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人类文明，特别是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由于气候变化，地表植被的分布与土地资源的可利用状况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人类的食物结构，并进而对其生存、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带来重大变革，特别是洪水或者是较为严重的干旱，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
早期文明的发展与地理分布，有时甚至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因此，探讨人类文明早期的气候状况及其变化，既是复原当时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方面，也是分析人类文明演进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
全新世早、中期荆楚地区的气候环境总的状况要比现代更为温暖湿润，但也有多次的气候波动和降温期的出现。这一基本特征得到区域内及相邻地区众多的孢粉分析和考古学分析的证实。
闾国年博士主要根据湖北荆门龙泉湖钻孔岩芯(孔深57米，取样品42个)的孢粉分析和年代测定结果，对末次冰期和全新世早中期江汉—洞庭湖平原的气候变化，作了较为系统的复原：(1)距今约10000年以前，是冰后期的冷干期，植被是以云、冷杉和松为主的针叶林，其次为蔷薇科，此外还有少量栎、胡桃等，森林较为稀疏，树种单调，林下草本植物如蒿、禾本科、莎草料、毛莨科丰富。这种植被景观，反映了末次冰期最盛时期的年平均气温在0℃左右，降水量500 mm左右。晚冰期，植被向温带针阔混交林演替，气温逐渐升高，年平均气温在10℃左右，年降水量700 mm，仍属于干冷气候。(2)距今约10000～8200年，是全新世第一暖期，植被是以栎为主的落叶阔叶林和以青冈栎为主的常绿阔叶树混交林，推断为中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8℃左右，年降水量1300mm，与现代相似或偏暖湿湿。(3)距今8200～7800年间，植被是以松为主的针叶林和以栎为主的落叶阔叶树木组成的针阔叶混交林，寒温带与温带树种(如云杉、冷杉、桦等)较多，也有极少量的亚热带树种(如青冈栎、枫香、枫杨等)，说明气温与降水均有所下降，推测年平均气温10℃左右，年降雨量800mm左右，属暖温带气候，是全新世第一冷期。(4)距今7800～5800年，是全新世气候最宜期，植被是以栎、青冈、栗、松为主的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混交林，孢粉含量与种属都达到高峰，表现出水体、地被、灌丛、乔木多层次的植被景观，说明热量和水分条件比较适宜，各类植物充分发展，推测年平均气温可达18～19℃，年降雨量在1300mm以上。(5)距今约5800～5400年，植被是以松、栎、榆、桦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森林植被较稀疏，说明气温有所下降，年平均气温约10℃，年降雨量800mm左右，是全新世的第二个干冷期。(6)距今5400～3200年间，植被是含常绿阔叶树的针阔叶混交林，阔叶树中既有枥、榆、柳、栗、胡桃、桦等暖温带种属，也有青冈栎、枫香、卫矛、漆树、木兰等亚热带种属，推测年平均气温18℃，年降雨量1300mm左右，与现代气候相似①。
贾兰坡、张振标先生分析了位于荆楚地区北部的河南淅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见的动物骨骼的组合状况，指出：在仰韶文化层中(第5～7层，距今约6900～5600年)发现24种动物骨骼，其中喜暖的动物有7种，占2917%，其余为长江南北均可见到的适应性较强的动物，占7083%，这是喜暖动物所占比例最高的时段，说明仰韶文化期是下王岗遗址最温暖时代的代表。在屈家岭文化层中(第4A、4B层，距今约4700—4200年左右)，动物一共只有5种，未见喜暖的动物，而且出现了狍子，可能气候有变冷的趋势。在龙山文化层中(第3层，距今约4200—4000年)，动物种类又增到9种，其中喜暖动物有2种，而且是现今分布在大南方的动物，占2222%；有1种较为喜冷的动物，占1111%，其余为适应性较强的动物，占6666%，说明气候较前一时期有所回暖。二里头文化层中(第2A、2B层，距今约4000—3700年)，动物种类增至12种，其中喜暖的动物有3种，占25%；分布面较广、适应性较强的动物占75%，气候和龙山文化期相接近②。
竺可桢先生于1972年提出5000年来中国气候变化的基本认识，他将近5000年的时间分为四个时期，即考古时期(大约公元前3000年至1100年)、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至1400年)、方志时期(1400—1900年)和仪器观测时期(1900年以来)。关于物候时期中国气候的演变，他认为西周早期气候较为寒冷，到春秋时期趋于温暖，并一直持续到两汉时期；三国开始后不久，气候变冷，并于4世纪前半叶达到顶点，估计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7世纪中期，气候变得和暖，唐代的年平均气温也高于现代2℃左右；唐末以后，气候再次变冷，到12世纪初，加剧转塞，直至15世纪进入小冰期。15世纪以来的500年间，17世纪特别是1650～1700年间最为寒冷，其年均气温要比现在冷2℃左右③。此后，众多的学者对竺可桢的工作作了补充或修正。满志敏对竺可桢的唐代温暖期提出异议，认为中唐以后气候变冷，但是中国存在中世纪温暖期，其时间相当于五代至元中叶④。王铮、张丕远、周清波的研究表明：历史时期中国气候存在三次大的突变。分别位于280年、880年前后和1230～1260年间；在480～500年间气候发生一次大转折，其意义在于中国从湿润变得干旱；在880～1230年的气候阶段，中国气候出现明显的混沌特征；1230～1260年间的气候突变是近2000年中最大的变化。在细节上，证实了由于竺可桢将淮河一支流误为淮河，故他关于243年气候已经变冷的结论有误；汉代温暖期的结束，延续到280年左右。关于唐代气候的认识，则基本维持了竺可桢的结论，认为满志敏的认识有误⑤。
从目前的研究结论来说，关于历史时期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认识大体上是比较一致的，较大的争论主要表现在是否存在唐代温暖的问题上。就荆楚地区而言，唐代温暖期的存在应当是可信的，这在荆楚地区也有许多物候资料可资证实。《通典》卷6《赋税下》载江陵郡土贡“橘皮九十斤”；《元和郡县志》卷21记载襄州土贡有橘子；《新唐书·地理志》记荆州土贡有柑、橙、橘，襄州土贡也有柑。封建时代“任上所出”的土贡往往是各地最好或者最具地方特色的产品，被作为贡品的柑橘橙一定品质优良。唐诗中多有称赞荆襄柑橘的诗句，如张九龄《登(江陵)郡城南楼》诗：“邑人半舻舰，津市多枫橘”；杜甫《江陵望峡隘》：“白鱼切如玉，朱橘不论钱”；元植《贬江陵途中寄乐天、杓直》：“想到江陵无一事，酒杯书卷缀新文。紫芽嫩茗和枝采，朱橘香苞数瓣分。”李颀记其游襄阳山水所见云：“岘山枕襄阳，滔滔汉水长……芦花独戍晚，柑实万家香”崔湜也赞美襄阳“蛟浦菱荷净，渔舟橘柚香”⑥。《太平广记》卷145“崔导”条记载：“唐荆南有富人崔导者，家贫乏，偶种橘子千余株，每岁大获其利。”宋人乐史写的《杨太真外传》记载，开元末年江陵进柑橘，玄宗种于蓬莱宫；天宝十载(751年)结实，宣赐宰臣150多颗⑦。凡此，都说明唐代荆襄地区盛产柑橘，而且品质不错，属于优良品种。这只能在暖温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下才有可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增温时期，江陵、襄樊地区甚至襄樊以北的丹江口、淅川一带也曾种植了柑橘，但产量不高，质量不佳。现今长江中游地区的上乘柑橘多产于三峡河谷暖湿区域，如果唐代作为贡品的柑橘生长气候相当于今三峡地区，那么，似乎可以推知唐代荆襄地区的气候大致与今三峡地区相近，也就是说，其年均温比现在高出2℃左右。
注解：
① 闾国年：《长江中游湖盆扇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及地貌的再现与模拟》，测绘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贾兰坡、张振标：《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中的动物群》，《文物》1977年第6期。作者于1988年对此文作了修改、校正，修改稿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编：《淅川下王岗》附录之四，第429～43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③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另参阅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13页。
④ 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气候的初步推断》，《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唐代中国气候特征再探讨》，见施雅风等《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一)》，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
⑤ 张丕远、王铮、刘啸雷：《中国近2000年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B)辑》第24卷第9期(1994年)；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粹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第51卷第4期(1996年)。
⑥ 分别见《全唐诗》卷47、237、412、134、54。
⑦ 见《说郛》卷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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