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地区地处我国中部，北临中原，西接巴蜀，东濒吴越，南控粤广，自古以来就为中原与巴蜀岭南之间、巴蜀与吴越之间的交通要道所经，其战略地位一直比较重要，特别是在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之下。六朝政权建都南京，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开发非常显著
，史称“扬州为根本”，但荆楚亦有“分陕”之重。东晋时庾氏、桓氏家族相继控制荆楚，并以荆楚为根据地控制朝政，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政治与经济生活。南朝后期，萧衍据雍州起兵，卒得天下。这些都是荆楚地区的政治势力影响乃至控制下游地区的实例。当南北政权对峙时，南方据有荆楚地区，不仅可保障长江下游，还可随时出击陕洛、关中，逐鹿中原；若失去荆楚地区，则长江天险反落于敌手，长江下游亦不能保全。因此，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迄于晚唐五代、宋金元之际，荆楚地区，特别是荆襄一带，常常是南北争战的要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5“湖广总部”中论及湖广之形胜云：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因为地处南北东西的过渡地带，荆楚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南北东西交汇的特征。六朝以迄于宋元时期，荆楚地区一直是北方移民南下和巴蜀移民东来的重要通道，也是接受北方和巴蜀移民的重要地区，明清时期又接受了大量的“下江”移民，因此，社会经济与文化形态比较复杂。荆楚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汇性特征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不仅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而且与气候变迁、人口移动、文化传播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荆楚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开放性特征。由于广泛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口、商品和文化的影响，荆楚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较少具有封闭性，而是有较明显的开放性特征。在中国诸种地域文化中，荆楚文化是较为开放的地域文化之一，它对外来文化(无论是来自中原、巴蜀、吴越的中国本土其他地区的文化，还是来自海外的异域文化)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从不排斥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这种特征，造就了荆楚文化的多样性，使荆楚文化异彩纷呈，多姿多彩，使荆楚文化容纳了多种地域文化的因素。同时，这一特征也使荆楚范围内不同地区的文化面貌因为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差异：如南阳与襄樊、郧阳、随枣走廊地区因为邻近中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大，其文化面貌从方言、风俗到居住形式、建筑风格以及耕作形式等各方面都与中原地区比较接近；鄂东南和湘东地区与江西接攘，方言、风俗等方面受到江西的影响较大；而宜昌以西的三峡地区则受到巴蜀文化的强烈影响，基本上可以纳入巴蜀文化的范畴；至于湘南郴州一带，近代以来受到岭南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经济与文化上都显示出向岭南地区倾斜的迹象。而荆楚文化的开放性与多样性，使荆楚文化在诸种地域文化中属于比较能够保持生命活力的文化之一，相对而言易于接受新生事物与新文化，这也是两湖地区近代以来成为革命策源地的原因之一。
荆楚地区的内部以及与长江下游和上游巴蜀地区的交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近代交通网络形成之前)，向来仰赖长江及其支流的水上运输，其中长江干流以及汉江和湖南境内湘、资、沅、澧四水是最主要的水上通道。这些水上通道运输的历史，源远流长。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些河流上已广泛使用独木舟和排筏。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些河流已得到较充分的利用。《尚书·禹贡》中记载荆州到中原的贡道是“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禹贡》所记贡道多系设想，但也有一定的现实情况为基础。战国时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所制的“鄂君启节·舟节”铭文记载当时鄂君的商船队航行在江、汉、湘、沅、澧诸河上：在北边，沿汉水可上溯到今陕、鄂交界的今陕西旬阳、白河一带，向北沿汉水支流唐白河可到达南阳盆地北端，转陆路进入淮河与黄河流域；在南边，顺湘水可到达湘南腹地，并沿支流可进入丘陵山区。战国晚期，长江三峡江段已可通航，从而连通了长江上中游。为保证水上交通的顺畅，历代还对有关河道进行整治，如《晋书》卷34《杜预传》记载：“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杜预所开场口，在今湖北荆州与荆门市沙洋镇之间，联络汉水与长江，大致相当于拟议中修筑的沙市一沙洋运河(两沙运河)。杨口的开凿，大大缩短了襄阳与江陵之间的水道距离，有利于荆湘地区与中原的交通。所以虽然后来常常湮塞，但历朝都非常重视，不断疏浚重开。
荆楚地区与中原和岭南地区之间，因为有伏牛山、桐柏山和南岭山系阻隔，所以主要是陆路。荆楚北通中原，在近代铁路公路兴修之前，主要有三条通道：一是方城道。南阳盆地东北端方城县附近地势较为低平，从而形成一条隘道，来往于南阳与中原间一般都要通过这条隘道。此路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开拓成途，历秦汉六朝以迄于明清，在近代铁路与公路兴修之前，一直是南阳和中原间的重要通道，也是京师(洛阳、开封、北京)与湖广巴蜀云贵间往来的大道①。二是武关道。武关位于今陕西丹凤县城关镇在42公里、丹江北面支流武关河西岸，《史记·货殖列传》谓南阳西通武关，即指此。丹江源出于秦岭南坡，其源头与出于秦岭北坡的蓝桥河只有一梁之隔，从而提供了沟通秦岭南北交通的天然条件，自古以来就是联系关中平原与南阳盆地的通道。三是“义阳三关”道。南北朝时的义阳郡治平阳(在今河南信阳)，其境域在今河南信阳、桐柏、罗山与湖北广水、孝昌、大悟间。三关，即平靖关(在今广水市北境平靖关镇，“因山为障，不营濠隍，故以平靖为名”)、武阳关(即今武胜关，今京广铁路鄂豫两省交界处)、黄岘关(亦名九里关，百雁关，当在今大悟县北境三里镇以北、信阳县分水岭镇以南地带)，都是今鄂豫交界的重要关口②义阳三关在南北朝时最为著名③，南北双方在司、郢间的争夺常出入三关。此道从距离上看是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最为近捷的道路，但因系陆路，无水路之便，故只在军事上有其重要性，在铁路兴修之前，未能成为通途。
荆楚南通两广要越过南岭山系，五岭间的山间隘道遂成为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其中最重要的通道也有三条：一是由长沙南下，沿湘江、耒水及溱水(今北江及其上游支流武水)，越湟溪关(在今广东连江口附近)，沿北江直下广州。二是自湘江支流深水(今潇水)谷地上溯，跨过阳山关(今湘粤交界阳山县北骑田岭山口)，南下溱水至广州。三是自湘江谷地上溯，翻过越城岭，进入漓水河谷，顺流而下，南至桂林。这几条通道在秦代就已开辟，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还在漓水上源始安河与湘江上游的海洋河之间，开凿了一条沟通湘、漓二水的运河(唐以后又称为“灵渠”)。灵渠开通以后，从长江流域沿湘江南来的船只，通过灵渠，经漓江到大榕江转而向南入佳江，最后到梧州进入珠江，从而把长江与珠江联系起来，沟通了南北交通，使历代荆楚、中原与岭南地区的物资得到交流，也促进了荆楚与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彼此间的文化交流。
荆楚南部今湖南省和鄂东南地区东邻江西，中间隔着罗霄山脉，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向斜谷地成为湘、赣间的天然交通通道，其中主要有四条通道：一条是同江西吉安溯赣江支流禾水而上，越过低矮的山岭，进入湘江支流洣水河谷，就可到达茶陵、攸县。二是溯赣江支流沅水，越过九岭山与武功山之间的山隘，乘船顺湘江支流渌水而下，过萍乡、醴陵到达株州、湘潭。三是沿赣东北的修水越过幕阜山，进入汩罗江河谷。四是逆锦江而上，越过九岭山，进入浏阳河谷，可直达长沙。这四条通道都是利用赣江西面和湘江东面的支流河谷，中间只有一些低矮的分水岭，路途并不险峻，因此自古以来，湘赣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一直非常活跃，互相影响较大。
荆楚与云、贵之间的交通有一些水道可资利用。从湘北溯沅水而上，从常德到沅陵，过泸溪、辰溪、黔阳，进入沅水支流舞水，西行过沅州、晃州，可到达贵州省的镇远，继续西行，则进入云贵腹地。这条道路是湘北进入贵州的大道，向北延伸，渡过长江，与由南阳南下的荆州一襄阳大道相连接，成为联系中原与云贵交通干线的组成部分。
交通对于区域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它既是文化传播的必要条件，又可以促进其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积累提供保障。历史上，对荆楚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最深的交通路线，主要是联系中原与岭南的南北交通干线和联系吴越与巴蜀的东西交通干线(即长江航线)。在近代京广铁路未修通之前，贯穿荆楚南北、联结中原与岭南的交通大动脉的基本走向是自中原南下(或由北京经洛阳越方城缺口进入南阳，或由关中越秦岭经武关道进入南阳)，经南阳、襄阳、荆州(江陵)，渡过长江，或由常德溯沅水西入云贵，或经岳阳转长沙沿湘水及其支流越过南岭进入两广。这条交通路线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我国的都城都建在北方，或在长安、洛阳、开封，或在北京，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因此也是全国最大的文化传播源地。它与岭南、云贵间的交通干线是荆楚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大动脉，这一动脉所经的地方，其经济文化的传输最为方便，迅捷，也更能得风气之先，财货通，人才出，发展也就最为有利；反之，则气势郁结不畅，不免荒凉僻远。因此，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条路线所经的地区一直是荆楚较为发达的地区，沿途的一些城市如南阳、襄阳、江陵、常德、长沙等也都成为荆楚地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这种情况随着芦汉、粤汉铁路(即后来的京广铁路)的通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京广铁路修通后，很快取代由南阳南下的大道，成为贯穿南北的交通干线，荆楚地区的经济文化重心地带也因之东移到武汉—岳阳—长沙—衡阳一线，南阳、襄阳、江陵、常德的地位大幅度下降(直到焦枝、枝柳、汉丹、襄渝等铁路修通以后才有所好转)。
长江航线虽开辟甚早，但在长江流域全面开发之前，大约主要局限于一些短途运输；六朝以迄于唐宋，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渐得到全面开发，流域经济发展很快，其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迅速抬升，流域内部的交通遂日渐繁忙，长江航道逐渐成为联系长江下游吴越与上游巴蜀乃至西北陕甘、西南云贵间的交通大动脉，荆楚地区工江西岸地带也迅速发展起来，江汉一洞庭湖平原的崛起，武汉、岳阳、沙市、宜昌等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无不与长江航线有着密切的关系。长江沿岸乃成为荆楚地区的又一经济文化发达地带。除长江干线外，长江重要支流汉江、湘江、沅江也都是重要的水上通道，其沿岸地区也是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注解：
① 参阅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发展》，《史学月刊》1964年第10期；又见所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7页。
② 参阅《太平寰宇记》卷132卷《淮南道十》“信阳军”条；《读吏方舆纪要》卷46《河南一》河南重险“黾阨”条。
③ 旧说以春秋战国时楚之“城口”三隘——冥阨、大遂、直辕当南北朝时的义阳三关，实误。参阅石泉：《从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见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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