定不小。《史记·货殖列传》云：“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事好杂，业多贾。”《汉书·地理志》亦云：“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宣帝时，郑弘、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治皆见纪。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则宛在西汉时又是著名的经济都会。及光武中兴，肇于南阳，于是建为南都，南阳发展到鼎盛。同时，南郡治江陵、江夏郡治西陵(当在今云楚县境)、长沙国都(郡治)临湘等也都成为其所在区域的政治与经济文化中心。
六朝时期，南阳衰落后，襄阳与夏口继起。襄阳在起源上是典型的渡口城市。其在两汉时地位不显，仅为南郡属县；东汉末刘表据荆州，治襄阳，其地位方渐显重要。曹操得荆州，置襄阳郡；西晋初亦为荆州治(平吴迁江陵)；东晋初梁州寄治襄阳，太元中侨置雍州，宋、齐、梁因之，并为重镇。《水经注·沔水篇》云：襄阳城“北枕沔水”，“邑居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襄阳逐渐成为荆楚地区北部的中心城市。夏口之名，始见于汉末，三国时为军事重镇。夏口地处江汉会合处，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当得宋孝武孝建元年(454年)朝议置郢州时，江夏王刘义恭认为宜治巴陵(在今湖南岳阳)，大臣何尚之不同意。《宋书》卷66本传载其议曰：
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随五郡为一州，镇在夏口，既有见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湘州所领十一郡，其巴陵边带长江，去夏口密迩，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属新州，于事为允。
从此，夏口作为郢州治所，成为今武汉市一带长江中游两岸地区的中心城市。与此同时，江陵作为荆州治所、长沙作为湘州治所，仍然发挥着其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作用。
唐宋时期，在农业与工商业经济显著发展的基础上，荆楚地区的城市出现很多，而且发展很快，到宋代以后，不少荆楚城市在规模和繁盛程度上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以荆州城江陵和潭州城长沙最为著称。中唐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两京襄邓人口的涌入，荆州城人口迅速膨胀，据说最盛时不低于10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50万人，与今荆州市的规模大致相当)。潭州为“湘岭要剧”，商业亦号繁盛。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和汉阳也发展很快，到南宋时都成为几万家人口的繁荣城市。但唐宋时期荆楚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体现还是草市的兴起与发展。所谓草市就是政府规定的州县坊市之外的交易市场，它是以乡村交易场所的定期集市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既包括古代农村传统的贸易形式——乡村集市，也包括具有一定规模的一些商业市镇。在荆楚地区，唐宋时期最为著名的草市应当是荆州城东南的沙头市(在今荆州市沙市区)。
元明清时期，荆楚地区的一些老城市都继续有发展，或至少未衰落；而值得注意的是商业市镇继唐宋草市之后进一步发展，并有相当多的新市镇兴起，其中最重要的是汉口镇的兴起与发展。汉口镇兴起于明末清初，15世纪中叶才渐有居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发，直到汉水北岸、今汉川县境内的商业中心刘家隔镇衰落、金沙州代兴，汉口的商业地位才日渐重要。由盐船集泊分销之地，到南北商品汇集之区，经济地位迅速提高，成为新兴的商业市镇。但在明代中晚期，汉口镇的主体并不是在今汉口城区范围内，而是在汉水南岸、龟山以北的狭小地带。直到明朝末年，汉水北岸修筑起防御后湖的袁公堤，今汉口城区的水患大为减轻，经济才迅速上升，超过南岸成为汉口镇的主体和长江中游的商业中心。可惜未能持续多久，便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以及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汉口镇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所以虽经明清之际的残破，在局势稳定之后，又很快恢复过来。到康乾盛世，汉口不仅恢复了昔日的繁荣，而且以其商业的巨大发展为特色，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重镇。清初著名地理学家刘献廷说：“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穷于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到乾隆年间，汉口的发展进入全盛期，“物品畅茂”，商品种类十分丰富，流通量巨大，市场规模可观，流通区域之阔，商路四通八达。全国范围内，除新疆、西藏地居偏远未见记载外，汉口与其它所有省份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所以汉口虽号称“九省通衢”，而实际上在沟通国内市场的作用方面，却早已超出九省，几近遍及全国。汉口人口也因此迅速增加，到乾隆十年(1745年)，汉口已有户口20万。
此外，江陵及沙市仍是鄂西的中心城市。沙市作为经济市镇、长江边的港口，在元明清时期继续有所发展，繁荣超过了江陵城。但是，随着垸田的兴起，荆江穴口的堵塞，河床淤高，荆江在这一带也成为“悬河”，不能不影响到城市的发展。不过在湖北境内，荆沙(实质上是一个城市，江陵是军政中心，沙市是经济中心)仍是仅次于武汉三镇的第二大城市。襄阳与樊城是鄂西北汉水中游地区历史悠久的中心城市，其繁荣程度虽不能与武汉三镇、荆沙相比，但也在发展，特别是元明清时期，樊城作为经济中心城镇，发展更显著，超过了襄阳。
近代以来，荆楚地区的城市发展和全国一样，走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城市化道路，汉口、沙市、岳阳、宜昌相继开埠，并逐渐发展成为近代化城市。其中汉口的发展最为典型。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从沿海向内地扩展，汉口于1861年正式开埠。从此，汉口经济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开埠后的汉口，赁借其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及广阔的内地市场，迅速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深入中国腹地、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枢纽。外国资本争相抢占市场，汉口贸易空前繁荣，不仅国内贸易继续发展，而且对外贸易发展极快。开埠不到3年，其进口贸易已超过广州，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20世纪前10年，汉口外贸额始终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以上，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是当时唯一能与沿海通商口岸相匹敌的内陆港口城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汉口开始了它由内贸型商业中心向外贸型口岸过渡的重要转变。其表现首先是商品结构的变化，洋货大量增加，汉口成为洋货向内地倾销的重要基地；原来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土货贸易，逐渐转变为面向国际市场、以输出工业原料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结构，突破了以内贸为主的传统格局。其次是商业网络的变化，长江干线，尤其是沪汉线，在汉口诸商路中的地位急剧上升，渐居首位，进出口贸易成为汉口商业的主流。因此，外国洋行迅速增加，基本控制了汉口的对外贸易。
与此同时，汉口的近代交通运输业也迅速发展起来。首先是轮船取代木帆船，逐渐形成轮运为主的近代航运网络。1861年，沪汉线开通，继之，汉沪津形成江海联运；1878年，又开通了汉宜线，此后汉口与长沙、湘潭、常德航线及省内各线也相继通航。汉口—外洋直接通航，也获得长足发展，到清末，自汉口驶往国外的轮船已可直达英、法、日、德、俄、意、比、荷、埃及等国，促进了对外贸易的更大发展。其次是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沟通了长江流域与华北地区的联系，这对确立汉口近代化的十字型水陆交通枢纽地位，促进其商贸、产业、市政建设的发展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第三是市内交通的发展。武汉三镇被长江、汉水分割，木船时代，三镇间的交通十分不便，影响其经济发展。因此，1896年过江轮渡出现后，很快成为三镇水上交通的主要工具，大大方便了三镇间的联系，对其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大有助益。
近代工业的兴起，是汉口由商业重镇向工商业城市转变的重要一步。在此之前，汉口经济的一大特点是商业繁荣，手工业落后。开埠后，外商纷纷在汉口投资设厂，到1911年，汉口的外资工厂已达76家。官办、官商合办以及民办工业也发展很快，其中汉口燮昌火柴石年产量居全国之冠，扬子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则是全国第二大机械厂。正是这些工业企业的创建，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奠定了汉口经济近代化的基础。
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巨大发展，社会上融通资金的需求增大，汉口的金融市场迅速成长。至清末，汉口已有9家外国银行，8家本国银行，还有外省驻汉的官钱局5家，旧式钱庄121家。这些金融组织共同构成了一个日渐庞大的金融体系，汉口也因此成为与沪、津、穗并称的全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
1911～1937年，汉口经济与城市建设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商贸经济虽然仍在进步，但在全国的地位则日渐落后。埠际转口贸易虽仍居全国第二位，但直接对外贸易额却自1918年后一降再降，其在全国的地位1931年降到第10位。而工业则有较长足的发展。30年代中期，汉口工业规模仅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三位。交通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贯通，它使汉口的商业圈和辐射面向南大范围延伸，汉口成为京汉、粤汉两条铁路的连接点，以及两条铁路与长江的交汇点，从而使汉口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加强。
综观历史时期荆楚地区的城市发展，我们注意到：荆楚地区的中心城市主要是在江陵(荆沙)、襄阳(襄樊)与武汉三镇间移动，其中江陵最早成为荆楚地区的中心城市，并一直延续到唐代中后期；襄阳主要是在分裂格局下因为军事政治的需要而地位抬升，并在较短时期内成为整个荆楚地区的中心城市；武汉三镇最为后起，但其发展非常迅猛，自元明清以迄于今都是荆楚地区无可争辩的中心城市。这三个城市都在湖北境内，荆沙与武汉更都在长江沿岸，而长沙则一直局限于湖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其影响未能扩展到整个长江中游，这说明荆楚地区的中心地带基本上保持了长江两岸地带。这种城市中心地带的格局对荆楚文化格局的形成与演变都有一定的影响。
注解：
①《北堂书钞》卷129衣冠部引。
②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总叙。
③《史记》卷8《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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