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童年时期，科技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代价，由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经历了若干世纪，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西安半坡仰韶遗址中，首次发现一块不纯的铜片，又过了四千年，才出现较典型的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青铜文化。青铜在金属中最先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必然的，因为，它的熔点比铁低，而硬度比铜、锌、锡为高
，在尚不能冶铁的情况下，青铜最适合制造工具。青铜器脱颖而出，首先用于工具，作为一种新生产力而显示它的威力，加快工具进化过程，于是由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转化。然而，青铜工具始终没有完全取代石器、角器、蚌器，这是因为铜为“美金”，价值昂贵，冶炼困难，不可能广泛用于生产。在古代，“国之大事，祀与戎”，因此，礼器和兵器的制造受到重视，“美金”自然要用在这两方面。礼器又称彝器，为祭祀庆典必用之物，实际上多是一些珍贵的食器、酒器和乐器，食器如鼎、鬲、俎、豆、飌、簋、
、盂、鍪、敦之类，酒器如爵、觚、觯、杯、壶、樽、觥之类，乐器如铙、钲、钟、
、铎、铃、
于之类。至于兵器，不但出于战争需要，而且是男子佩带之物，有些兵器可兼做工具，诸如戈、矛、戟、钺、刀、剑、匕首、弩机、矢镞之类。
中原的青铜器传入贵州是通过巴蜀或荆楚，时间是春秋中叶至战国的“更新期”。两汉时期，中原青铜器处在“衰退期”，但仍然继续南传，贵州出土的青铜器，绝大部分是这一时期。根据汉墓主要分布在贵州西部的事实判断，传入的主渠道应当是巴蜀。尽管这些器物与中原相比，无论数量或价值都显得逊色，但其中亦有一些珍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器物，我们可以看出中原文化传入贵州的历史轨迹。贵州战国时与中原交往不多，出土的文物甚少。自汉武帝开“西南夷”以来，传入的青铜器颇多，但东汉丧乱以后，文物又渐渐稀少。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在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锦屏亮江、安龙停西、松桃木树等地均有所发现。赫章可乐出土的铜戈和饕餮无胡铜戈以及鼓形铜鼓、鼓改装铜釜，普安铜鼓山出土的铜刀、铜镞、铜叉等，将分别在本章二、三节再讲，这里主要介绍锦屏亮江的发现和松桃出土的虎钮
于、安龙木科出土的羊角钮钟。
１９８９年，在锦屏亮江发现了一批青铜铸造的兵器和工具，计有剑３件、矛１件、镞１件、钺２件、锄１件，这批器物与贵州西部同时期器物相比，形制风格迥然不同。剑分三式：Ⅰ式无首，茎为实心圆柱状，中部有两道圆形凸箍，无纹饰；Ⅱ式无首无格，刃身有脊，断面呈菱形，茎为实心圆柱状，无箍，无纹饰；Ⅲ式为柳叶形，扁茎无格，刃的中脊两侧有纵横凸棱线各五道，据研究，Ⅰ、Ⅱ式具有中原文化特征，Ⅲ式具有巴蜀式柳叶剑特征，时代为战国中晚期。矛的刺与鈗相连，叶窄，末端两侧内凹呈弧形，锋尖锐而起脊，鈗有椭圆孔，素地无纹，这种兵器在四川、云南、广西累有发现。镞有双翼，方铤、实心，翼尾尖长、起脊，铤尾锥形细长，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现。钺有二式：Ⅰ式为长椭圆銎，一面铸有勾连雷纹，刃上窄下宽呈梯形，刃口圆弧，上部与銎相交处饰四个复线锯齿纹；Ⅱ式亦椭圆銎，其深度下延至刃身中部，与刃身肩部平齐处有三角孔，刃身靴形，斜弧刃口，它们与广东广宁铜鼓岗出土的钺相似，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锄近似梯形，上部一面铸牛头形纹，椭圆銎，口平齐，上大下小呈楔形延伸至中部，这种锄形在云南多次发现，但却没有銎部大椭圆孔和牛头纹饰。１９６２年，在松桃木树乡出土了５件虎钮
于，还有残钲和残甬钟各１件，其中有两件
于是战国时期的：一件盘口宽平沿外折，盘径与肩径接近，盘内有弦纹方框，上塑较粗大的立虎，通体无饰；另一件器身修长，盘口狭平沿，盘面径小于肩径，盘内有粗弦纹两周，上塑较清瘦的立虎，立虎左侧有阴刻菱形四瓣花，右侧无纹饰，它们与四川涪陵小田溪和湖南淑浦大江口出土的
相似。１９８４年在安龙出土了一件羊角钮铜钟，通高３７厘米，底纵长２１厘米，横宽１６厘米，素体无纹，上小下大，中空，形如半个椭圆体，顶部有竖直长方形对称穿孔，顶端歧出两片羊角状鍪钮，这种器物在广西发现１１件、云南７件、广东１件，而以贵州的这一件最大。以上器物说明，在战国时期，贵州边缘与四川、湖南、广西联系较多。
自唐蒙通夜郎以来，西汉王朝在今贵州境内筑道路，置郡县，设官吏，派兵驻守，“移豪民，田南中”，与中原的联系加强，青铜器也随之大量流传进来。贵州的汉墓分布盛广，北至沿河、务川、仁怀，南至兴义、兴仁，西起威宁、赫章，东至安顺、平坝、清镇、黔西、修文，出土了不少铜器。在赫章可乐中原式汉墓中，出土青铜器三百余件，有鼎、壶、钫、釜、斗、、甑、薰炉、钵、碗、勺、簋、熨斗、烹炉、耳环、豆、博山炉、镫、鉴、洗、盘、盒、奁、瓶、杵臼、唾壶、带钩、镜、铃形器、弩机、矛、镞、摇钱树等多种器物，还有大量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铜钱。威宁中水也出土了青铜器１４６件，主要是兵器、生活用具及装饰品。清镇、平坝汉墓中的青铜器也是很丰富的，主要有容器、烹饪器、装饰品及兵器。兴义交乐汉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百余件，重要的有铜车马、摇钱树、七乳镜、提梁壶等。在这些器物中，有的是典型的中原器物，有的则发生了变异，大部分是西汉时期的，东汉器物渐少，现选择若干比较有特色的，分别介绍如下：
在礼器中，值得一提的有铜鼎、铜、铜壶、铜钫、博山炉、五铢钱纹虎钮
等。在古代，鼎是社稷的象征，用以“明尊卑，别上下”，在周代特别讲究，至汉代已显得衰落，赫章可乐出土的铜鼎，通高２１３厘米，器小，壁薄，瘦高，平盖，腹大于口，圆底，三足，两耳呈长方形，远逊于中原的同类器物。可乐出土的铜，高１５１厘米，腹径１６２厘米，足高３５厘米，形制为直口、鼓腹、圆底、三蹄足，盖顶有桥形钮，功用近于鼎。肩与腹之间有鸟头状的流，流侧有一条曲柄。另有1件铜钫壶，系古代盛酒器，高３５２厘米，口径１２厘米，腹宽２２２厘米，圈足径１４厘米，形制为长方形、方直口，颈较长，腰平直且长，素面无纹。铜壶在赫章及务川、清镇、兴义、兴仁等处均有发现，可乐出土的１件，高４６６厘米，腹３６７厘米，圈足１７５厘米，呈圆形，平唇直口，束颈，鼓腹，圆底圈足，腹上置对称的衔环，肩及腹部上有弦纹3组。可乐出土的博山炉系仿山东博山器形，通高２０４厘米，口径９厘米，盘径１９５厘米，形制为平口、浅腹、平底，由盖、身、柄、盘几部分组成，盖呈斗笠状，上有镂孔群峰及云纹，身为直口椭圆腹，柄为圆柱形，承盘与柄分铸铆合。
于作为乐器，在作战和祭礼时用以“和鼓”，松桃出土的五铢钱纹虎钮
于具有巴器特征，通高４５厘米，唇面直径２２～２４厘米，腹径２８厘米，口径１４～１６厘米，重６７５公斤，形如碓头，中空，略呈椭圆，平顶，折唇，中置虎钮，虎头肥大，咧嘴翘尾卷曲，钮“盘”有双鱼、叶瓣，唇面与
有五铢钱文，另有残
4件，铙、铎各1件共存。
在贵州出土的青铜器中，带钩是很有特色的。可乐出土的错金银鹅头形铜带钩是一件珍品，正面错金，背面错银，钩端刻成鹅头状，冠上镶嵌绿松石1颗，钮部有“鸱”图案，钩柄饰流云纹和羽状纹，在食囊、翅膀、足、尾等部镶有绿松石7颗，工艺精巧。可乐还出土了2件鹅头形带钩，形制、纹饰、风格与上述带钩相仿，但一件用细铜丝镶嵌成鹅头形，形象逼真，背面的卷云纹及钮面的鸱形均为错银，另一件钩端纤细而有椭圆形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