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举的仅仅是五种比较典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而实际的情况比这还要复杂得多。譬如：在“水东”地区，宋氏土司亲辖地内即设有“洪边十二马头”，或者称为“水东十二马头”；在普安州，彝族中有一种“营”的组织，如鼠场营、捧营之类，合称“普安十二营”；在定番州，历史上有大龙番、小龙番、卧龙番、程番
、小程番、洪番、方番、韦番、罗番等，合称“八番”；在镇宁扁担山，有所谓“六马”的社会组织；在今六枝一带，过去有“支”的组织，分为“上六枝”和“下六枝”；在荔波县布依族地区，又分为若干“聕”；还有一些苗族地区，有“排”的组织。事实告诉我们，贵州古代的社会状况是极其复杂的。
这些离奇古怪的社会现象，都与一定的社会形态有关，它们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譬如：瑶老制尚处在父系氏族阶段，石碑制、鼓社制、峒款制等当处于军事民主主义时期，亭目制和则溪制则处于封建领主社会阶段。但是，同在某一社会发展阶段，则因经济文化类型不同，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亭目制与则溪制的差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从纵向上看，贵州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拉成一个长长的系列，各个民族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其残余形式在解放初期仍可见到。从横向上看，各民族因历史、地理条件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千差万别，因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呈现出多种模式。
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对贵州文化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方面是作为文化发展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是作为制度文化。从社会背景来看，它为贵州的多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复杂的生态环境，使各种文化都有其长期兼容的社会土壤，能够繁荣共生，而且能保留各个历史时期的陈迹，形成多种“文化层”。从制度文化看，它不仅长期是“土流并治”，也不仅仅是实行土司制度，而是在土司地区保留着许多固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在土司之外还存在若干更为原始的社会制度。仅此一点，就与中原地区大异，又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有所不同，显得丰富多彩，是研究古代制度文化的一个宝库。无论从哪方面讲，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都是研究贵州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是千万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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