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清廷取消“禁教”令之后，基督教也要求与天主教享受同等待遇，于是，专门向海外传教的基督教各差会便纷纷涌入中国。最初只在各通商口岸传教，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规定“中国政府准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由旅行”，从此，传教士们便四处活动，深入内地
和边疆传教。基督教传入贵州就从这一时期开始，最先进入的是“内地会”，接着是“循道公会”。
“内地会”的全称为“中华内地会”，它是英、美基督教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差会组织，总会设在英国伦敦，在美国、澳大利亚都有分会，以后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管理内地会在华传教事务。内地会主张信仰《圣经》全都是上帝的启示，要求在华传教考验其信仰，传播“纯正福音”，因此宣称：“本会向为联合宗派之组织”、“其建设及发展本会本国通行基督教会之任何项正宗教制均可”、“各区差会均可以自由采用方法以维持一切事务及管理宣教师与其工作或教会产业”。光绪三年(1877年)，英国传教士祝名扬受内地会差使，由湖南进入贵州开辟传教点，首先在贵阳车家巷建立“福音堂”，这是基督教在贵州境内建立的第一座教堂。在此以后，文藻、潘博年、党居仁等先后在贵州传教，活动范围扩展至安顺、兴义、遵义、独山、镇远、凯里的螃蟹及赫章的葛布，并在贵阳波者庵(今毓秀路)成立“中华内地会贵州办事处”，负责全省内地会系统教会事宜。内地会以贵阳福音堂为总堂，其下有安顺、葛布、结构、独山、镇远等区域性总堂，以下是各支堂及传教点，通过办事处对各基层组织进行控制。内地会是贵州基督教传教时间最长、范围最广、信徒最多的一个差会，设有中国籍传道人员的组织“证道团”，在宗教思想上标榜“属灵”，注重个人神秘传教经验，故有唱灵歌、跳灵舞、说方言、见异象、禁食灵修、祈祷治病、升天等“灵恩活动”。
“循道公会”是以英国人约翰·卫斯理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的统称，原为“圣公会”的一派，1884年始独立为宗派。它认为单纯的传教不足以应付新的社会问题，应当深入下层，宣扬“能取得内心的欢乐平安即是幸福”，要求信徒虔诚地读《圣经》，严格宗教生活，注重社会和伦理问题，并严密教会组织，在精选信徒的基础上实行互相监督，造就循规蹈矩行事的人。“循道公会”于咸丰元年(1851年)传入中国，光绪九年(1883年)传入云南昭通，在光绪三十年(1903年)传入贵州威宁石门坎。最先进入石门坎的是英国传教士柏格里，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了深入苗族地区传教，“着苗装，说苗话，穿草鞋，系草带”，并依靠苗族布道员杨雅各、张约翰等进行传教，在石门坎建立教堂，办学校、开医院、造苗文，很快打开局面，当时有“小香港”之称，并被标榜为“苗族最高文化区”。以后，循道公会的传教范围逐渐扩大，增设许多教堂、学校和医院，并越出苗族居住区域，进入四方井、长海子等彝族地区。
基督教传入贵州的时间较晚，在此之前，天主教早已在贵州有较广泛的传播，人们对“洋教”并不陌生，而且在“反洋教”风潮过去之后，清政府采取了“保教”政策，传教比较自由。为了不致与天主教发生冲突，基督教把传教的重点放在少数民族地区，循道公会主要是在威宁的苗族和彝族地区，内地会在城市站稳脚跟后便伸入郎岱的懒龙桥、赫章的葛布、普定的等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这些地方传教有3个有利条件：一是社会矛盾突出，阶级压迫深重，人们希望在精神上得到解脱，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二是在这些地方原先没有人为宗教，佛教、道教的影响极小，天主教也未曾进入这些偏僻山区；三是少数民族中原先有严密的家族组织，只要争取糧[1]。
注解：
[1]《贵州省志·宗教志》初稿及《贵阳市志·宗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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