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它渊源于汉晋以来的“土官土吏”及唐宋的“羁縻州县”。从根本上讲，土司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它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以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基本，体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极力把中国
版图内各民族都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是，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之内，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各民族社会状况殊异，又不可能整齐划一，必须“因俗而治”、“因地制宜”，于是对少数民族采取“以土官治土民”的政策，以“土官”为中介来实现中央王朝的统治，此即所谓“别种殊域”、“异内外”、“别夷狄”，“不宜与中国(按：指内地)同法。”
土司制度是“羁縻”政策的产物。“羁”即马笼头，“縻”即牛引，站在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少数民族实行统治。在统治者看来，这是“安边之上策”，其要点不外有四：一是“恩威并用”，在使用武力征服的同时，施以“怀柔”之术，“守恃文教而略武卫”、务在“宽猛得宜”；二是“以夷治夷”，树其酋长，令自镇抚，“捐虚名而收实利”，借以达到“以土官治土民”的目的；三是“以夷伐夷，使之自毙”，“夷狄相杀，中国之利”；四是“分而治之”，化整为零，众建土官，分散势力，以相掣肘。不难看出，这是封建社会民族政策的体现，是封建王朝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
元朝武功极盛，势力达于边疆，并在西南地区建立四川、湖广、云南三行中书省。在这种“大一统”的形势下，西南各民族都置于行省的管辖之下，于是沿袭传统的“羁縻”政策，“析其种落”，按民族、部族、部落分别建立若干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皆以当地土酋为官，故名“土司”。土司制度之所以能在西南普遍施行，客观上是因为西南民族众多，各民族、各部落首领
“世积威约”，“自相雄长”，必须通过他们“稍与约束”，使之“附辑蛮夷，谨守疆土”，而土酋则“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从制度上看，土司制度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官”，这就是说，只要土官能归附朝廷，接受政府号令，并不改变其原先的经济体系和政治制度，因而能包容各种社会组织，保存各种社会制度，具有很大的适应性，特别适合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在元代，今贵州之地，为四川、湖广、云南三省结合的边缘地带，也是土司最为密集的地区，共建立大小土司三百余处，绝大部分蛮夷长官司集中在这里。明代继续推行土司制度，在元代的基础上加以归并、整治，建立贵州宣慰司、播州宣慰司、思州宣慰司及思南宣慰司及百余长官司和蛮夷长官司，而黔西南大部属广西泗城土司。贵州、播州、思州、思南宣慰司势力强大，合称“四大土司”，贵州宣慰司实际上是由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两大部分构成主体，水西安氏亲辖地实行“则溪”制度，水东宋氏亲领“洪边十二马头”，并领有水东、中曹等若干长官司。播州宣慰司下设若干安抚司和长官司，其亲辖地则有若干庄田、鱼塘、蜡崖、猪仇川，贵州的重点放在“苗疆”，从根本上否定了土司存在的必要性，认定惟有改土归流“始可一劳永逸”。经过血与火的斗争，把少数民族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但“改土归流”并未将土司完全铲除，于是清政府又采取若干措施削弱土司力量。严格承袭制度，加强土司铨叙考核，明确土司职守，目的在于缩小土官与流官的差距，进一步迫使土司为王朝效忠尽力，服服帖帖，不敢稍有怠慢。实行土司分裂，添设土弁、土舍，将土司一律划归当地流官管辖，又是一项重大措施，经此一变，土司分化瓦解，权势分散，听其支配，受其约束，成为府州县之下的行政单位，一如里甲。又颁布“苗疆禁例”，对土司进行防范、封锁。限制土司地界，使之画地为牢。还在土司地区开科取试，促使土司子弟自动放弃其旧业而倾慕仕途，从思想上解除武装，一心归向王朝。凡此种种，旨在限制、打击和瓦解土司，最终实现改土归流的目的，使贵州在制度上“比于中州”，略同于内地[1]。
注解：
[1]史继忠：《土司制度的演变》(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3期)。
网页编辑:高娃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