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是著名的“山国”，山区经济与其他地区有明显不同，因而在生产技术上独具特点。明、清时期，外地来贵州的人，见到这些与内地不同的生产技术，感到新奇，于是记录下来，写入书中。如郭子章的《黔记》和《黔小志》、王世性的《黔记》、田雯的《黔书》、张澍的《续黔书》、李宗窻的《黔记》、吴
振蒶的《黔语》等均有记述。鉴于有些事情在其他章节已有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有选择地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生产技术，以见一斑。
南宋时在北方用兵，急需用马，而北方马道断绝，于是遂开南方马市，在四川购买“川马”，在广西购买“广马”，贵州的马便在这一时期进入“川马”和“广马”市场，为世人所知。“广马”非广西所产，周去非《岭外代答》说：“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道、罗殿、毗那、罗孔、谢蕃、滕蕃等，每岁冬以马叩边。”
这里所说的“产马之国”，除大理和特磨道而外，其余自杞、罗殿、毗那、罗孔、谢蕃、滕蕃等，大抵均在贵州，说明贵州盛产名马。正是这个原因，元代在亦溪不薛(今黔西北)设牧马场，是全国14个大牧马场之一。明代贵州宣慰司所属养龙坑地方，马质特别优良，号称“龙驹”，养龙坑之名即由此而得。为此，明代大学士宋濂还专门写了一篇《龙马赞》，称道其马“精彩明晃，振髯一鸣，万马为之辟，易鞯勒不可近，近辄作人立而吼，上谓天地生此英物必有神”。
贵州的马主要产于黔西北彝族地区，以“水西马”和“乌蒙马”最为驰名。历史上的“水西”，即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之地，这里所产的马，“状甚美，前视鸡鸣，后
犬蹲，膈阔膊厚，腰平背圆”，而且“体卑而力劲，质小而德全”，“登山?岭，逐电?云”，“龙髭凫臆，肉角兰筋”，最适宜山区行走。黔西北威宁、赫章一带属乌蒙山区，这里的马，体貌虽不如水西，而“神骏过之”，其马“首如碓，蹄如盂，齿皆黄区，耳则桃记”。这种马在平地行走“反不善走”，而“志在千里，隐然有不受羁勒之意”，其上者可值数百金，彝人“爱之不肯鬻，亦不频骑”，惟作祭祀之用。
关于彝区的养马方法，《黔书》下卷记述颇详，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这些马，“食
之根，饮甘泉之水”，“秣之以苦荞焉，啖之以姜盐焉，遇暑渴又饮之以
焉”，饲养非常讲究。驯马之法奇特：驹始生，使母子朝夕相处，感情深厚。驹生三月，即将其母系于层岩之颠，驹放之岩下，使之饥饿，驹恋母乳不可得，倏然纵起，“奋迅腾踔而直上，不知其为峻矣”。然后又将母马系于千仞之下，而放驹于山上，母呼子应，“顾盼徘徊而不能自禁，于是奔驰而下，“亦不知其为险”。如此反复数次，炼其胆，猛其才，肆其气，全其神，而后任其驰骤、盘旋，翻山越岭，使之“陟太行若培
，履羊肠若庄逵”，具有“轶伦超群”的品格。用这种方法饲养和训练出来的马，“志倜傥而精权奇”，“不可谓非良矣”。
黔东南素称“林海”，盛产杉木，是谓“杉木之乡”，故有“黎平富于木”之说。这里种植杉木的方法，《黔语·黎平木》中记载颇详，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在种树之前的一二年，必先种麦，借以疏松土壤，并植杉于土中。杉树历数寒暑而有籽，以叶仰者为良种，“撷而蓄之”。到了春天，以粪土覆盖苗，然后播种，并以枝叶遮盖，“固其气不使速达”。杉秧长至尺余然后移秧，皆成行列，施以肥壤，使之茂壮。又剪刈枝叶，贵在直立成长。于是“结根竦本，垂条婵媛，宗生高冈，族茂幽阜，不二十年而
蓑蓑，蔚若邓林矣”。侗族人民善植杉木，而且有一种良好的风俗，子女出生时即种杉树若干，18年后，杉树成材，儿女亦到了成婚之年，便伐木建房或制作家具，称为“十八年杉”。后来又作改进，以杉秧和粮食、豆类间种，薅秧、追肥时一并抚育幼林，由于土壤疏松、肥料充足，不惟庄稼茂盛，而且杉木生长迅速，经过8年时间，便可长成高11米、直径18厘米以上的杉树，称为“八年杉”。
贵州原无蚕桑之利，《华阳国志·南中志》有云：“畲山为田，无蚕桑。”清代乾隆年间，山东历城人陈玉任遵义知府，因见当地槲树遍地而无所用，于是乃派人回山东购买蚕种，运至湖南辰州而茧大出，蚕皆死去。他并不灰心，次年又派人前往山东购山蚕种(柞蚕)，并知会沿途州县不论白天黑夜皆开城门放行，长途跋涉将蚕种运回遵义，在城郊饲养，然当地民众不知使蚕避日，大都死去。又于乾隆六年再派人去，请来蚕师、织师，教民以放养、缫织之法。自此以后，遵义府各属山蚕大盛，“民争趋若取异宝”，“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阴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蚕之善否?而土著?贩走都会，十十五五，骈陛而立眙。遵绸之名，竟与吴绫、蜀绵争价中州，远徼界绝不邻之区。秦晋之商，闽粤之贾，又时以茧成来鬻，捆载而去，与桑丝相搀杂为绉纨缚之属”。
乾隆十三年，正安州吏目自浙江引进桑蚕，教民饲养，三食五眠而累累成茧，茧质较大于江浙，惟经烟重而色黄，质地不如中州之产，而价格昂于山丝。数年之后，正安一带，“遍张机杼，渐成花样，售丝售绸，远通商贾”。柞蚕种桑蚕的引进，使遵义富庶起来，故有“遵义富于丝”之说。
贵州山地多而平地少，田依山高下层级开垦如梯，故曰“梯田”。梯田由来久矣，《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的“畲山为田”，明代《徐霞客游记》中所记“环塍为田”、“盘错为田”、“盘旋为田”、“坠壑下盘”，大抵指的都是梯田，这是适应山区特点的一大创造。
与之相关的水利灌溉，在贵州亦颇具特色，因地制宜而创堰法、塘法、坝法及水车之法。平地之田可做渠引水灌溉，但久旱水枯则等于无渠，于是做堰横截中流，较平田稍低数寸，“水大则直过其上，水小则停蓄不泄”，适合于山区雨季型河流的特点，能常蓄涧流以资灌溉。山谷间开垦的梯田，不耐旱，惟作塘以为补救，其法是：先度地势，于田头之上，当众流所归处扩宽开挖为塘，塘形多上高下低，下以塘土筑横堤，堤脚置木桥以防崩卸，中留水窦以备启放，此谓“头塘”；至田之中段有旁山归溜处，如前法做“腰塘”，次第启放；间有开塘得泉，因泉开塘者，大都借山泽雨水为蓄，塘中蓄水草、菱荷、鱼虾之类。堤上植柳最便，枝叶可荫塘水，盘根可固堤脚。水窦用新伐之松树存皮剖为两半，空其中如竹之内节，压堤下，头入塘内，尾在堤外，凿头上半空处方寸作水眼，以木削尖塞之，启放时抽去木塞，水从眼流出。拦河筑坝，坝旁留港，若河水平缓，则在离下坝十余丈以上更筑一堤，仍于坝头接作曲坝直连下坝，使众水由一港奔流，逼成急势，于近岸处安装水车或水碾。贵州常用的水车是筒车，即流水筒轮，其轮就轴作毂，轴的两端搁置在桩柱的山口内，轮轴之间除受水板外，又做木圈缚绕轮上，将竹筒或木筒系于轮的一周，水激轮转，众筒兜水，次第倾于岸上的水槽之中，适用于田高水低的地理环境，此即所谓“驾车引水”。又有水碾，筑于港中，以激流冲动水轮，使连在水轮轴上的石碾转动，可以碾米。
居住山区的人民，狩猎既是一种重要的防身手段，同时又是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因而特别善制弓弩。在旧石器晚期的平坝飞虎山遗址中，已出现了石镞，说明那时已经使用弓箭。民间通常使用的是竹弓，以董竹弯制而成，一如角弓，但射程不远。又有“硬木为弓”者，以藤为弦，用机栝发箭，称为“窝弓”，亦称“蛮弩”。更有一种“瑶人弩”，亦称“编架弩”。《岭外代答》载：“凡蛮瑶之弩，状如中都之筞笪弩，盖不能弯弓，而皆能踏弩也。以燕脂木为之，长六尺余，厚二寸，博四寸许。……不划箭槽，编架其箭于栝，故名编架弩。”
所用的箭，一般为竹箭，其上有铁箭镞，更奇者是箭上浸有毒物，“苟中血缕必死”，谓之“见血封喉”。《黔书·药弩》说：“黔之诸苗皆用弩，而其矢必傅药。治药者为补笼之仲家，谓之补笼药。采杂毒物，碎而煎之以为膏，鸡犬、妇女及白衣生人皆不得见。凡七日比成，以药名‘鞬’者合之，涂其矢，插步叉中，悬于火侧，时时温养之，使勿败，然后可以伤人。中者与拔矢者皆立死。”
贵州是名副其实的“汞省”，汞矿资源丰富，矿床遍及全省，尤以黔东北最为富集。汞矿的开采，是贵州矿业中最古老的行业，至迟在汉代即已闻名于世。宋代《溪蛮丛笑》中有“仡佬以火攻取，名辰砂。水银出于朱砂，因火而就”的记载。古人对矿砂的分辨颇细，有箭镞、个子、斧劈、镜面、肺砂、绿豆、药砂等名目。矿坑有4种，“掘地而下曰井，平行而入曰
，直而高者曰天平，坠而斜者曰牛吸水。”使用的工具，有土畚、锸、锤、斫、斧、
等。开采方法是：“焚膏而入，蛇行匍匐，夜以继旦，遇石则斧之，过坚则煤之，必达而止。”选矿之法，“投诸水，淘之汰之，摇以床，漂其箕，既净，囊而漉之，不即干，以口吹之。”提炼水银用灶和釜，《黔书·紏臺》载：“灶有大小，釜亦如之。大者容砂二十升，离而为十层次入之，间以稃?，布陈汞灰于其上，治以杓，中凹而围凸。复以釜，差杀之，揉盐泥而涂其唇，筑之乃煅之，凡一昼夜而汞成。滴滴悬珠，蟦漾璀璨，皆升于复釜之腹。小者以煎砂石相错之，岩子既实之，掩以筠笼。笼如筛，涂以泥豆，其孔以疏气者四，孔则周遭槽之，穴其上复以小甓，亦盐泥固之而后煅注，芗可成汞登于甓，溢则注于孔之槽。俟其性定，挹而注诸豕脬，裹而缚之，乃可行运。”古人对汞中毒非常重视，特别提到：“启釜甓者，必含粉或汁乃可逊，不则，触其气而齿坠”。
贵州铅锌开采的记载始于唐、宋，清代上供京局铸币，于是大盛，年产2000万斤，是清代重要的产铅区之一。铅矿之穴，深可二三丈，更深者五六丈。开采时，“
其
勘其
，捶其堑，而后影见”。入坑后，或抑或俯，或首与膝并如伛偻。若坑土崩塌，用坑木支撑。洞中不见光明，以松明照之。铅矿状如石，用“连机之碓”舂之，用水淘洗，“炙之栗林之炭，之洪治之炉”。铅亦有毒，“凡蛊毒中之人，浸之磨之，取其汁而饮之，功与飤荷叶等”。
具有山区特点的生产技术还有许多，如：养殖白蜡虫、苗刀的铸造、蜡染之法、酿造技术以及用羊桃藤作建筑粘合剂等，因有关章节已有叙述，这里就不赘言了[1]。
注解：
[1]史继忠：《贵州古代科技发展概略》(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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