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元代传入贵阳，明代将元建崇真观改名大道观，内有石坊一座，坊上有“大罗真境”4字，字迹苍劲，为郡人杨龙友之父杨师孔所题。据王训《大道观记》所述，正统十年(1445年)，英宗命道录司召集名道士编纂《正统道藏》5
305卷，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颁布天下，朝廷所赐《道藏》即
藏于大道观中。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陇富、宣慰同知宋昂皆崇尚道教，访举云游道人戴雪隐住持大道观，并上疏请立道纪司，以雪隐为贵州道纪司都纪，自雪隐主持以来，历30年，时值安陇富之孙安贵荣与宋昂之子宋然袭职，都很热心大道观的修建，雪隐得以施展其能，致使大道观“常住有田，闻教有器，讲馔有席，居寝有所，以至台榭花木，园林疏果，无不有焉”，从而在全省道教中居于领袖地位，省城有庆典、祈求之事，皆委之于大道观。自道纪司建立后，正一道得以大力推行，从事“雷法”者不乏其人，如贵阳人刘胆德即有所谓“呼风唤雨，役使鬼神”的声名。天顺初，宣慰同知宋然，又在其亲辖地洪边地方建崇圣观。此时，贵阳附近崇道之风日盛，如定番州建赵武观和东岳观，贵阳雪涯洞建玉皇殿，又在东门外栖霞山上辟仙人洞。
有明一代，卫所普遍建立宫观。例如：清平卫有玄真观；平越卫有高真观；新添卫有具武观；龙里卫有紫虚观；都匀卫有三清观；平坝卫有玄真观；普定卫有崇真观；安庄卫有紫霄观、高真观、玄天观、玄真观；安南卫有玄灵观、南真观；普安卫有太清殿、通明阁、玉真观；毕节卫有崇真观；乌撒卫有真武观、龙泉观；赤水卫有高真观；永宁卫有文昌宫，如此等等。道教之所以在卫所盛行，除了交通方便这一有利条件而外，最重要的是卫所官兵及其家属大都来自中原、江南和邻省，因为道教在这些地方长期流传，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卫所官兵中早就有不少信徒，移入贵州以后，为了稳定人心，顺应民情，各卫长官都很重视，以致纷纷建立道观。由于贵州的卫所均设在驿道上，由是形成了一条以卫所为通道的道教传播线，横贯东西，纵穿南北，把道教的影响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
道教在贵州兴起，是有多种原因的。政治因素肯定是重要的，皇帝和朝廷认可使之完全合法化，设置道教管理机构、颁发《道藏》、发给度牒、修建宫观都是合法化的体现，在贵州，不但流官重视，土官也很重视，卫所军官也积极推动。祠祀的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著令天下府、州、县、卫祭祀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城隍，有司必须每年按时祭其所在地的坛社庙宇，各地皆设社稷坛、风雨坛、山川坛、先农坛、厉坛和城隍庙，祭祀时都要请道士做法事，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道教与民俗信仰紧密结合，能将民间信仰的各种神癨都纳入体系，包容各种巫术和方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不但能在汉族人民中流传，而且也易于为少数民族所接受。然而，道教与佛教相比，教义不如佛教深邃，组织不如佛教严密，因而其发展有逊于佛教，但在“三教归一”的形势下，道教也找到了它新的生长点，利用佛教的传播而扩大道教的影响，譬如在有佛寺的地方建立道观，在佛寺中塑造神仙的偶像，甚至可以鱼目混珠，使人弄不清它是佛是道。就拿观音阁来说吧，虽然祀奉的是佛教的“观音”，而“观阁”却是道教的名称。又如贵阳的南
山寺，名称似佛教，而供的却是关圣、南岳之神，当然也有佛殿。
因为道教是汉族地区广泛信仰的宗教，民间性又强，而且龙虎山正一道张天师家与明王朝有亲密关系，所以，清朝建立以后，虽然也想利用道教作为培养“顺民”的工具，但总是存有戒心，这在顺治皇帝所下诏谕中就表达了这个意思，《补汉天师世家》云：“谕曰：国家续天立极，光昭典礼，清静之教，亦所不废。尔张道陵，博通五经，覃精玄教。治民疾病，俾不惑神怪。子孙嗣教，代有崇封。兹特命尔袭职掌理道篆，统率族属。务使异端方术，不得惑乱愚民。今朝纲整肃，百度惟贞，尔其申饬教规，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属贤愚不同，悉听纠察，此外不得干预。”雍正皇帝更加高明，他因势利导，顺应“三教合一”的趋势而减弱宗教间的差别，他在上谕中强调：“外略形迹之异，内证理性之同”，使之“同归于善”，成为“劝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乾隆年间，宣布喇嘛教中的黄教为国教，而将道教视为“汉人宗教”，一再加以压抑。到了晚清，新的社会思潮兴起，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基督教传入，加之道教在教义上毫无发展，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日渐趋于衰落[1]。
综观明、清两代道教的发展，有三点是不容忽视的：第一，道教与祠祀结合，不断扩展外延；第二，道教与民俗结合，造成道巫交融；第三，在“三教合一”的总趋势下，演化出一些民间宗教。从总体上看，道教在明、清已处于衰败，教义上没有新的进展，也没有出现新的教派，全真道和正一道时兴时衰，清代虽未废止但也不受到重视，加之新思潮的冲击，正统的道教已有“江河日下”之势。然而，正是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道教并没有消亡，而以多种形式维持着它的生命，在民间拥有更多的信徒。
如前所说，道教以民俗信仰为基础，提倡多神信仰，因而有极大的包容性，能将各个时期各个方面出现的崇拜对象纳入神癨系统，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道教供奉的神，并不只限于“三清”、“三天君”和“五老君”，还包括玉皇大帝、上宫天皇上帝、紫微北极大地、后土皇癨及斗姆、三官、真武、文昌、祖师、太乙、东岳、寿星、真人、神仙等等。明代以降，道教更加世俗化了，不但功曹、城隍、土地纳入神系，而且把和人们实际利益相关的信仰都网罗进来。例如：门神、灶君、财神、龙王、马王、牛王、药王、川祖、妈祖……都当做神癨。于是，宫观庙殿五花八门，如祖师庙、灵官庙、五显庙、东岳庙、财神庙、龙王庙、马王庙、牛王庙、川祖庙、二郎庙、炎帝宫、玉皇阁、文昌阁、奎星阁、斗姆阁、三官殿纷纷建立起来。明、清两代兴起祠祀，又加入若干历史人物、名宦、乡贤及各行各业的始祖。贵阳是贵州道教的一个缩影，明、清两代城内外共建宫观161座，其中，文昌阁34座，关帝庙25座，五显庙15座，真武祖师庙14座，玉皇阁9座，财神庙9座，此外有药王宫、马王庙、川祖庙、轩辕宫、万寿宫、龙王庙、城隍庙等等。文昌阁、魁星阁之类宫观较多，主要是激励人们谋取功名。关帝庙、城隍庙、五显庙的建立，大抵与屯军和战争有关。有些宫观的建立，与行会、会馆颇有联系，如行医卖药的多祀奉药王，纺织业多奉轩辕，养马、赶马的多奉马王；江西人多建万寿宫。为了政治的需要又建起若干宫观庙宇，如建黑神庙供奉南霁云，建飞山庙供奉杨再恩，建汪公庙、晏公庙、申皊祠、陈公祠等，目的在于鼓励人们忠于朝廷。
道巫混杂又是一大特点。贵州自然宗教很盛，当它与道教碰撞之后，很自然地找到了相容之点，于是互相渗透交融。比方说，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在道教中早已升华、概括，并把它们偶像化、人格化了，如三元宫、三官殿敬奉的就是天、地、水，八腊庙敬奉有关农事的8种神，燧皇宫祭火神，龙王庙祭水神，天驷宫祭马王，雷祖庙、风伯庙、雹神庙分别祭风云雷电。
道教的方术与巫术也是一脉相通的。道教的祈禳、禁咒、符篆、斋醮都直接承袭了古代的巫术活动。在交融过程中，道教沾染了强烈的巫风色彩，而自然宗教也借用了道家的法事。阳戏就是道巫交融的产儿，《遵义府志·风俗》说：“歌、舞、祀三圣曰阳戏。三圣：川主、土主、药王也，近或增文昌，曰四圣。每灾病，力能祷者，则书愿帖祝于神，许酬阳戏。既许后验否酬之，或数月，或数年，预洁羊、豕、酒、择吉招巫优，既于家歌舞娱神。”起源于傩祭的傩堂戏，有浓厚的道教气息，“三元合会”就是明显的例子。“开坛”首先就祭奠“三清”。道士深入民间，从事开路、跳神、还愿、打保福、庆坛等活动。明清以来，许多少数民族的宗教与习俗中，都渗入了不少道教成分。
道教在流传过程中，往往衍生出一些属于秘密结社的民间宗教。例如贵州咸(丰)同(治)年间出现的“灯花教”。《平黔纪略》说：“黔贼名目最多，以苗教为两大宗。”这里所说的教就是灯花教，或称斋教，因旗帜和头巾的颜色不同分为红号、白号、黄号、青号，他们“假神佛，托乩符，拜灯、圆光，颂经、食素”，借以发动、组织群众，成为一种秘密组织，在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注解：
[1]《贵阳市志·宗教志》。
网页编辑:高娃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