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阳开始，沿着黔滇公路往西走，在清镇、平坝、安顺、镇宁、紫云、六枝、兴义、普安等地，流行着一种古老的民间戏剧，称为“地戏”。每逢春节期间或七月十五，农村里随处可听到铿锵的锣鼓声，许多人围着一个圈子，从高处往下看地戏。“地戏”的得名，想必是因为它的演出，不是在戏台上，而是在平地上的缘故。由于
观众站在高处看，如果把面具戴在面部，看到的只是头顶，其面目反而看不清楚，所以就将面具戴在额头上，而用一块青纱将脸遮住。再说，没有戏院，在空旷的地方演出，若是用面具挡住了嘴，说唱的效果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听不清楚。还有，地戏均是武戏，打打杀杀的很费力气，用面具罩住了脸，眼看不清，又不便出气，是很不方便的。由此看来，在平地演出、面具戴在额头和演武戏，这是地戏给人最粗略的印象。
一般认为，贵州的地戏，源出于明代卫所的军傩，虽不见于当时的文献记载，但这种说法，应当是可信的。因为，首先，自宋以来，在军队中即已盛行军傩，目的在于鼓舞士气，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希望在战争中能保全自己、消灭敌人，而且当时就已传入广西。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七载：“桂林傩，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街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益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直万钱，他州贵之。”明代在贵州遍立卫所，滇黔驿道上屯堡星罗棋布，盛行军傩是理所当然的事。其次，明代十分重视坛祀，卫所也不例外，而且因为军旅生活的关系，十分敬重城隍和关帝，每遇作战必隆重祭祀，以壮军心，以求胜利，这大概就是地戏均演武戏的根本原因，戏中主要使用锣和鼓两种打击乐也与此有关，借以表现出征的威武精神。其三，地戏分布的区域，与明代卫所、屯堡的布局基本是一致的，(康熙)《贵州通志》点明了这一点，它说：“土人所在多有之，盖历代之移民，在广顺、新添、新贵者，与军民相通婚姻，岁时礼节皆同。男子向贸易，妇人力耕作。种植时，田歌相对，哀怨可听。首首迎山魈，逐村屯以为傩，男女妆饰如社火，击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皆饮食之。”
地戏的定型，恐怕是在明末清初。康熙三十一年刊印的《贵州通志》，有一幅《土人跳鬼之图》，图上的地戏场面，与现在看到的情景差不多，有两员武将持大刀对阵，也是一锣一鼓伴奏，旁边围着观看的人。乾隆年间彩绘的《百苗图》中，有一幅《土人图》，装束相貌与“屯堡人”相似，一手拿着武器，另一手拿着面具，并且注明：“岁首扮傩，击鼓以唱神歌。”(道光)《安平县志·风土志》载：“元宵遍张鼓乐，灯火爆竹，扮演故事，有龙灯、狮子灯、花灯、地戏之乐。”这里直截了当地称为“地戏”，并说明了它是“扮演故事”的。(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载：“上九后数日，夜张灯火，陈百戏，庆元宵。”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傩祭或傩舞，而是“陈百戏”的地戏了。
贵州地戏面具地戏虽然源于军傩，保留着“驱鬼逐疫”、戴面具以及演武戏等特点，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宗教色彩日渐淡化，而世俗的气息日益加浓，或者说，它使人感受到的，已不像傩堂戏那样神秘古怪，而是更加贴近历史、贴近生活、贴近民俗。尽管在地戏演出中，也穿插着“开财门”、“跳神”、“扫扬”一类祭祀活动，也有一些宗教性的礼仪，但它所表演的内容却与宗教无关，几乎都是些历史故事，而面具也趋于写真，犹如京戏的脸谱，看去并不原始，也不古怪，所以，它与傩戏同源异流，近乎于云南澄江的“关索戏”，而与贵州的傩堂戏俨然不同。一言以蔽之，它更多的是“戏”而不是“傩”，“娱人”的成分增加了许多，而“娱神”只残存若干痕迹，对此，古人早有察觉，认为它仅具傩的遗意。
地戏的剧目，几乎都是汉族地区流行的历史故事和历史剧，说明它的确是以内地的移民为载体带进贵州来的。它的剧目，主要有《封神演义》、《大破铁阳》、《东周列国志》、《楚汉相争》、《三国演义》、《大反东山》、《四马投唐》、《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郭子仪征西》、《残唐》、《二下南唐》、《九转河东》、《八虎闯幽州》、《五虎平南》、《五虎平西》、《岳飞传》、《岳雷扫北》等等。从这些剧目中，可以看出3个不可忽视的特点：第一，它没有《梁祝哀史》或《红楼梦》之类的文戏，专演武戏，足证它是由军户带来的；第二，所演的剧目，绝大部分是元代以前的，偶尔有几出明代的历史剧如《英烈传》和《沈应龙征西》，说明它系由明代传入，至于没有元代的戏，恐怕是因明朝系反元起家的缘故；第三，在演出中，往往删去失败的情节，如演三国就没有关云长败走麦城之事，演《说岳》就没有岳飞在风波亭遇害，这是军人心理活动的反映，他们希望胜利，特别忌讳失败，所以戏中也就“报喜不报忧”了。戏本均为说唱形式，唱词以七言叙事诗为主，杂以十言或五言的句子和道白，音韵平和，琅琅上口，但并不像元曲、明清传奇或京戏那样文雅，比较通俗易懂，有时也是半文半白的，这里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也反映了民间文学的特点。
唱腔近乎当地的山歌和花灯调，简单、朴质，有平调、喜调、悲调之分，而以平调为主，间或有“传十字”(以十字句表书信)、“咏诗”和“对白”。音阶高亢，又近乎川剧的高腔，显示了军人的气质。演唱时，有的是7字句，上句由演员唱，下句后3字由大家和，有的则在唱完两句之后由他人重复末尾3字，还加上“哟嗬嗬”的帮腔，富有节奏感，与弋阳腔较为接近。只用一锣一鼓伴奏，这与军旅的鸣金击鼓有关，鼓点与唱腔和武打动作相配合，有“传十字”、“催战鼓”、“行军鼓”、“聚将鼓”、“咏诗鼓”等打法，随着剧情的发展，时而如疾风暴雨，时而又如雨过天晴，一张一弛，快慢有致，富有军乐感和战斗气氛。
戏既然是武戏，每场必打，因而武打在剧中占有突出地位。武打分为将与兵两个套路，体现“兵对兵，将对将”的思想。将的武艺比兵自然要高超得多，所以招式也较为复杂。武打的程式有许多种，如：披刀在手、双手握球、四门开锁、刺四门、打背包、刺咽喉、单比棍、双比棍、理三刀、围城刀、大砍三刀、洗刀、顺刀、提刀、夹刀、飞刀、拖刀、公鸡打架、抛枪、架枪、压枪、挑枪、杀转枪、打黄金棍，还有空拳对打、扭脖筋、左右栽等徒手动作，有二步半、出马门、行军步、参拜步、女碎步、男大步等步法，充分显示出武戏的特点，显示出军人的气概。
地戏的角色，不像京戏那样分为生、旦、净、丑、末，而是分为文将、武将、老将、少将、女将，另外还有道人、丑角、小军及动物等角色。武将是剧中的主角，最受重视。不过，请不要误会，地戏中的女将，包括丫环、小姐，都不是女演员，而由男演员装扮。道人是个专门的行当，有铁板道人、飞钵道人、鸡嘴道人、鱼嘴道人、乌龟道人、水牛道人等名目，法力无边，有出奇制胜之功，对剧情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丑角称为“老歪”，滑稽可笑，台词和动作凭演员临场发挥，增加欢乐气氛。小军多由小孩扮演，出场机会多而动作较简单，随意性很大。剧中的动物，如白虎、呼雷豹、赤兔马，也由人扮演。
地戏也和傩戏一样，最有特色的莫过于面具，它是地戏的标志，也是地戏的灵魂所在。面具通常是用丁木或者杨木做成的，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剧中人物，每台戏都有一堂脸子，因此，每个戏班里，少则四五十面，多则百余面，造型极其丰富，是刻画人物性格和表现人物身份的重要手段。但地戏面具与傩戏面具的风格迥然不同，造型、色调及技术处理上都有其特征。地戏都在平地演出，而观众却是站在高处观看，因而面具不是戴在脸上，而是戴在额头，其体积比人的面部略小一些。把面具戴在头上还可能是因地戏多武戏，动作多而且运动量大，把脸全部罩住势必影响活动与呼吸。既然地戏面具没有将脸遮住，所以也用不着在面具上开出眼孔、鼻孔和嘴，只须雕刻出它们的形状。但既然戴上面具就不再是原来的“我”，而是鬼神的化身，演员的真面目又不允许外露，所以必须罩上一层青纱，演员透过青纱向外张望。地戏演的多是武戏，头盔特别重要，有尖盔、如意盔、凤翅盔等多种形式，盔上有龙凤、星宿、吉祥如意之类的装饰，男将一般饰龙，女将饰凤及花卉、蝴蝶，神仙加星宿，并根据人物特点加上某种标志，如薛仁贵的头盔饰虎，薛丁山饰金童，樊梨花饰玉女，程咬金饰蝙蝠。头盔与面部，在雕刻上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实际上是面具的一部分。面具如果需要配胡须的，便用麻丝或棕毛制成，安装在面具上。由于地戏娱神的成分显著减少，而娱人的成分明显增多，演的又多半是《封神榜》、《楚汉相争》、《三国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杨家将》、《说岳》之类历史剧，因而世俗化的倾向十分明显，这就决定了它的造型必然是以写实为主。当然，为了演出效果，五官也要有必要的夸张，但多半不采用像傩戏面具那样过多的变形手法，各部的比例与人面各部较为接近，其五官形状、位置、大小与常人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