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荆楚地区原始农业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1988年11
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稻壳和稻谷，据鉴定，可确信这些应是人工栽培水稻。这表明，在彭头山文化时期(距今8000～7600年左右)，荆楚地区已出现原始的稻作农业。研究者认为，当时原始的先民们使用竹、木及石质农具进行刀耕火种。从现有考古发掘资料看，到大溪文化阶段，石质农具已相当发达，说明此时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在屈家岭文化阶段，锄耕农业已进入成熟时期，农耕范围有了进一步拓展；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原始种植农业已经很繁荣了，畜牧业和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周时期，随着大批北方部族的南下，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被带到荆楚地区来，促进了荆楚地区农业的发展，尤其是楚人进入荆楚地区后，农业经济得到飞速进步，铁农具逐渐推广，水利工程也兴修起来，从而出现了荆楚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开发高潮。
春秋战国时期，荆楚地区经济开发的重心在汉水中游的南阳盆地、襄宜平原和长江北岸的江汉平原西部，这里是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社会经济最为发达。郢、鄢这两个全楚国的都城和陪都，都位于江汉平原西部和宜城平原上，可知这里的农业生产已有一定的水平，才能有效地供应这两个都城及其它较小城邑人口的粮食。南阳盆地靠近中原，生产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原接近，是楚国经营中原的重要基地。相对而言，当时江汉平原腹地和长江以南的今湖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战国晚期，秦占领楚国故地江汉地区后，楚人大规模东徙和南迁，南迁的部分楚人进入长江以南今湖南境内，从而促进了湖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此同时，江汉地区随着人口的外迁而显著衰落。到西汉初年，荆楚地区除南阳盆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中原外，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还相当落后。《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地理状况说：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啙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这说明直到两汉时期甚至更晚，荆楚地区，除南阳郡外，仍然是地广人稀，经济发展停留在火耕水耨的水平。关于火耕水耨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耕作方式，日本学者西岛定生、中国学者牟发松等先生都有细密的考究。西岛氏认为，所谓火耕水耨是一种一年休耕制的直播式水稻耕作法，尚未实行插秧①。牟发松先生认为它是南方撂荒农作制时期的水稻耕作方式，主要是在熟荒地上进行。地力耗尽以前可能连续耕种一个时期，但仍属撂荒制范畴。“火耕”就是用火烧掉荒地上的野草，然后下水播种。“水耨”是稻田除草的重要手段，但仍须刀割配合②。我们倾向于同意牟氏的看法。水稻是荆楚大部分地区主要的农作物，火耕水耨的水稻耕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田地的面貌，即：并不是所有已开垦的土地都是同时耕种的，而是有一部分在轮休——轮休的田地是荒芜的，杂草丛生。
整个两汉时期，从总体上看，荆楚地区的经济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具体表现为牛耕技术的逐渐推广、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农田水利的兴修等各方面。其中南阳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值得注意。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南阳郡的户口数分别为359316户、1942051口，超过了荆州其余六郡的总户口数；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2人左右，而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桂阳郡、长沙郡、武陵郡的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10人、3人、2人、3人、3人、2人③，差距非常大，可知南阳盆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荆楚地区遥遥领先。东汉时期，长沙、桂阳、零陵等今湖南地区的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其人口密度分别上升到14人、10人、17人，反映出湖南地区的经济有较大发展。与此同时，江夏、南郡的人口密度仅有小幅度增长(分别是每平方公里10人、4人左右)，说明东汉时今湖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落后于湖南地区。
两汉以后，自三国以迄于隋统一，在300多年的时间内，南阳盆地的农业经济在整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首先表现为人口不断减少。东汉时南阳郡领37县，永和元年(140年)有户528551，口2439618④；东汉末董卓之乱时，袁术据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⑤；至西晋太康初(公元3世纪80年代)，在大致相同的地域范围内，著籍户仅有63500，以当时平均每户6.57口计算，也只有417195口⑥；到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则仅有32819户、142548口⑦。虽然著籍户口的降低有很多原因，并不能反映出户口的真实情况，但南阳地区人口的大幅度降低却是无可否认的。同时，襄宜平原、随枣走廊、江汉平原以及湘中丘陵地区经济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有较大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北方流民大量南来，麋集在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游、以江陵为中心的长江两岸一带，保证了生产的维持与发展。(2)西晋以后，蛮民逐渐由崎岖的丘陵山区向比较平坦的河谷地区移动。出山的蛮族，与汉族人民错居杂处，加强了汉蛮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联系，汉民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日益进入蛮民社会生活中，促进了蛮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素养的提高，更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在丘陵山区，大量“蛮田”的垦辟可视为蛮族开发山区的主要标志。蛮田大抵与梯田类似⑧，其收获较丰。沈庆之伐沔北诸山蛮时，“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沈庆之领兵“自冬至春，因粮蛮谷”。史载他一次就掠“牛马七百余头，米粟九万余斛”。⑨足证蛮族农业生产已有一定水平。(3)有关政府特别重视荆楚地区，着意经营，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本区农业的发展。孙吴与东晋南朝都立都下游，荆楚处于长江中游，向有“分陕”之重；荆楚北部襄宜平原与随枣走廊处于南北对峙的前沿，对于南北政权来说，都是必争之地。因而当时南北政权都极力争夺这个地区，在北驻守重兵。为了支持战争的需要，都非常重视这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这三个原因中，北人之南来与蛮族之贡献实为主因。由此也带来荆楚地区经济开发的三个特点：第一，牛耕和铁农具的普遍推广。牛耕和铁农具在西汉时已开始推广，中原流民之南来，加速了推广的进程，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从而促进了生产技术的进步。第二，水稻自先秦以来就是荆楚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在六朝时期，水稻种植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导方面，同时，旱作麦、粟尤其是小麦的种植因大量北人南迁有所扩大。第三，经济开发的广度进一步拓展。这主要表现为蛮族对丘陵山地的开发。
隋唐统一时期，荆楚地区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中唐以后，随着北方战乱，大量人口南迁进入荆楚地区，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牛耕逐渐全面普及，稻作生产率不断提高，稻麦复种，土地垦辟，大地产的发展，尤其是农田水利的兴修，都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中唐以后湖南崛起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不少地方取得了“亩收一钟”的水平。稻作生产的发展加强了农业领域的商品化倾向，商业市镇开始出现，并在荆楚地区的经济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以“安史之乱”为契机，我国的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这一转移过程首先是以长江下游地区的全面开发为前提的。从总体上看，唐代荆楚地区的开发程度没有下游三吴地区高，经济地位不如它重要，但在其自身发展史上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即荆楚地区北部南阳盆地在两汉时期所占的优势地位彻底消失，而湘中丘陵、江汉—洞庭平原边缘地带的经济发展则突飞猛进，经济地位呈上升趋势。换言之，在荆楚地区内部，也存在着一个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组成部分，它在唐中后期开始现出端倪，到元明清时期江汉—洞庭平原垸田大兴之后，才逐步完成。
北宋时期，荆楚地区发展较快，但到两宋之际，由于湖北地处宋金战争的前沿，受战争破坏较大，人口稀少，经济发展水平赶不上湖南。元明清时期，在长期统一的局面下，荆楚地区各地方都进入全面开发的阶段。在湖北首先是大量外地移民的移入，加速了江汉平原周围河谷丘陵地的开发。在两宋之际到南宋晚期，一直有不少中原民众经襄阳南下，但因湖北特别是襄阳一带接近边境，留居者往往不多。元灭南宋，统一南北之后，由中原南来的移民更多。特别是到明代前中期，进入今鄂西北郧阳、十堰地区一带的流民至少有几十万以上。另一路移来湖北的，是由下游的皖南、赣西北溯长江，西入鄂东丘陵地，人数也不少。于是到明代中期，湖北除鄂西山区外，基本上结束了南宋时期地广人稀的现象。在湖南，除江西等地移民的大量移入之外，民族融合的不断加速也促进了地区开发与经济发展。唐代和北宋时，湖南大部分地区还是“蛮(今苗、瑶、土家族的前身)族占大多数，汉族主要是在湘江流域及洞庭湖周围的河谷丘陵地。到南宋时，情况已有变化。据《宋史》卷494《夷蛮传》记载，在湖南已屡次发生汉人与蛮人之间的土地纠纷，说明此时汉人已渐进入蛮人居地进行开发和贸易，彼此的杂居关系已有发展。元明时期，外地移民不断进入湘中、湘西的过程，也是与当地蛮族逐步融合的过程。也只有在这种形势下，湘西、湘西南一带的土司于明清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才成为可能。
在元明清时期，荆楚地区经济开发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垸田的发展。垸田就是圩田，垸与圩都是堤岸的意思，垸亦称堤垸或圩垸。两湖地区垸田的兴起，大致在南宋晚期(13世纪)，约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圩田四五百年。垸田盛于明代中后期，比下游约晚二三百年。其原因，首先在于两湖地区总的开发水平比下游一般要差一些，劳动力不很充足，而两湖盆地的面积很大，又深处于长江中游的内地，距海较远，河流比降小，因此解决排涝的技术方面也要困难些。当盆地周围较易开发利用的河谷平原和丘陵地带还未充分利用时，就不可能进行基本建设较艰巨的垸田围垦。所以这里直到明代中叶，湖南、湖北广大地区已经全面开发，人口已经大大增多，劳动力来源已较充足，并且盆地周围地区已开发到一定水平之后，垸田才能大规模发展起来。
垸田大盛之后，两湖平原的水乡、沼泽大量转为高产的耕地，周围地带的人民纷纷移入，结果这里就成为荆楚地区人口最为密集、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地方，地理面貌因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都成了全国闻名的重要粮仓。同时也应看到，两湖地区的垸田经济起伏很大，远不如长江下游地区稳定，沔阳的民间歌谣所谓“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得一年收，狗子不吃糯米粥”，正是这一地区的生动写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江汉平原上的湖群和洞庭湖都在不断缩小，人们不断围垦湖区新淤出的土地，但同时水灾更为频繁，老垸被冲毁淹没有事时有发生。垸田生产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已达到极限。
清代后期，荆楚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渐趋滞缓，囿于传统耕作制度和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农业生产无论是耕地面积的扩大，或是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都难以负荷人口增长过快所带来的沉重压力，潜在的危机日益激化。人均耕地急剧减少，农村过剩人口显著增多，特别是农业较发达的两湖平原地区，尺土寸壤，无不开垦，土地不足的矛盾已十分突出。因为人口基数过大，粮食消费量越来越大，荆楚地区的粮食输出量逐渐减少，其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逐渐降低。同时，山区水土流失日渐加重，而平原湖区的洪涝灾害越来越严重、频繁，给农业经济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逐步深入到中国内地的荆楚地区，大量舶来品源源输入，廉价农副土特产大量输出，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荆楚传统农业经济结构，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一方面，农产商品化和传统农业近代化的进程有所加快，农业生产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农产品市场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剥削仍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经济中分散的小农经营方式仍处于绝对优势，这就造就了在内外冲击不断加剧的同时，封建剥削变本加厉，农村社会日趋贫困化，形成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双重障碍。这一切因素导致近代荆楚农业经济的发展十分缓慢，乃至在很长的时期内处于徘徊或停滞的状态。
注解：
① 西岛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译本(冯佐生、邱茂、黎潮译)，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66页。
② 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7页。
③ 参阅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甲表3、4。
④ 《续汉书·郡国志四》“南阳郡”下原注。
⑤ 《后汉书》卷75《袁术传》。
⑥ 据《晋书》卷15《地理志下》所载南阳国、顺阳郡、义阳郡3郡国户数合计：户平均口数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3，“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户口数及每户平均口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按：这个统计中义阳郡所属义阳县所在的今信阳地区，在东汉时不属南阳郡所辖，因而在与东汉南阳郡相国的地域内的著籍户口还少于此数。
⑦ 据《宋书·州郡志》所载南阳、新野、顺阳、京兆、始平、扶风、南上洛、河南、广平、义成、随阳诸郡国户口数合计得之。
⑧ 樊绰《云南志》(《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云：“蛮治山田，殊为精好。”向达校注中精辟地论证了所谓“蛮治山田”，就是今之梯田。参阅杨德炳、王延武《魏晋南北朝时期蛮族对长江中游地区开发作用之探讨》，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317页。
⑨《宋书》卷77《沈庆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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