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法，是指依照一定法则来推算年、月、日的时间系统文化，它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了历法，人们才有准确的时间观念，不但可按季节更替和节气变化来安排农业生产，而且可根据历法来计算年龄和记载历史，因而对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历法的产生，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
，它以天象变化来指导农事活动，是人们长期观察天象和物候变化的经验总结，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时间变化规律的结晶。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不过，历法的发展，除了农业生产水平而外，还与数学和文字有关，没有一定的数学知识和文字记录，即令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很难形成一套完整的历法，所以，历法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贵州，农历没有推广以前，许多少数民族使用的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自然历法”。原始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掌握了太阳升落、月亮圆缺、寒暑交替、物候变化的规律，揭开了人类历法史的序幕。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为了确定生产季节，不失时机地进行耕作和放牧，迫切需要历法知识，于是创立了一种“但候草木以记时岁”的“自然历法”。这种原始的历法，全凭人们的直观感觉来掌握，通常是以昼夜的交替以定“日”，“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看日影、听鸡鸣以断时刻。季节的掌握，大抵是以虫鸣鸟语、花开花落、春耕秋播、十二生肖为指归。至于年界，一般以禾谷成熟时间或寒暑交替而定。这种历法，既没有严格地按日月运行推算，也没有形成用文字记录的历书。
苗族古代的历法，很可能就属这种类型，虽然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详情，但从“苗年”即可知其岁首。关于“苗年”的时间，郭子章《黔记》说：“岁首以冬三月，各尚其一。”初读时，对这种说法很不理解，查阅他书，渐有所悟。(乾隆)《贵州通志》载，八寨(今丹寨)腊月过年，清江(今剑河)以十月为岁首。据(道光)《松桃直隶厅志》，松桃的“苗年”在十月或十一月。如此看来，说“岁首以冬三月，各尚其一”是有根据的。布依族的年节也与此相类。郭子章《黔记·仲家》说：“以十一月为岁首”，(康熙)《贵州通志》说定番州(今惠水)“以十月望日为岁首”，而(乾隆)《贵州通志》则说贵阳、安顺、南笼(今安龙)诸府布依族“以十二月为岁首”。显然，苗族、布依族的岁首都没有确定的日期，是根据当地的气候、物候而定，以十月为基准，逐渐向后推移。十月是晒谷入仓的季节，在此之后便进入农闲时间了。
水族的历法，称为“水历”，它虽然还留下“自然历法”的痕迹，但已经是有文字记录的历法了。水族有文字，在水书中，用以记录五行、八卦、天干地支、二十八宿的文字占有相当比重，而且有关天干地支的字形与汉字相仿，因而有条件按干支计算年、月、日。更可贵者，是在《水书》，有专讲计算星宿十二宫的《遁掌书》(小语称为“泐点冬”)和记载星宿、气象的《时象书》(水语称为“泐方”)，这就是说，他们制定历法，既按天文观察的结果，又参照气候、物候。水历的岁首在九月，据说，其先有兄弟数人，他们在谷黄时节分家自立，散居各地，为了保持联系，相约每年谷子黄的时节相会，其实，这不过是一种传说，真正的意义在于他们把秋收、秋种作为划分年际的分界点，把大季收割的八月为年终，以小季种植的九月为岁首。水族的年节称为“端节”，从水历的戌月开始，每逢亥日，各村依次过节，称为“借端”。月份的划分，是按月相变化而定，把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的日数与农历相同。所不同的是，水历的端月是农历九月，二月是农历十月，依次类推，水历的十二月为农历八月。一年之中，按气候分为“圣”(春)、“鸦”(夏)、“树”(秋)、“堕”(冬)四季。纪年用天干地支“六十甲子”，纪日只用天干，不用地支，如“任申年壬日吉”。纪时用十二地支表示12个时辰，如23时、24时为子时。
彝族的历法不断演变。据考，火把节是彝族先民最早的年节，时间在农历六月二十四前后，这并不是秋收秋种的时间，也不是春耕播种的时间，显然与农业无多大关系，这是因为彝族原先是游牧民族，观察天象，在大火星出现的六月以后，天气渐渐凉爽，牧人思归，正如《诗经》所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古老的彝历为“十月历”，其计算方法是按“十二兽”轮回推演，每月3个“十二兽”循环，一年30个循环，故以10个月为1年，合计360天，余下5天过年。后来，彝族逐渐成为农牧并重的民族，也和其他民族一样，把岁首改在十月或十一月，所以，彝族每年有两个年节，而将火把节称为“小年”。随着天文、气象知识的积累，彝历又有改进，据彝文《宇宙人文论》等书记载，彝历先定出清、浊二气循环运行的8条轨道，说明“太阳、月亮各按此轨道不停地转动，太阳一年十二月转一周，轮回二十四节气；月亮跑一圈，经历一个月，轮回一次盈亏圆缺”。彝历按1与9、2与8、3与7、4与6、5与11、10与12等不同月份，测定出日月出没的时间，进而确定年界、月界，推算闰年、闰月。起初，是以十一月为岁首，分1年为12个月，每月30天，每4年闰两次，即两年置闰1个月，闰月必在2月至10月。这种历法已完全建立在对日月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所以，彝文中，“月份”和“月亮”一词，都同用字表示，说明月份是根据月亮圆缺来确定的。在一月之中，又根据朔望而分为两个“半月”，上半月为“明月”，下半月为“暗月”，各15天，“明月”从“明一”到“明十五”，“暗月”从“暗一”到“暗十五”。计算年、月、日，一般以“十二生肖”轮流推算，鼠为“海”，牛为“女”，虎为“拉”，兔为“物勒”，龙为“鲁”，蛇为“使”，马为“木”，羊为“约”，猴为“妞”，鸡为“瓦”，狗为“克”，猪为“鸟”，故龙年称为“鲁枯”，虎月称为“拉勒”，马日称为“木尼”，如此等等。纪年方法与汉族同，以60年为一甲子，反复循环，惟彝历因没有确定纪元的起始年代，又没有年号，同一甲子不免相混，所以缺乏顺序连贯的纪年方法，以致给我们在研究彝文典籍时常常带来许多困难。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在明清时期的彝文典籍和碑刻铭文中，往往在使用干支纪年的同时，又使用当时中央王朝的年号，如水西安氏成化大铜钟、千岁衢碑等等[1]。
不难看出，各民族在创立和发展自己历法的同时，各种历法又相互影响，水历和彝历采用干支纪年法和十二生肖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与农历的传播有关。中原的历法起源很早，夏代即有《夏小正》，以后不断改进而形成“农历”。
农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之一，它建立在长期观测天象的基础上，是一种“阴阳合历”，在制定这种历法时，既考虑到月亮绕地球旋转的周期，又考虑到地球绕太阳旋转的周期，把“太阴历”与“太阳历”结合起来，以月亮圆缺划分月份，以冬至为一年的“天文岁首”，年界、月界是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农历把天象变化与寒暑交替及农事活动密切而有机地联系起来，“知天时而得地利”，使历法更能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特别是“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有实际的指导作用，是一份科学实用的“农事日程表”，因而很容易在农业社会中推广，为广大农民所接受。还有一点，农历使用的干支纪年方法，以天干和地支相配推算甲子，既符合科学又简便易行，能为一般人所掌握，尤其是“十二生肖”，富于形象性，而所用的动物又是农家所熟悉的，即使是目不识丁的人也可以熟练掌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农历何时传入贵州，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很可能在汉代便开始传入了，只是难以找到确凿的直接证据。不过，在汉代出土的文物中，既然使用了当时的纪年，如清镇笽珑坝汉墓中出土的朱绘雷风纹漆耳杯有“元始三年”的字样，平坝马场出土的东汉硬陶罐上有“永元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为古沉”的字样，说明已经使用了汉代的历法。1980年冬，在安顺梅棋乡的八番村发掘了一处六朝墓，墓顶上残存着一幅星象图，有大小不同的星辰102颗，在西部星空中有北斗图样，这一发现证明了天象观测的方法已传到贵州。不过，农历在贵州大力推广，恐怕是明代的事了。明代颇重视“阴阳学”，在中央设钦天监，掌察天文、定历数、占候、推步之事，凡日月星辰风云气色皆由其观察测视，又在全国各府州设阴阳学。永乐十九年(1421年)，始设贵州布政司所属思州、镇远、铜仁、石阡、黎平、新化六府及贵州宣慰司等7处阴阳学。当时“阴阳学”的范围很广，包括堪舆、占候、灾异、术数等方面，推广农历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明代在全国推行《大统历》，每年由钦天监编印，发行全国。1984年，在惠水城关附近的明墓中，就一次出土了6册《大统历》，其中，有万历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各1册，二十二年2册，这说明在各地设立阴阳学以后，农历得到推广[2]。正德年间，贵州总兵怀柔伯施赞，为了便于百姓掌握气候，命工匠绘制了《七十二气候图》，王阳明为之作序。所谓“七十二候”，就是将“天地一元之运”分为十二会，会分为三十运，运分为十二世，世分为三十年，年分为十二月，月分为二气，气分为三候，候分为五日，日分为十二时，“积四千三百二十时、三百六十日为七十二候”。由于对气候的重视，故从明代开始，有关贵州的气象，特别是自然灾害的记载日益详细。
农历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就历法本身而言，这在贵州是一次重大变革，它以一种先进的历法逐步取代了“自然历法”，以全国通用的历法施行于贵州，并使少数民族历法得以改进，把历法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不可忽视的，自农历推广以后，农家普遍掌握了“二十四节气”，不误农时地进行农业生产，有效地栽培各种作物，促进了贵州的农业生产。还有，由于历法的改变，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发生了变化，“春节”成了许多民族普遍的年节，有些民族也和内地一样过端午、七月半、重九和除夕、元宵。在计算年龄的时候，也采用“十二生肖”，如属虎属龙之类。婚姻缔结看日子，拿“八字”也是在农历推广以后才盛行起来的。
注解：
[1]史继忠：《南方民族的历法》(载《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4期)
[2]《贵州省博物馆藏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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