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各族人民创造了无愧于中华民族的贵州文化，然而，这种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现在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文化必然要受到巨大的冲击。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
种新形势下，贵州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历史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要求人们去思考，去分析，去抉择，发展21世纪的贵州新文化。
对于发展新文化，有人曾经提出“重新构建”的理论。其实，文化的发展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并不是按人的主观愿望去“构建”的，更不可能把原有的文化全都捣碎，在它的废墟上重新建起一种新的文化。在新形势的面前，我们用不着惊慌失措，用不着大惊小怪，要冷静回顾贵州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从中得到启示，得到信心和力量。文化总是处在不停的嬗变之中，停滞不前的文化只能是落伍的文化，被淘汰的文化，甚至是一种“死文化”。贵州文化绵延数千年而存在到现在，其间的变化是一目了然的。明代以前的贵州文化，主要是在贵州这块土壤上孕育和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化，它与当时的中原文化的确存在着种种差异，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可是，自明代开始，贵州文化与中原文化逐渐接轨，这两种文化并没有发生对立或对抗，虽然有过某些冲突，而融合始终是主要的，经过一段时期的交融，相互都找到了许多交汇点，在相同与相异之间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明代以来的贵州文化，的确出现了一个新的面貌，无论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史学、地学、哲学、宗教、教育乃至意识形态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鸦片战争以后，作为西方文化先驱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渐次传入贵州，各自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发展了自己的信徒，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外国列强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政治冲突是很激烈的，于是在贵州爆发了一系列的教案，以青岩教案、开阳教案和遵义教案最为突出。但经过一番周折以后，一切又恢复平静，贵州文化又接纳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仍然是“多元共生”，青岩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人们渐渐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了养分，引起反思，转而要求向西方学习，贵州人民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自戊戌以来，贵州文化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西学东渐”，开办新学，并蔚然成风，新的文化因素不断增长，新的思想不断传播，致使贵州在辛亥革命中走在前列。
辛亥以后，贵州文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兴办学校，兴办实业，开设报馆，向外求学，“科学、民主”的思想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这就是贵州在护国、护法中表现急进的根本原因。“五四”运动使贵州人民受到启迪，不少志士仁人到外地寻求真理，于是涌现了一批杰出的革命志士。红军在贵州的活动，使贵州人民受到了一次革命的洗礼。抗日战争时期，外地机关、学校、企业陆续迁入贵州，开创了“战时经济”和“战时文化”高涨的局面，给贵州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一切都说明，贵州文化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没有停滞不前，它没有因循守旧，它没有因此而消亡。
“多元一体”是贵州文化的特点，也是贵州文化的优点，这恰好是贵州文化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因。因为这种文化本身就是由“多元”组成，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对外来文化的排它性极小，有较强的融合能力，对各种文化都能兼收并蓄，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一元”。古老的濮人文化，后来被其他民族吸收了，濮人的后裔仡佬族也因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不同而有多种文化表现。百越文化、氐羌文化、苗瑶文化在贵州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它们与濮人的文化一起，构成了“多元”的基础。贵州是西南四大族系的交汇处，不同族系的民族从四面八方进入贵州，他们的文化，本来就与巴蜀文化、楚文化、滇文化、两粤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而贵州地处川、湖、滇、桂四省之间，历史上又分属邻省，或者说是邻省的一部分，所以这种“多元”是外向型的，有利于接纳各种外来文化。汉族源源不断进入贵州，这不仅使贵州文化增加新的“一元”，而且因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带来了不同的区域文化。明、清以来，汉族人口日益增多，散布面极广，与各个民族都有广泛接触，从多方面影响少数民族，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凝聚力和较强的融合能力。随着汉文化的传入，贵州文化对外的联系扩大，外地的先进生产技术传了进来，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都随之而来，“多元”的特征更加明显。在最近的一个半世纪中，中西文化的交融在贵州已造成一种趋势，从宗教开始，进而是教育、医学及其他科学文化，都早已被贵州文化吸收了，对贵州人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化冲突”的问题。当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外来文化的冲击力量要强劲得多，但比之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两种文化的反差已经大为缩小，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冲突，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
对待世界范围的各种思想、文化，首先应当敞开胸怀去面对它，接纳它，了解它，不能回避，更不能关门。当今的世界，进入了世界各国密切联系、广泛交流的时代，再也不容许“闭关锁国”，自我封闭只能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的结果必然是被时代淘汰，被世界抛弃。因此，贵州文化要求得到新的发展，惟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勇敢地接受新的挑战。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用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科学文化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不断丰富、充实和发展贵州文化，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外来文化也同中国文化一样，有精华也有糟粕，并不是一切都好，有些连外国人都认为是“病毒”的东西决不能当做文化吸收进来。例如：对吸毒、卖淫、凶杀、诲淫、诲盗等，完全“不设防”的做法是愚蠢的。先进文化传了进来，冲毁了传统文化中陈腐的、过时的、无用的东西，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必为打破的那些坛坛罐罐感到惋惜，该死去的就让它死去吧。只有吐故纳新，古老的贵州文化才能焕发青春，展现出新的面貌，抱残守缺绝对要枯萎、死亡的。当然也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文化的民族只能是衰落的民族，是没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民族，因此在泼出脏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澡盆中的婴儿一同泼出去，要善于发现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把它们保存下来，发扬光大。传统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羁绊，只要它对社会发展有利就应当继承发扬，亚洲“四小龙”不是也可以腾飞吗?日本的传统文化保存得比中国还好，但它仍然可以走向富强。
贵州文化的振兴，关键在于教育，通过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提高现代化水平，缩小与先进地区、先进国家的差距。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是发展贵州文化的根本，是它的生命线。明代以前，贵州很少有学校教育，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又不通汉语汉文，接受不了新的知识，经济、文化长期滞后，人才不显于世。自明以降，学校渐兴，人才渐出，经济、文化有了显著进步，贵州文化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于教育的推广，人们的智力得到开发，能够接受各种新的思想，因而到了近代，人才辈出。从洋务到变法，从戊戌到辛亥，从辛亥到“五四”，从“护国”、“护法”到北伐，从南昌起义到红军长征，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贵州都一再崭露头角，对中国社会等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贵州经济目前处于后进地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教育不发达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开发处于低级阶段，高精尖技术在贵州得不到充分利用而被束之高阁，“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至今并未绝迹，许多工业仍处在粗加工阶段，乡镇企业只能在简单劳动的基础上重复，大量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是贵州文化的重大缺陷。当务之急，在于发展教育，培养引进人才，舍此别无他路。
贵州文化的开发利用、有广阔的前景。贵州潜在的优势在于矿产，这是其他地方无法培养引进的，也是现代社会亟待开发的，而在这方面，贵州自古就有丰富的经验，有优良的传统，只要善于引进和吸收新的技术，文化的长处就可能转化为经济的优势。贵州山地多而平地少，自古就有开垦梯田、利用天然水源的经验，应当发挥贵州文化中的这一特长，走精耕细作的路，告别原始粗放的“刀耕火种”农业。贵州植树造林有优良传统，而宜林地又有巨大潜力，倘能发扬贵州文化的这一优点，何愁贵州山不青、水不绿、民不富?贵州素为酒乡，茅台酒誉满全球，这是贵州文化中的一笔重要财富。蜡染、刺绣、挑花、织锦、服饰都是丰富的“文化宝藏”，若能认真加以研究、改进，与时代接轨，前途是无限光明的。迪斯科、卡拉OK当然要有，但文化生活是宽广的，民族歌舞经过提炼以后更能为人们喜见乐闻。事实上文艺只有让百花齐放，才能打扮出一个美好的春天，单一的模式只能使艺术枯竭。如果把贵州景致天成的风光，与浓郁的民族风情及多种多样的风物结合起来，那将会使风光更美，风情更浓，风物更盛，贵州文化也就会更加引人注目。贵州是史前文化的博物馆，也是民族博物馆和民俗博物馆，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研究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研究贵州文化的贡献，而不应把贵州当成古董供洋人猎奇。王阳明生于浙江余姚，成道于贵州龙场，龙场悟道，贵阳传道，王学从此走遍天下。这难道不应当引以为自豪?一个小小的沙滩，在清代能哺育出许多栋梁之材，为什么不推而广之，让那些僻静的山乡都变成和沙滩一样?贵州人走出了贵州，便可以扬名四海，为何不能在贵州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许多问题都值得人们深思，都值得认真去研究，使我们从中受到启迪，受到教益。
贵州文化的新生是美好的，贵州文化的前程是无限的，我们呼唤贵州文化的更新，我们躬身贵州文化的耕耘，贵州文化的奇葩将绽开在祖国文化的百花园中!
网页编辑:高娃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