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古代多“瘴疠”，一旦瘟疫流行，人民深受其苦，特别是黔南炎热地区，常有“瘴气”，(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说：“(都匀府)地多岚瘴，春深草木畅茂及秋禾扬花之时，岚瘴交作，俗呼为青草米花瘴，触之即死。”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断与疾病作斗争，从而产生了民族医药。
在医药不发达的情况下，人皆以为疾病是鬼神作祟所致，于是求救于巫术。《大明一统志》载，贵州宣慰司“疾病不识医药”；思州府“有病不用医药，惟事鸡卜瓦挂以占吉凶”；思南府“信巫摒医，专事祭鬼”；石阡府“病专祭鬼”。(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龙家“疾病不服药，惟祭鬼而已，卜用茅或铜鼓、鸡骨”；黎平府“病不服药，惟于古木水边祭鬼，用鸡以卜吉凶，或结草为挂”；永宁州“卜用鸡骨”；龙里卫“疾病不服药，惟杀牲祷鬼而已”；清平卫“有疾病则祭鬼乞福”；毕节卫“卜用鸡骨”，如此等等。
类似的记载屡见不鲜，并不局限于某个民族，也不局限于某个地区，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仔细分析起来，有病求助于巫大体上是有一定根据的，可是，“不识医药”、“有病不用医药”、“信巫摒医”、“疾病不服药”之类的话，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特别是“惟事鸡卜瓦挂以占吉凶”、“惟于古木水边祭鬼”、“惟杀牲祷鬼而已”的“惟”字，未免太绝对了。
事实上，包括汉族在内，原始的医药都孕育在古老的巫文化之中，或者说，巫术中本身就包含着医与药的成分，此即所谓“医巫同源”。应当说，“巫医不分，神药两解”，是医学处在襁褓之中的真实写照。当时的巫师，同时兼有医生的职能，在给人治病的时候，既有驱鬼逐魔的巫术，又有某种治病的手段，一边念咒、祈祷，一边施以药物。因为人们笃信鬼神，经巫师念咒、祈祷之后，以为恶魔已被逐走，得到神灵保皊，消除了恐惧心理，精神状态好转，自然能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服药，往往能侥幸把病治好。贵州少数民族的医学，大都没有与巫术彻底分离，具有“巫医”的特征。不过，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状况不同，医药各有差异，这里，以苗医和彝医为代表，大体可以看出其各自的基本类型。
苗族的医学历史悠久，自成体系。毫无疑问，它也没有越出“巫医”的范围，“化水”与“捷乃术”(类似催眠术)的神秘性，就是绝好的证据。但是，在苗族社会中，并没有职业的巫师，因而，巫术与医术便都在民间流传，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例如关岭县五冈乡有一个苗寨，500人中就有三百多人能知医识药，被誉为“苗医之乡”。苗族过去没有文字，医药知识全凭口耳相传，因为没有医书，各地苗医传授的技术当然不可能相同。作为“经验科学”，因生活环境与实际的体验而相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经济、简便、速效的治疗方法，药物就地取材，诊断不用器械，手续简便而收效迅速，颇有奇效。
苗医形式特殊，在辨病立症上，把人体的疾病分为108症，其中，内科36症，外科72疾，实际上包括了人体消化、呼吸、神经、生殖、内分泌等10大系统的疾病，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皮肤科、五官科、时病科、传染科、精神科等。对症状的命名，都采用具象的办法，形象、生动、具体，特征鲜明，便于群众掌握。例如：蛤蟆症，是以病人肚大如鼓、呻吟不止、四肢卷曲如蛤蟆而得名。在“36症”中，属呼吸系统的有“着产”(感冒)、“飞蛾症”(肺炎)、“鞬病”(哮喘)等；属消化系统的如“蛤蟆症”(肠梗阻)、“老鼠症”(霍乱)、“黄鼓症”(肝病引起的水肿)、“黄肿症”(钩虫病)等；属神经系统的如“鬼箭症”(肋间神经和三叉神经痛)、“哑巴症”(破伤风)、“勾手勾脚病”(乙型脑炎)、“翻眼症”(颅内肿瘤)等；属泌尿系统的如“鲤鱼症”(泌尿系结石)、“水症”(糖尿病)；属生殖系统的如“见花差”和“见花谢”(阳痿)；此外，儿科病有“改久”(发烧)、“介咖内”(腹泻)、“盘脚症”(佝偻病)等，妇科病如“卡久”(干血痨)。苗族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他们特别注重外科，而且因外科病多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分辨较细，共有72疾。分为花疮、疱、疔、箭、癀、弩、痈、疽等10余类，每一类又根据临床症状详加区分。以花疮来说，共有23种，大抵有背花、肚花两小类，其下分足背花、手背花、脚背花、脚肚花、腿肚花、蜡烛花数种。疔分为5种，按其颜色分为赤疔、白疔、青疔、黄疔、黑疔。此外，疽有9种，痈有8种，如此等等。成就最高的是伤科，堪称“奇妙技术”。刀伤、枪伤、箭伤，一经敷药，流血疼痛即止，肿胀消退后不数日便可痊愈。“正骨”科特别有名，本着“生命第一，功能第二，肢形第三”的原则医治，用小糧[1]。
彝医属另外一种类型。首先，因为彝族很早就有文字，在彝文经典中保留了大量医书和药书，仅据《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所录的就有十七八种，药学方面有《寻药书》、《诺鳰数》、《靡诺巧》、《治疥疮》等9种，医学方面有《疾病的根源》、《诺谷数》、《?嘎鲁硕》等7种，生理方面有《把署》，卫生方面有《悉赛
》。其次，彝族中有职业的巫师，称为“毕摩”、“布摩”或“白幕”，他们掌握经典，精通古彝文，同时又兼有医药知识，是名副其实的“巫医”，通过他们的口授传播许多秘方、偏方。例如云南“白药”就是根据彝族的秘方制成，对治疗创伤和止血消炎有奇特的功效。其三，彝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了中医的经验和成果，例如：毕节收集的《诺鳰数》中运用了阴阳及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而大方县收集的另一部《诺鳰数》则有表里、虚实、寒热的病理归纳，《诺谷数》叙述了阴阳二气的盛衰与病的关系。其四，民间医药的特色很浓，治疗方法如拔火罐、打瓦针、董洗、按摩、火炙之类，药物多为草药，且重视动物药，如猎獐子取麝香，用熊胆、狮肝配药，以羊胆、蛇胆、鱼胆治病等。以上几个特点表明，彝医虽源于巫医，但与苗族的原始医药有所不同，它已向着理论化、经典化的方向发展，既保持民间医药的若干特点，又在某些方面受着中医的影响。
中医何时传入贵州，目前尚难确论，但从明代开始，中医比较广泛地在贵州传播开来。这主要是靠政府行为，因为大批军队和官员进入贵州，不能没有医药，于是中医便随军而来。贵州建省以后，府、州、县、卫皆设立医学，“边关卫所及人聚处，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建立起管理和推广中医的机构。在设有医学的地方，一般都设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一人，州、县则设医官，凡军民中有贫病者，给予医治。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也兴起了以施舍药物为己任的慈善事业，谓之“惠政”，主要措施是开辟“药圃”以栽培药物，或捐资购置田产，以其田租作为帮助贫民治病的开支，称为“药田”。
由于贵州医官不足，而自明代中叶以后，因财政困难，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下令，凡有医生愿纳米于贵州者，可以补为医官，于是，不少外地医生应募来到贵州。贵州本是“药材之乡”，自中医传入以后，中草药渐次得到开发、利用。在明代的方志中，不但记载了药材的品种，而且记载了药材的产地，例如：贵州宣慰司产前胡、山药、桔梗、降真香等，所产芝草特别有名，五色皆备，以紫色尤多，俗称“菌王”。程番府所产的“一枝箭”，附生于地，叶如牛膝，背有白毛，能治疮疡。仅(嘉靖)《普安州志》所载药材，就有南星、山芋、天门冬、白芷、续随子、石斛、当归、五加皮、玄参、金银花等六十多种，说明有了中医以后，人们对药材的性状、功用有了更多认识。在当时的市场上，药材交易颇盛，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以后，在省城及较大的城市中，行医卖药的人渐多，开起了药庄、药铺，形成行业，建“药王庙”以为祀奉。
随着医药事业的发展，贵州也出现了一些名医，如《黔诗纪略》所载，明末在桐梓有一位名叫傅天镇的医师，通经史而不愿入科场，“一意于医术”，有“活人之妙，名满滇、黔、秦、蜀间，年百岁而终”，著有《增补全镜录》和《手验方》。又如《贵阳府志》载，清代在贵阳城中，有名医狄文彩，“精太素脉，识平人生死。日所诊，夜归必记于册，以验病之增减，药之调剂”，著有《狄氏医案》，《狄氏医传摘要》、《幼科经验方》、《图注脉诀》等书。
遵义的医学较为发达，著医书者不乏其人，如宦廷臣著《疟疾三方》，李宝堂著《素问集注》，杨长青著《临症要诀》和《经验刍言》，黎兆普著《刍荛本草》、《脉法正宗》，袁秉铎著《医学指南车》，宦应清著《伤寒论浅注》等。在偏远的大定府，也有济世良医，名医张一鸣“以善医名”，其弟子胡致中“尽得其传”，著有《保幼集》一卷、《外科治法》一卷。
清光绪、宣统间，基督教传入贵州，内地会传教士在安顺创办“同仁医院”，聘加拿大人费济华为院长，以重庆西医院学生孙士明为医生，不久更名“宏恩医院”，开始把西医传入贵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贵阳人程乾生自重庆“宽仁医院”学成归来，在贵阳开业行医，是贵州第一个挂牌的西医。辛亥革命后，西医在贵州渐有发展，1917年成立中国红十字会贵阳分会。1919年贵州省立医院成立，由日本留学归来的邓光济任院长，其妻日本人岩赖开办产科讲习所，又出版《卫生半月刊》。1923年，在贵阳创办滇黔联合陆军医院。1926年，在贵州大学附设医学专科学校，开创西医教育。1930年，乐景武在贵阳开设第一所私人医院。1931年始成立西医公会。抗日战争期间，西医在贵州兴盛起来，创立国立贵阳医学院，成立贵州卫生行政人员养成所、戒烟医院、卫生试验所、抗疟所、防疫总队、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等单位，外地的医院、学校也纷纷迁入贵州，著名的如国际红十字医院、湘雅医学院、中央医院、军医学校等，对贵州的医药卫生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注解：
[1]《苗族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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