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各章，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介绍了贵州文化，把它们结合而为一个整体，大体可以看出贵州文化风貌。但这仅仅是一幅鸟瞰图，勾勒出贵州文化的轮廓，述说了贵州文化形成的原因、发展脉络和外在形态，并展示出贵州文化的区域性特征。至于更深入一步的研究，每个方面都可以独立成为一部专著，
虽然有些方面已做出了一定成绩，但大多数至今还处在拓荒阶段，还有许多处女地有待开垦。分述之后，现在回过头来，思考一下贵州文化的意义，我们可从悠久性、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性四个方面给它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
过去，人们对贵州文化很少重视，总是被“峦烟瘴雨”、“不毛之地”、“文化沙漠”之类陈旧不堪的观念所蒙蔽，看不见它的真实面目，不承认它的悠久性。其实，这是由于人们对它的不了解或不甚了解造成的一种错觉，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也许是一种传统的偏见，人们总喜欢把“文化”的视野局限于中原，以它为标杆来衡量文化的有无和高低，而却忽视了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更忽略了人类的“史前文化”。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有了人，便开始有了文化，而云贵高原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继云南的“森林古猿”、“禄丰古猿”和属于早期直立人的“元谋人”之后，在贵州有晚期直立人——“桐梓人”，有早期智人——“水城人”和“大洞人”，还有属于晚期智人的“兴义人”、“穿洞人”、“马鞍山人”、“安龙观音洞人”、“六枝桃花洞人”、“普定白岩脚洞人”、“安龙福洞人”和“长顺青龙人”等等，仅此一点，就足见贵州文化的悠久性并不亚于中原。毫不夸张地讲，贵州文化的起始，几乎与中原同步，而且在“史前时期”，曾经放射出奇光异采。黔西的“观音洞文化”，不仅是南方旧石器文化早期的代表，而且与北京的“周口店文化”和陕西的“西侯度文化”鼎足而立，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三个文化类型之一。别的姑且不论，贵州旧石器时代创造的“锐棱砸击法”和骨角器，独领风骚数万年。大约在战国至秦汉，住在贵州的濮人已是“耕田、有邑聚”了。“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的夜郎国独步西南，故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不惟如此，糝江是最早勾通巴蜀与两粤的一大孔道，最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也从夜郎经滇而达身毒(今印度)。我们不要误认为贵州的行政建置较晚，事实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贵州的一部分便已纳入了黔中郡，汉初改为武陵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即建立?糝郡。又拿建省而言，元代建立腹里和十一行中书省，明代设立十三布政使司，贵州便列为十三布政使司之一。不用说，在贵州这块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有少数民族文化、铜鼓文化和“干栏”式建筑，濮人炼丹砂久负盛名。汉文化的传入也并不算晚，战国墓中即见有中原器物，汉墓群遍及贵州西部及北部边缘，只不过因后来中原战乱而呈减弱态势，但唐、宋后汉文化又渐渐扩大传播，至明、清而迅速发展。
贵州文化的丰富性是有目共睹的，它涵盖的内容很广。从空间上看，它包容了多种文化因素，中原有的在这里大多可以见到，中原没有的在这里也有不少，它仿佛是一个文化的百宝箱。从时间上考察，这里既有丰富的“史前文化”，又有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积淀，在其他地区已经消失了的文化现象，在贵州还可以找到其踪迹，有的还保存得相当完整，犹如一个历史文化的长廊。别的姑且不讲，就先拿头饰、服饰来说吧，贵州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天然博物馆，仅苗族的头饰、服饰就达一百多种，其他民族的头饰、服饰也是多种多样，清代的《百苗图》，所描绘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何止百种!穿在身上的艺术品相当丰富，仅织锦就有侗锦、苗锦、布依锦、土家锦数种，还有彝族的披毡和大花苗的披肩，古朴、典雅的蜡染与绚丽多彩的桃花、刺绣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服饰文化的画卷，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建筑也是人们一眼就看得见的，这里有独具南方民族特色的“干栏”式建筑，有适应山区特点建造起来的“吊脚楼”，有喀斯特地区特有的“石板房”，有被誉为“民族建筑瑰宝”的鼓楼和风雨桥，而中原式的、江南式的建筑在这里一应俱全。贵州的桥简直可以构成一部桥梁建筑史，从独木桥到木板桥、木梁桥，从跳蹬到石梁桥、石拱桥；从“寻撞之桥”的溜索到竹索桥、藤索桥、铁索桥，从古老的桥到现代化的各式桥梁，应有尽有，这在其他地方恐怕也是很难见到的。贵州是著名的酒乡，酒文化源远流长，唐代已是“以牛酒为聘”，以后出现了“苗酒”、“女儿酒”、“咂酒”，近代产生了誉满全球的茅台酒。贵州又是歌舞之乡，民族歌舞丰富多彩，以“一笙三鼓”(即芦笙、木鼓、皮鼓、铜鼓)为特征的苗族舞蹈，以侗族民歌为特征的侗族歌舞，还有优美动听的布依族、水族音乐，以及各具特色的彝族、土家族、仡佬族歌舞，千姿百态，汇集而成民族歌舞的海洋。就连墓葬文化也丰富多彩，有极原始的树葬，有古老的岩洞葬、悬棺葬，有岩墓、石板墓、石棺墓、石室墓、瓮棺葬、洞室葬、土坑墓、火葬墓等多种形式，还有国内乃至世界罕见的铜釜或铁釜“套头葬”，有的简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里列举的仅是贵州文化的几个方面，实际上存在的贵州文化要比上述的领域要宽广得多，丰富得多。
贵州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而存在，有着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贵州虽然地处川、湘、滇、桂之间，但它的文化类型，既有和巴蜀文化、楚文化、滇文化、粤文化的不同之处，又兼容了这四种文化的因素的特点，而它的文化底层又是少数民族文化，事实上与上述几种文化都有所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地理环境上突出了山地文化的特征，在社会环境上突出了多民族的特征。例如：在贵州高原上，岩溶地貌特别发育，因而形成了一种被称为“石头载体的文化”，路是石头铺的，桥是石头建的，有石头城、石板房、石碑坊、石磨盘、石臼杵，也有如上所述的各种与岩石有关的墓葬。更有特色的是，有原始古朴的崖画，有“千古之谜”的红岩碑，有在悬崖峭壁上的摩崖石刻，有精湛的宋墓石雕，有像安顺文庙那样巧夺天工的石雕龙柱，有在国内为数最多的彝文碑刻。这种种的文化现象，在其他地区未必都能见到，就是有也未必这么典型。再拿制度文化来讲，在内地，长期推行整齐划一的郡县制度；在边疆，东北实行过“猛安谋克制”和“八旗制”，内蒙古实行过“盟旗制度”，新疆实行过“伯克制度”，西藏长期为“政教合一”。而贵州则有所不同，既不全同于“流”，也不全同于“土”，从秦、汉至明、清都实行“土流并治”。这种“双轨制”运行，既适合民族地区的特点，又体现了中央王朝权力的渗透。既有别于“内”，也有别于“边”。这种格局在西南地区倒不是贵州独有，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是相当独特的。譬如：瑶老制与石碑制，鼓社制与议榔制，峒款制度、亭目制度、则溪制度之类，还有若干稀奇古怪的社会组织或行政单位，如：“马头”、“营”、“聕”、“枝”等等。从表面上看，各民族似乎都采用了《百家姓》的姓氏，其实不然，苗族还有他们自己的“苗姓”，侗族的所谓“姓”实际是通婚集团的名称，彝族有严密的“家支”制度。人名的命名，还有些民族保留“父子连名”制，但彝族采取的是“顺推正连法”，即从父名连到子名，而苗族采取“逆推反连法”，从子名反连到父名。贵州民族体育的地方特色也是很浓的，斗牛在许多民族中都很盛行，苗族龙舟竞赛的方式和子母舟也很有特点，抢花炮、打篾鸡蛋、打花笼、丢花包等竞技活动别具一格
。苗拳也不同一般，上刀架、过火海、舞狮子等特技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