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前后，在维新思想和“西学东渐”的推动下，“废科举，兴学堂”成了时代的潮流，从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期。处于由旧学向新学转变的关节点上，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不带着儒学教育母体的胎记，虽然不断引进“泰西之学”，但事实上只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姿态
出现。贵州虽然地处偏远，但对推动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却作出了宝贵贡献。在维新运动兴起时，贵州即崭露头角，在“公车上书”签名的六百多人中，贵州占了95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任刑部侍郎的贵阳人李端盞，有见于“时事多艰，需才孔亟”，上《请推广学校折》，首先提出了“自京师以及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的建议，还奏请设藏书楼(即图书馆)、创仪器馆(即科学馆)、开译书局(即翻译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者(即留学生)五事，开启一代新风。次年，贵州提督学政严修仿张之洞在四川设尊经书院的办法，改革贵阳学古书院，创立经世学堂，与湖南的时务学堂同为教育改革的先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严修上《奏请设经济特科折》，主张以经济干才取士，又是一大创举。其后，吴嘉瑞在贞丰建立“仁学会”，鼓吹变法，传播新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大势所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开设京师及各省学堂，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完成了这一转体。
这一时期，贵州掀起了一股办学热潮，从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二年的8年中，先后办起各类学堂683所，其中，小学堂655所，中学堂6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10所，又办起了经世学堂、贵州大学堂、优级师范、法政学堂、武备学堂、将弁学堂、高等巡警学堂、蚕桑学堂、农业学堂、矿业学堂。这些学堂中，除政府举办的官立学堂外，尚有由社团或私人联合举办的公立学堂以及私立学堂、客籍学堂、教会学堂、女子学堂。这种变化是巨大的，中小学堂的课程已经改为修身、讲经、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画图、体操、乐歌。各种专门学堂采取了西方的教育方式，而且，打破了女子不能入学的禁锢，创办了女子学堂，仅贵阳一地就有7所。
辛亥革命前夕，人心思变，革命思潮蓬勃发展，有志之士莫不以学校为基地，在宣传革命的同时，传播科学知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平刚由上海归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决定从培养人才入手，准备武装起义，遂与张、彭述文诸人创建“科学会”，把科学和民主熔为一炉，并于次年在贵阳北门创办寻常小学堂，后改为乐群学堂，培养了一批革命志士，如刺袁志士张先培、黄芝萌等，成为贵州“第一革命小学”。同年，黄干夫、凌秋鹗等以“算学会”为基础创办民立小学堂，后改为达德学堂，也是当时革命思想活跃的地方，黄齐生曾在此任教，王若飞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办贵州陆军小学堂，进步学生席正铭等在校中组织“历史研究会”，联络同志，扩大影响，在贵州辛亥革命中最先发难。
清末民初，教育上的又一重大变化是选派留学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贵州巡抚林绍年上《选派学生出洋折》、《黔省秋冬两季咨送学生出洋片》、《高等学堂设立预科并派员出洋考察折》，当年春夏之交派出第一批留学生64名，冬季又派出73名，另有14人出国考察。民国五年(1916年)，省议会决议，凡外出留学者，每人每年补助大洋100元，当年考送官费生8名，半官费生8名。民国七年(1918年)，黄齐生带领王若飞等一批学生赴日本留学，接着又选送8名学生到日本学习矿业。这批留学生在日本，大都学师范和实业，他们回国后，对贵州的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有的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附带提到两个人，他们中了科举后又出国留学。一个是贵州麻江的夏同騄，他是我国惟一的中了状元又兼留学生的人。另一个是贵阳人邢端，他中了进士后入翰林院，以后又东渡扶桑，学习工业制造和管理，回国后开办我国最早的高等工业专科学校。
在清末的办学热潮中，基督教也插手进来，影响最大的是循道公会，它是英国基督教卫斯理教会在中国的“差会”。早在光绪九年(1883年)，循道公会便在云南昭通建立教区，光绪三十年(1904年)派牧师柏格里到威宁石门坎传教，次年开办“光华小学”，继后将西南教区苗疆部教育委员会设在石门坎，发展成一个拥有1所中学和52所小学的庞大教育系统。它把传教与教育结合起来，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向学生灌输宗教思想，使之成为虔诚的信徒。它以贫苦的苗、彝民族为对象，深入穷乡僻壤，以“救世主”的身份帮助他们解决社会问题，如治疗疾病、包揽诉讼等，造成人们“只知有教会，不知有政府”的局面。为了便于传教和教学，柏格里与苗族教徒杨雅各、张约翰及汉族教徒李司提等反复研究，结合苗语的特点和苗族人民熟悉的花纹图案，创造了一套“坡拉字母”的文字，即所谓“老苗文”，编成《苗族原始教本》等教材，并翻译《圣经》，很快就被苗族人民接受。它采取逐级选拔的方式升学，在各初级小学毕业后，成绩优异的可升入石门坎光华小学，然后选拔高材生入昭通明诚中学、昭通中学或石门坎边疆民族中学，有条件深造的则保送到成都华西大学和昆明云南大学，个别还送往国外留学。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培养小学毕业生数以千计，中学和中专毕业生二百余名，大专生三十多名，还有人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石门坎也因此被称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被称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在国内外享有声誉。
抗日战争期间，贵州成了祖国的大后方，外地学校纷纷迁来，人才荟萃，又出现一次教育高潮。高等教育的发展最为显著，浙江大学迁至遵义、湄潭，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迁往平越(今福泉)，湘雅医学院、大夏大学迁贵阳，广西大学迁榕江，江西中正医学院迁镇宁，陆军军医学校和兽医学校迁安顺，贵州又兴办了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和贵阳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在贵州7年，校长是著名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先生，他广招天下名流，于是人才集聚，梅光迪、张其昀、苏步青、卢嘉锡、贝时璋、王国松、卢守耕、费巩、丰子恺等数十名家都在浙大任教，设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等学院及二十余系，又有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历史等研究所，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被誉为“东方的剑桥”。中等教育在这一时期发展很快，由战前的29所猛增至抗战胜利前夕的128所，办学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教育部直属的国立中学，又有省立和县立中学及几县合办的联立中学，还有各种社会团体及个人创办的私立中学及教会中学，不仅促进了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还安置了大批外迁学校和流亡师生。抗战期间，贵州办起了4所农业职业学校、3
所工业学校、7所医药卫生学校、2所商业会计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共22所[1]。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它初设于贵阳，后迁榕江，以培养边疆国民教育师资为己任，招收贵州、广西、湖南3省边境少数民族，实行“半工半读”，提倡“手脑并用”，“养成学生双手万能与生产知识，以适应边疆社会，改良边民生活”，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爱国华侨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捐资在贵州兴办了20所小学，均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以贵州省立荔波县水庆乡初级小学最为出色，此外，还有水城小学和贵阳高坡小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贵州的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首先，九年义务教育开始有步骤、分阶段实施；其次，中等教育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职业技术教育迅速发展起来；其三，高等教育初步形成多门类、多层次、多形式的体系，计有本科大学9所、专科15所，在校学生2.69万人，另有成人高等学校20所。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也同全国基本一致，几经周折，曲折发展。所不同的，是贵州属于多民族省份，民族教育发展很快，14个民族自治县基本上普及了初等教育，建立了民族小学165所，民族中学27所，民族职业技术学校27所，中等民族师范学校12所，民族行政管理学校3所，民族农校2所，民族师范专科学校3所，民族医专1所，民族学院1所，各级学校在校学生超过16万人。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中，少数民族在校学生达181.17万人，占全省在校学生总数的33%，与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所占的比例大体相适应，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2]。
注解：
[1]《贵州省志·教育志》。
[2]《贵州省志·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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