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前，有关贵州的历史记录不多，不惟“正史”中资料零散，即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这类志书也记载简略，更没有关于贵州的专书。自明以降，特别是贵州建省之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人们渐渐留心贵州史事，于是，史学和地方志日渐兴盛起来。明、清两代，在贵州史坛上出现了新的气象，首先是在
全国的史籍中有关贵州的史料日益增多，其次是围绕着政治、军事的重大事件作专书记述，另外，奏议、年谱、传记、谱谍之类的书层出不穷，也有人开始探索贵州古代的历史。地方志的编纂，在这一时期蔚然成风，弘治、嘉靖、万历、康熙、乾隆各朝都组织人力编修省志，一些热爱贵州的官员也私纂志书，府、厅、州、县志的编纂相当普遍，共修志265部，其中，明代70部，清代195部，现存98部。史志的兴起，一方面反映官府及社会各界对贵州的重视程度远盛于前，另一方面则反映贵州文化有了较大进步。
从明初开始，由于贵州在战略上的地位提高，中央政府需要掌握贵州实情，建省后，明代为十三布政使司之一，清代为十八行省之一，因而在全国的史籍中贵州占有一席之地，这在明代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事。明清两代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实录》，它逐年、逐月、逐日地记录了全国各地发生的大事，《明实录》中关于贵州的资料达80万字，《清实录》不下100万字，《东华录》中近50万字，还有王夫之所作《永历实录》。在《明史》和《清史稿》中，不但《本纪》中记有许多贵州史事，《地理志》和《土司传》有专篇记述，而且《人物志》中多载有贵州乡贤、名宦事迹。在全国性志书如《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中，贵州和其他省区一样列有专卷。明、清两代的《会典》、《会要》，均可查到贵州的资料。此外，在一些关系西南的史书中，如《行边纪闻》、《土官底簿》、《滇黔土司婚礼记》、《蛮司合志》、《苗防备览》、《苗疆师旅考》、《西南夷改流记》之类，记贵州之事颇详。
明、清时期，贵州风云激荡，发生了许多震惊全国的大事，如“平播之役”、“奢安事件”、“改土归流”、“咸同起义”等，因而反映政治、军事活动的书占有很大比重，见于《贵州通志·艺文志》著录的就有62部，重要的如《勘处播州事宣疏》、《平播全书》、《督黔疏草》、《黔牍偶成》、《安龙纪事》、《平苗纪略》、《平黔纪略》等。成化年间，四川抚按等官，控告播州宣慰使杨爱父子谋反等罪，朝廷派何乔新为钦差大臣前往播州审勘，遂写成《勘处播州事宜疏》，对播州土司的情况作了详细记述，特别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记述了播州土司庄园，包括庄田、茶园、蜡崖、猪场、鱼潭等；二是记述了关于银场、铅场、冶铁、采木及商业活动；三是列举了杨氏土司毒害军民的种种劣迹，是研究播州社会经济状况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后来收入《纪录汇编》和《国学基本丛书》。万历二十六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举兵反明，波及四川、贵州、湖广，朝廷派李化龙总督三省军务，于万历二十八年将播州改设为遵义、平越二军民府，嗣后，李化龙将进军机宣及善后处置的一切奏议、公文、书札汇集成书，辑为《平播全书》15卷，因系原文照刊，能较客观地反映“平播之役”的全过程，有较高史料价值。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四川永宁宣抚司宣抚使奢崇明与贵州宣慰司土官安邦彦联合起兵，声势浩大，西南为之震惊，朝廷派朱燮元总督军务进剿，后来便将有关奏章编为《督黔疏草》12卷，内有《陈黔省情形用兵机宜疏》、《陈黔蜀边界扼要情形疏》等重要文件，是研究“奢安事件”的官方资料。之后，贵州提督学政佥事刘锡玄将战后幸存的文献编为《黔牍偶存》5卷，除有关奢安围贵阳城的史实外，还保存了明末教育、科举的资料。明朝灭亡后，旧臣纷纷拥立诸王建立偏安政权，史称“南明王朝”。其中，永历王朝在贵州安龙“驻
”4年，内部纷争而有“十八先生遇难”之事，安龙人江之春遂将此事记入《安龙纪事》。清雍正年间，在西南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在贵州则以“勘定苗疆”重点，有关资料载入方显所著《平苗纪略》，又有黎培敬的《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卷。罗文彬等人所撰《平黔纪略》8卷，虽然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说话，但它把咸丰、同治年间首尾20年的战事作了记述，反映了这一时期风起云涌的咸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是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重要史料之一。属于这一类的史书还有许多，如关于米鲁事变的《平蛮录》、关于吴三桂之变的《滇黔纪闻》、关于大西军的《孙可望据安龙始末》、关于苗民起义的《平朱拱箐苗匪始末记》等等。
这一时期，贵州问题突出起来，地方官员及黔籍人士多有奏议，从大量的奏议中也可反映出贵州历史的一个侧面，比较重要的有黔人田秋的《西麓奏议》，蒋宗鲁的《蒋巡抚疏草》、陈尚象的《陈给谏疏草》、李世杰的《李恭勤奏议》和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外籍人在贵州做官的奏议有郭子章的《黔草》、江东之的《黔中疏草》，张广泗的《议复苗疆善后事宜奏疏》等。属于传记、年谱的，有李风
的《遵义府科名录》、杨芳自撰《果勇俣年谱》、黄彭年撰《本朝名臣言行录》、胡长新撰《三忠合编》等。谱谍之书风行一时，这对研究汉族移民和土司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研究彝族历史必读的《安氏家传》、《续安氏家传》和《水西安氏谱》，而《杨氏家传》、《杨氏族谱》以及《罗氏忠爱堂谱》、《罗氏族谱》对研究播州土司，《贵州宋氏世》和《水东宋氏谱》对研究水东宋氏土司都具有参考价值。李渭的《家乘》和黎安理自撰《年谱》及《黎氏家传》则可考学术源流。
自建省以来，省志的编修受到官府重视，目的是为了治理贵州，掌握省情。现存贵州最早的省志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既然以“新志”命名，说明在此之前曾经修过省志。是书为明沈庠修，赵瓒纂，弘治年间刻本，共17卷，它兼取《方舆胜览》和《大明一统志》的体例，以府和卫分叙各地山川、人物、事件，并附有诗句题咏。(嘉靖)《贵州通志》，明谢东山修，张道纂，共12卷，体例与《图经》不同，采取以类相从的方法分立门类，述及建置沿革、疆域山川、风物土产、户口赋役、关隘兵防、学校科举、人物史迹等，并载有一些珍贵的文献。(万历)《贵州通志》，明沈思充修，许一德、陈尚象纂，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共24卷，此书兼取弘治、嘉靖两志之长，或以府州卫所分类为编，或总叙兼制、经略以为联合，远事据经史，近事据档册和见闻，史料翔实，条理分明，叙事谨严，涉及沿革、疆域、户口、赋税、军政、学校、兵防、邮传、人物、风俗各方面，是明代省志中的佳作，原刻本现藏日本东京尊经阁。(康熙)《贵州通志》有两种刻本：康熙十二年刻本为清曹申吉修，潘驯、吴中藩纂，33卷，此志据郭子章《黔记》追述明代往事，补以万历三十六年迄康熙初年之事，按编年立《事记》一目，列《兵记》以叙历代用兵始末，但却不记永历王朝之事；康熙三十六年刻本为卫既齐修，薛载德等纂，37卷，体例仿《河南通志》而有增减，史实多录郭子章《黔记》及前志，增加《气候》、《雅乐》两目，阎兴邦又增补《苗叛服始末》等篇。(乾隆)《贵州通志》，鄂尔泰修，靖道谟、杜诠纂，乾隆六年刻本，共46卷，以天文、地理、营建、食货、武备、秩官、人物、艺文八志分统74目，末尾殿以杂记，较康熙志详审，但无大事记一门。民国年间，时局动荡，全国各地修志工作断断续续，七零八落，省志成书者寥寥无几，而贵州在战乱中却完成了省志。(民国)《贵州通志》是贵州方志中卷帙最浩繁、史料最丰富的一部省志，是书为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铅印，共171卷，分为舆地、建置、前事、秩祀、食货、职官、选举、武备、宦迹、人物、土司、土民等19目，编次有序，脉络井然，征引赅博，叙述详赡，但有明显的资料长编痕迹。遗憾的是，(成化)《贵州旧志》、(崇祯)《贵州通志》和(乾隆)《贵州新志》三书已亡佚，在资料上造成许多缺失。
最可喜的，是自贵州开省以来，许多热心贵州史的官员和文士，广泛搜集资料，以个人之力编纂全省性质的志书，书名各别，是为私纂省志。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江西泰和人郭子章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将其所掌握的大量资料，撰成《黔记》60卷，首述黔省历代大事，次及星野、舆图、山水、灾祥、群祀、止榷、艺文、职官、贡赋、兵戎、邮传、宦迹、人物、土司，列有公卿侯伯总兵及督抚等官及文武科甲表，卷帙浩繁，体例完备，记事详实，有明一代黔中掌故灿然大备，是明代贵州志书中资料最丰富的一部拾*、驿递，不录人物、艺文、星野，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志书，可“备服官者之采择”。与此大致同时或稍后，潘文芮撰(乾隆)《贵州志稿》3卷，谢圣纶撰(乾隆)《黔志》14卷，《黔志》系《滇黔志略》的一部分，概述黔省大事。嘉庆年间，先后出了3部私纂志书。一部是《续黔书》，一部是《黔记》，还有一部是《黔语》。《续黔书》为甘肃武威人张澍所撰，共8卷，体例与《黔书》相同，初名《黔中纪闻》，后就田雯《黔书》而易今名，记录黔中掌故百余条，保留了许多逸闻趣事和奇风异俗，并有诗文游记。《黔记》4卷，为江苏山阴人李宗窻撰，意在补《黔书》之不足，书中内容多与民生疾苦休戚相关，诸如政治经济、农桑水利、田赋财用、教育科举等，第三卷专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吴振蒶的宦海生涯有一半是在贵州度过的，做过贵州粮储道、按察使和云贵总督，每叹“郡邑率阙志乘”，于是将耳闻目睹的事写成《黔语》，意在补史之阙，书中内容丰富，归属适当，史事轶闻、人物故实、殊俗方物皆称“考证翔实”，而且“文笔流畅，属辞典雅”，比《续黔书》、《黔记》更为详细系统。道光年间，罗绕典任贵州布政使，发现一批材料，遂撰成《黔南职方纪略》9卷，前6卷记各府厅州的历史沿革、土地人民，后3卷述土司及民俗风俗，在时间上与《黔南识略》互相衔接，内容上可互为补充。
明代所修府州县卫志颇多，然现存者仅(嘉靖)《思南府志》、(嘉靖)《普安州志》和(万历)《铜仁府志》3部，且《铜仁府志》仅台湾有藏本。(嘉靖)《思南府志》8卷，洪碖修，钟添纂，田秋删补，为贵州现存最早的府州志。(嘉靖)《普安州志》10卷，是明代仅存的一部州志，各篇均有序引，可见其纂修思想。入清以来，各府厅州县志书愈多，并在道光、咸丰间出现了一批名志。最著名的是(道光)《遵义府志》，平翰修，郑珍、莫友芝纂，凡48卷，分33门，增创金石、农桑、木政、坑治等门，又详于人物、年纪、土司、学校，凡经史子集、野史稗乘、碑文墓铭、案牍档册无不广泛搜罗，又导源究本，精心考证，纠旧说之失，是志书中的上品佳构，梁启超称之为“天下府志第一”。在此期间，湖南新化人邹汉勋连修纂了4部府志，即(道光)《贵阳府志》、(道光)《大定府志》、(咸丰)《安顺府志》、(咸丰)《兴义府志》，此四书搜罗广泛，取材宏富，考订精核，叙事严谨，均为上乘。此外，乾隆年间所修的《独山州志》、《黔西州志》、《平远州志》、《镇远府志》、《玉屏县志》及嘉庆间的《桑梓述闻》、《黄平州志》等，也是清代贵州府州县志的佳作[1]。
贵州人在外地修纂的志书，有两部是很有名的。一部是(光绪)《畿辅通志》，全书用纪、表、略、录、传等体分18门记述，刊行后颇负盛望，被誉为各省通志之“巨擘”，其总纂为贵州贵筑(今贵阳)人黄彭年。另一部是(康熙)《诸罗县志》，它是清代台湾较早而且较佳的县志，有“模范志书”之誉，其主编为贵州贵筑人周钟蠧。
注解：
[1]张新民：《贵州方志考稿》及史继忠：《贵州方志考略》(载《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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