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牛与赛马放在一起，看起来似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它们也有共通之处，就是这类运动都使用牛、马等牲畜。
在贵州的民族传统体育中，最引人注目而且常见的就是斗牛活动。它是苗、侗、水、布依、彝等民族人民喜爱的一项活动，以苗族、侗族最为突出。苗族自己的年节为“苗年”，有
的在十月，有的在冬月或腊月，这是斗牛活动最盛的日子，也是观看斗牛最好的时节。苗族的“四月八”，其中有一个重要节目，就是斗牛。黔东南苗族有“吃牯
”的习俗，在这一天要杀牛祭祖，它的第一项仪式就是斗牛，以斗牛决胜负，原先是以胜者为牺牲，后来改为以负者祭祀了。侗族在农历十月底至十一月初，许多村寨都以斗牛为乐，有的还有专门的斗牛节。彝族也杀牛祭祖，在火把节的时候也有斗牛活动。正因为斗牛在贵州相当普遍，所以不少地名与斗牛有关，如斗牛场、斗牛坡之类，惠水的批弓斗牛场是很古老的，明代嘉靖年间就见于记载了。
斗牛活动始于何年何月，这是很难查考的。不过，我们可以从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风土门》中得到一点信息。当时广西、黔南一带养牛，任其放牧，未尝喂养，但却不用于牛耕，“乃惜牛耳”，推想起来，这种牛很可能是专门用作祭祀或斗牛。明代嘉靖年间，田汝成作《炎徼纪闻》，特别提到苗族斗牛的事，他写道：“岁时，召亲戚，挝铜鼓，斗牛于野，其负者祭而食之。”(乾隆)《贵州通志》载，苗族在祭祖前，“择大牯牛角端正者，饲及茁壮，即通知各寨有牛者，合斗于野，胜者为吉。”爱必达《黔南识略》也有类似记载。记述最详的莫过于刘锡藩《岭表纪蛮》，它说：“今苗山社会犹盛斗牛之事，故斗牛亦为其娱乐之一。其斗期多在‘四月八’、‘六月六’、‘九月九’、‘十月十’数日。”又说：“蛮人购买此种牛只，只求肥硕壮健，价格高昂，在所不计，故一牛有至二三百元者。俟至相当时期，乃与他寨约期决斗。斗日，远近男女，无不盛装艳饰，集合观战。是时，两寨民众，吹铜号，鸣芦笙，放铁炮，张伞盖，列旗帜，严队伍，拥入决斗场。……两牛骤见，怒不可遏，由是交角决斗，威猛奋发。观众鼓掌呐喊，声震陵谷。移而胜负分，有败逃者，有战死者，亦有两皆阵亡者。胜者兴高采烈，取红毡披牛身，取银角套牛角，以红鬃为彩，红绫结球，系于牛之项尾两部，炮声震天，以前仪送牛回寨。欢歌会饮，庆贺大捷。……败者气色沮丧，牛不战死，亦必杀以泄忿。”
贵州的斗牛和西方的斗牛方式完全不同。在西班牙，斗牛士身披红袍，手持利剑，与野性未泯的公牛、野牛往来冲突，反复搏斗，斗牛士敏捷地避开牛的冲撞袭击，勇敢地迎接牛的挑战，并有效地将牛制服，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斗牛士的意志、勇气、体力和智力，毫无疑问属于体育的范畴，是世界公认的一项富有刺激性的体育运动项目。可是，中国式的斗牛，具体到贵州的斗牛方式，并不是人与牛的抗衡与搏斗，而是牛与牛的抗衡，是否属于体育的范畴，成为体育界争论颇大的一个问题。是的，贵州的斗牛，无论是苗族、侗族、彝族或其他民族，都是两牛相斗，头相抵，角相碰，往来追逐，互不相让，显然，牛是运动的主体，并不涉及人与牛的搏斗。但事实上，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比方说，选择膘肥体壮、角粗蹄健的水牯首先就要凭人的眼力，把牛培养成为勇敢善斗、体魄强壮的“牛王”也需要付出许多心血和劳动。再说，在斗牛场上，人必须紧紧地跟随着牛奔跑，不断地驱赶吆喝牛去决斗。为了防止自己的牛在决斗中负伤或无谓死亡，人们用一根粗大的长绳拴住牛的后腿，在危险的时候即刻尽力往后拉开，众人合力，有如拔河一般，运动量是很大的。牛若败下阵来，狂奔乱跑，人还必须奋力追逐，勇敢地制服狂性大发的牛。由此看来，斗牛并非单纯的两牛相斗，对人来说，也是一种剧烈的体育运动和智力竞赛。
斗牛起源于祭祀，这是很清楚的，《炎徼纪闻》在谈到斗牛的时候说：“其负者祭而食之，大肉若掌，以牛角授子孙，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几。”以牛作祭祀，在南方民族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这倒不完全是因为水田农业须用耕牛，以牛为贵，事实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有牛而不知牛耕”。牛作为一种大牲畜，是财富的象征，是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所以，人们常以它来衡量财产的多寡，这在古书中是可以找到证据的。新、旧《唐书》在记述东谢蛮、西赵蛮、蛮习俗时写道：“有功劳者，以牛马铜鼓赏之”，“婚姻之礼，以牛酒为聘”，“杀人者，惩以牛马三十头”。在这里，赏赐用牛，惩罚用牛，婚聘用牛，足见牛在人们心目中是很珍贵的，正是这个原因，在祭祀的时候，自然要把牛作为牺牲的上品，把它奉献给祖先和神灵，于是以宰牛的多来显示家族的兴旺发达，所以常“以牛角授子孙，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几”，以此夸富。祭祀所用的牛，当然必须是最好的，牛的品性如何，只有通过斗牛来选择，所以，最初的斗牛，是以胜利者为牺牲，诚如《黔南识略》所记：“胜者为吉，卜日杀之以祭。”但往后的观念变了，因为牛是农耕之必需，不可轻易宰杀，而斗败的牛又是一种不祥之兆，于是“必杀以泄忿”，变成了将斗败的牛用作祭祀的牺牲。斗牛是人们竞争求胜心理的表现，胜利者欢喜若狂，失败者垂头沮丧，在强烈的刺激中驱使人们去努力、去奋斗，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这是它的积极意义。当然，宰杀牯牛祭祖，势必对生产力有所破坏，这是不足取的。
其实，何止斗牛，斗马的事在贵州也是有的。和广西融水县苗族的斗马一样，在黔东南苗族地区也有类似的体育活动。事前，双方都物色和培养起身强力壮、性情刚烈、敢于拼搏的好马。比赛开始了，双方放马入场，互相交锋，扬起前蹄，扑向对方，张嘴厮咬，难分难解，并不时用后腿反蹄，经过反复较量，以决雌雄，胜者自然要披红挂花。不过，像这样的活动已不多见，而赛马却是常有的。
赛马和马术一类运动，在北方民族和西北民族中简直是司空见惯的，但在南方民族中就比较少了。不过，从历史上看，有些民族，例如出自氐羌体系的彝族，就惯于骑马，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彝族的先民早先也是“随畜迁徙”的游牧民族，后来由于环境变了，逐渐演变为“且耕且牧”，但仍然很重视马，他们不但善于养马，南宋时活跃于西南买马道上。罗氏鬼国、罗殿国、自杞国、毗那等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马贩子”，而且骑术相当高明。《文献通考》中有一段关于自杞人的记载，说他们能“取马于群，但持长绳走前，掷马首络之，一投必中”，这与蒙古人在马群中套马的技术差不多。彝族先民善于马战，遇有战事，男子皆披甲上马，急如闪电，所向披靡，所以在古代驰骋于西南地区，有强大的战斗力。不但男子“畜善马，好驰骋，以射猎习击射”，而且妇女也善于骑马，她们“披发，短裙，乘马并足横坐”，潇洒自如。彝族古代，遇有丧葬，便出现这样的场面：“集人万计，披甲胄，持枪弩，驰马若战斗状”，凡祭祀则“披甲持枪乘骏马，往来奔骤，状若鏖战，以迎神”。只是后来历史发生了变迁，失去了这种马战的条件，这种习俗才逐渐淡化，只是在“火把节”和“赛马节”时才显出他们的马术，而且这种机会已经很少了。
如今赛马运动依然很盛的是水族。每年从农历八月至十月上旬，每逢“亥”的日子，有关的村寨都要轮流过“端节”，集体走访，喜庆丰收，其中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赛马。各村都有“端坡”，一般选择在临河的平坝或缓坡上，并开辟有四五米宽的环形跑道。开赛时，在路口举行祭祀，然后插竹标于道中。起跑时，先由德高望重的长者骑着高大的马在前引跑，逐个将沿路上的竹标拔除，然后，骑手们扬鞭纵辔，奋力奔驰，展开自由循环赛，比赛耐力和马术。由于“端节”年年如此，世代沿袭，所以赛马运动便以节日为依托传承下来，为了获胜，青壮年男子都努力提高技艺、培养好马，所以，赛马活动在水族中得到普及和提高，成为水族文化中一个醒目的内容。
与斗牛、赛马相类似的活动是斗雀，也就是训练鸟类相斗，一般是斗画眉或八哥。每逢节日和场期，在黔东南地区，人们提着鸟笼赴会，围着一大群人观看斗雀，并进行交易。斗雀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文斗”，把几个雀笼放在一起，比赛谁喂的鸟鸣声最长、声音最高，而且清脆婉转，训练有素的鸟自然不会因其他鸟鸣叫而受干扰，一直叫得很欢，而训练不好的便销声匿迹了，另一类是“武斗”，他们选择平头、有痣、毛丰、爪利、腿粗、翅灵的画眉参赛。将两只鸟笼靠拢在一起，先是隔笼相斗，继而打开雀笼，把两只画眉放入一个笼中，任其厮打，施展“一抓、二拖、三咬”的本领，或攻或守，或进或退，打成一团，互不相让，斗死者不予赔偿，斗胜者则身价百倍。不过，斗雀主要是一种文娱活动，体育的性质不很明显，主要体现在对鸟的训练方面，重在“斗智”而不在“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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