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灯原先流行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广东等省，大概是明代以来，随着汉族人口大量向西南流动，不但四川有花灯，云南、贵州也有了花灯，因此，作为地方戏曲来说，特别注明是“贵州花灯”。因为花灯由省外传入贵州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汉族移民，这与传统的春节、元宵玩灯的习俗有关，所以主要盛行于汉族地区
。在农村中最为流行，又不能不考虑到“社”、“稷”的祭祀，秋收春获，人们都盼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来逐渐延伸，在喜庆的日子里，人们也以灯庆贺，于是有“寿灯”、“喜灯”、“愿灯”等等。从它的发展历程看，最初只是一个歌舞形式，并无舞台，在平地上演唱，称为“地灯”，以后搬上了舞台，载歌载舞的同时加入若干戏剧情节，才演变为“台灯”，称为“灯夹剧”。如果要说贵州花灯的特点，恐怕最大的特点就是分为东、南、西、北四路，分别受着邻近省区的影响而各具特色。
各地花灯的来源、唱腔、舞步、剧目虽然有所不同，但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许多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花灯的原初形态，均是一旦一丑，即“幺妹”和“堂二”，他们执帕挥扇，边唱边舞，颇类似于北方的“二人转”，以后发展为戏曲表演，增加了角色和剧情，但并没有脱离它的母本。它的基本步法，大抵是丑角走“矮桩步”，旦角走“梭步”，老旦走“鸡啄米”，小孩走“蛤蟆步”，其他角色走“八字步”，(而八字步又分为内八字、外八字、大八字、小八字)、“升字步”或“自由步”。程式动作，不外乎“岩鹰展翅”、“观音坐莲”、“双龙出洞”、“金鸡独立”、“膝上开花”、“懒龙缠腰”之类。讲究扇子功，主要有“梅花扇”、“叉扇”、“丢扇”、“飞扇”、“穿花扇”等动作。
它基本是歌舞形式，灯调源于民歌，灵活运用重章、唱和、和声等手法，常见的分段体分节歌往往是按时令、节气、更点或数词为序列，大量增添“
、儿、呀、嗬、嗨、哟”一类词语作“衬子”，用语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幽默起俏，并善用谐音、歇后语、打字谜等手法。看来，灯是很重要的，所以，“亮灯”、“出灯”、“盘灯”和“化灯”构成了它演出程序的基本骨架。根据使用乐器的不同，有“锣鼓灯”与“丝弦灯”两种。
花灯植根于农村，常以一村或数村，有时是一姓或几姓，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灯会或灯班、戏班，作为演出的基本单位。公推“会首”或“灯头”总领其事，设内管家和外管家分理剧务、道具、财务和对外交涉。演员自然是以幺妹和堂二为主角，以后发展为“三小”，即二丑一旦、二旦一丑或者一旦一丑一生，这是“正角”，又有演茶婆、春官、土地、八字先生、杂货客、卖药郎中、和尚、乞丐、赌棍之类的“杂角”。此外，还有人数较多的灯队、乐队、火把队及勤杂人员，组成一个庞大的演出队伍，有广泛的群众性。这种“耍灯会”大都是临时性的，其经费来源，或由各家分摊，或以“化功德”的方式募集，有些地方还有“清明田”或“灯田”。但有些花灯很盛的地方，也建有一种半职业性的灯会、灯班，专门应人邀请去演唱，并收取一定费用，例如给人作寿灯、喜灯、愿灯等活动，谓之“买卖灯”。鉴于各地花灯情况不同和若干细节问题，只好分别进行交代。
东路花灯主要流行于铜仁地区，清代始盛。(乾隆)《玉屏县志》载：“自初十起至十六日止，龙马各灯络绎于市”，“饰儿童为绿女，一队十二人”，伴舞歌唱“十二月采茶”。(乾隆)《石阡府志》载：“上元张灯，立火树，办龙虾狮吼各故事以行乐。”此时已经运用花灯的形式来扮演“故事”了。《铜仁府志》说得更具体，它说：“上元节用姣童作时世装束，双双踏歌，衣饰好华，音词清婉，谓之闹元宵。”又《沿河县志》说：“正月初九为上九，俗传天帝诞辰，士民夙为设茶果香烛致拜。自此以后，花灯、龙灯喧阗高唱，一县若狂。”黔东的花灯剧，据说肇始于印江阁老寨，创始人是道光年间的罗文昌，后经思南的罗芳林提倡和发展，于光绪年间传至石阡，进而传到德江、务川、凤冈等地。剧目相当丰富，有大本戏、折子戏二三百个，先是“以歌舞演故事”产生一批小戏，继后将演义小说编成花灯剧本，并移植了辰河戏、川戏、傩堂戏的剧目，例如：《观灯》、《三协灯班戏的音乐则是以花灯“出台调”、“四平调”和“采茶调”演化出来，初具板腔体雏形，以板腔体为主，联曲体为辅，旋律性较浓，类似皮黄腔的导板、原板、慢板、摇板、流水板、快板、垛板、数板、叫散，而且采用了“同调异腔”的办法，实行“男女分腔”。表演一方面继承花灯歌舞的艺术特点和风格，另一方面吸收了傩堂戏、辰河戏的手法，还引进了戏曲的一些写意、虚拟动作，如亮相、整冠、自报家门。行当以“三小”为基本，“生”分小生、老生、须生、娃娃生、皇生；“旦”分小旦、正旦、老旦、花旦、武旦；“丑”分男丑和女丑。使用当地土语乡音，采用锣鼓套打和人声帮腔的表演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