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起，在官学与书院的带动下，兴起了一批以“蒙养教育”为主的社学、义学和私塾，它们属于半官半民或民间自办的学校，设于城市或乡村。
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天下设立社学，以里甲为单位办学，延师教诲民间子弟、幼童15岁以下者，可令
入学读书，讲习冠、婚、表、祭之礼，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正统间，令各处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社学主要招收蒙童，学有成绩的可通过“童试”升入府、州、县学，而府、州、县学生员考核不合格的则发还社学。弘治以后，贵州各地相继办起社学。卫学创办社学最为积极。譬如：普安卫在城内东大街、关王庙、南门外、北门及东关各设社学1所；威清卫于所属前、后、左、右、中5000户所各设1所社学；平坝卫于卫城东、西、北各街共设社学6所；都匀卫于治北及麻哈州各设社学1所；安南卫有社学3所，新添卫2所，平越卫1所。遵义府建社学最多，据《遵义府志》记载，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遵义知府孙敏政举行乡约，传檄所属一州四县，于各城乡村里择地建立社学，于是共建立87所，其中，正安州27所，遵义县14所，桐梓县22所，绥阳县27所，仁怀县22所。普安州的社学也较发达，据(嘉靖)《普安州志》记载，全州共设社学10所，其中有7所建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崇山营、善德营等处。此外，思州府在黄道溪司、都素司建有社学，思南府在印江县、安化县、郎溪司、蛮夷司、沿河司均建有社学。社学兴起后，师资一时感到缺乏，为此，万历年间，提学副使沈思充奏请采取变通办法，朝廷特许贵州从新选贡生中择优录用，每社学设两师，一师专管蒙童，另一师讲述文义典故，对社会起了推动作用。
清代进行蒙童教育的主要方式是义学，其基本内容与明代的社学无异，但办学方式有所改变。所谓“义学”，就是在官府的倡导下，由民间集资办学，或从义仓中拨一部分谷米作为办学经费，或由地方人士自愿捐助，或由众人分摊费用，因为带有公益性质，故称义学。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下令各地兴办义学，贵州当然也不例外，据(民国)《贵州通志·义学表》统计，全省各府州县共建义学301所。不过，这种统计也只是一个参考数字，因为它的经济来源并不稳定，时兴时废，很难精确。查阅爱必达所纂《黔南识略》，见于记载最早的是康熙年间，以雍正“改土归流”以后最为盛行，目的在于“训化苗民”。贵阳府的义学，在嘉庆五年(1800年)设有两处，一处取名“蒙养”，另一处取名“敏来”；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增设“近悦”；道光七年(1827年)又增设“化成”、“精勤”二处。黎平府的义学是比较兴盛的，譬如所属古州厅(今榕江)于雍正八年(1730年)在章鲁、车寨等处设立3所义学，其后又在乐乡寨、麻蜡子、郎洞等处捐设义学6所，而永从县分别在县城、皮林、丙妹各设义学1所。因为“苗民读书者众”，故黎平府分棚考试时，以府城、六千户所及寄居古州、下江民籍为一棚，取12名；而十二土司及古州、下江苗童为一棚，取13名，说明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向学的人不少。在直隶厅中，普安直隶厅城乡共设义学5所，“士子应试者科名渐盛”。设义学最多的是安平县，共有19处。至于新辟各厅，发展状况不一，安顺府所属朗岱厅和贵阳府属长寨厅的义学“修脯由藩府领给”，都江厅虽有义学而“读书应试者亦尚无多”。丹江、八寨、清江等厅则未见记载。
《大定县志》记载义学颇详：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在东门内设东升义馆，西门内设西成义馆，北门内设修来义馆，又设大定协义馆、六龙义馆、嘉禾里陇卧虎场义馆、嘉禾里座脚猴场义馆、悦服里羊场坝义馆、西路马场义馆、瓢儿井义馆、悦服里以列义馆，同治间因兵燹无存；光绪初，义学再次兴起，在城内设有东癉、西成、修来、任恤四馆，东乡设六龙、文明二义馆，南乡设甘棠、悦来二义馆，西乡设金马义馆，北乡设叠双、井养、晴皋三义馆，经费多由官绅捐赠，交商生息以养馆。清代义学的情况，大体如此。
由官学而书院，而社学、义学，标志着儒学教育逐步向民间渗透，在这一过程中，私塾应运而生。私塾习称私馆，它与社学、义学一样，是蒙童教育的一种形式，其特点是私人办学，或由几家共设一馆教授族中及邻里子弟，或聘请塾师至家中传习，前者称为“教馆”或“坐馆”，后者称为“家塾”。私塾的任务是教蒙童读书写字，以求知书达礼，教材除《四书》、《五经》外，还诵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增广贤文》之类读物。私塾在贵州特别盛行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广大农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进城读书很不容易，另一方面则是有相当一批落第秀才闲散在城镇和乡村。私塾在明代即已兴起，(万历)《贵州通志》记载，贵阳府“乡里以社学先期，父兄为子弟求师，以礼往叩之，允则择日送至学，或延塾师执经授业，课试讲授，其资质俊秀者，以岁通经为期”。当时，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私塾相当普遍，故王阳明在诗中写道：“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
及至清代，私塾更盛，尤以黔北遵义地区最为可观，在《遵义府志序》中，知府平翰写道：“入于国朝，列圣渐兴文教……经行虽辟，无一二里无塾童声，省试举四十八人，郡获者常逾四之一。”遵义沙滩是一个僻静的村庄，自黎氏迁来以后，便以耕读为业，在禹门寺的静室中办起了黎氏家塾，取名“振宗堂”，延请名师教诲子弟，遂成家学，渐渐漫及乡里，造成一种读书向学的氛围，故自乾、嘉以后百余年间，文化蒸蒸日上，竟成大儒之乡、诗文之乡、书法之乡和外交家的摇篮。出现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这些了不起的人物，还形成了一个冠冕全黔的文人群体，成为清代中叶全国知名的文化区[1]。贵阳附近的青岩，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地方，清代办起了书院，二三十家即有一私塾，所以到了清末，竟至出现了“云贵以状元夺魁天下”的赵以炯。安顺府在清末私塾甚多，据宣统三年(1911年)劝学所调查，仅县城中即有私塾45所，学生774人，各私塾人数，少则二三人，多则二三十人。到了民国年间，尽管各地先后办起了学校，但私塾仍然不衰。例如：天柱县尚有私塾220所，就读蒙童3000余人，相当于当地学校总数的87%，是贵州文化普及较好的一个县。为此，民国四年(1915年)，贵州行政公署特颁发《贵州省修正改良私塾章程》，意在“化私塾为学校，以期初等教育普及”，以后，在此基础上陆续建立了若干初级小学。
明末清初，滇黔佛教大盛，全省的学宫、书院不及寺院的1/10，而且有许多文士落发为僧，社会上又多有逃禅之士，在这种情况下，以佛寺为读书之所蔚然成风。在贵州的寺院中，有许多静室，如《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中提到的白云山静室和普安丹霞山影修，都是读书的幽静之处。有些大寺庙，当时藏有大量经典，如镇远中山寺、思南观音阁、贵阳大兴寺、平越三教寺、遵义西来寺、遵义禹门寺等。文人在寺中讲学的事，每每有之，如邹元标讲学于都匀观音寺，莫友芝讲学于麻哈州静晖寺，都匀胜寿寺、贵定阳宝山寺、龙场屏山寺等都是讲学很盛的地方。贵定丘禾实《送宝华上人游鸡足山诗》序云：“庚午夏，余读书山中，灯火幡影之间，梵咒与书声互答，尝至丙夜不休。”周启渭《题龙场屏山盭》诗云：“龙场佛寺伴诸生，夜倚松杉各问名。我为看山来此地，传经还有旧阳明[2]。”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就是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偏远的聚居区，汉文化并没有深入进去，尽管明、清两代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事实上还存在着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教育，或者说是非儒学教育系统，它们是儒学教育之外的另一个天地，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如彝族的“毕摩”传承和伊斯兰教的学校。
黔西北之所以保存着大量彝文典籍、碑刻，重要原因之一是“毕摩”的传承作用。“毕摩”，又称“布慕”、“白磨”、“见耄”，汉文释作“奚婆”、“觋皤”等。在彝族早期的社会里，兹、莫、毕三者最为显贵，“兹”(意为“权力”)是统治者，“莫”是长老或臣属，“毕”是“师长”，他们的职能，彝文古籍说：“君施令，臣断事，师祭祖。”“毕摩”在彝族社会中有其特殊作用，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说：“罗罗即乌蛮也。……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曰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概括地讲，“毕摩”既是主盟誓、作决策、办交涉的军师，又是司祭祀、断吉凶、占卜噬的祭师，同时又是彝族文化的传承者。“毕摩”是有知识的人，他们精通古彝文，深知彝族礼仪，掌握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医学各方面的知识，并写成若干“夷经”。他们以父传子的方式世代传承，各有所专，把彝族的传统文化保存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在清真寺内开展经堂教育，或者称为寺院教育，由阿訇招收若干海里发，传习伊斯兰教经典和功课，学习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培养教职人员。经堂的教师必须是正式“穿衣挂幢”的坊上阿訇，学员称为“海里发”或“满拉”，他们可从某一阿訇，也可以同时或先后从几个阿訇，直到举行“穿衣挂幢”仪式为止。贵州的经堂教育，由于教民经济力量不足，能够开学讲经的阿訇不多，所以只有初、中两级。初级教育的任务是培养穆斯林儿童，从学阿拉伯文开始，进而读《古兰经》，并通过《圣训》而懂得教规、教仪。中级教育的对象是一般的穆斯林，深入学习《古兰经》和《圣训》，并加开《赫窝衣》等课程。若要再需深造，必须到外地学习，通常是到云南昆明、沙甸、通海、蒙化、玉溪、昭通、鲁甸等地，有的则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清光绪年间，兴仁县三家寨清真寺的乃依斯杨云鹤进行改革，在经堂教学中加进儒学，以便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培养经书两全的大阿訇。清末民初，随着伊斯兰教革新活动的开展，旧式经堂教育逐渐演变成“中阿文学校”，即在清真寺的经堂教学中，增加汉文知识，平坝、普安等地都办起了这类学校。以后，回民深感文化知识的重要，又办起了回民学校，著名的如宣统二年(1910年)创办的平坝私立共和初级小学和民国年间创办的普安青山回光小学，开设国文、阿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为回族培养了一批人才。
注解：
[1]黄万机：《沙滩文化》，贵州省志·方志办公室编印。
[2]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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