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毗连地区，历史上为彝族笃慕俄家族统治，后来家支分散，各立疆场，建立许多政权。著名的如乌蒙(云南昭通)、乌撒(贵州威宁)、东川(云南东川)、芒部(云南楚雄)、水西(贵州大方)、永宁(四川叙永)等。据彝文《水西制度》记载，乌撒有8个则溪、永宁有18个则溪、水西有13个则溪，而以水西最为完整
、最为典型。历史上的“水西”，是指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之地，包括今大方、毕节、水城、六枝、纳雍、织金、黔西、金沙等地，不过，后来地域扩展到鸭池河以东及三岔河以南，称为“水外六目之地”。“水西”政权为彝族阿者部所建，唐宋时为“罗施鬼国”，元代置亦溪不薛宣慰司，明代建立贵州宣慰司，因朝廷赐其首领姓“安”，故称“水西安氏”。贵州宣慰司虽然也统一实行土司制度，但其内部却有一套独特的政治体制，集中表现为“则溪制度”。
“则溪”又作“宅溪”或“宅吉”，彝语的原意是“仓库”。因为土司将其属地分为若干片区，并在每一片区的中心地点驻兵屯粮，设立仓库以征钱粮，于是“则溪”便演变为行政区域的代称。水西十三则溪的分布大体是这样：木胯则溪、法戈则溪在今大方县境，火著则溪在今纳雍县境，架勒则溪、阿架则溪在今水城县境，的都则溪在今水城、六枝之间，胧胯则溪、朵你则溪在今织金县境，则窝则溪、以著则溪在今黔西县境，雄所则溪在今金沙县境，于的则溪在今修文、息烽县境，洛慕则溪在今清镇、平坝、普定三县北部。
则溪是军事、行政合一的地域性组织，有如州、县。其职能一是“兵马所出”，二是“钱粮所出”，负有掌管军事和征收赋税两项任务。因此，则溪的头目，“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一身兼有军民长官二任。而则溪之民，既要当兵，又要纳粮，“平时则输之粟，有急则助之兵”，亦兵亦农，同时承受两种负担。则溪之下，有所谓“四十八部，一百二十
裔，一千二百奕续(亦作夜所)”，奕续为最基层的单位，隶于
，
裔又分属各部，以四十八部构成十三则溪，皆隶于水西安氏土司，形成一个严密的统治网络。水西安氏土司，明代设立贵州宣慰司，仍封有宣慰使、宣慰同知、佥事、经历、都事等官，对内则有“九扯九纵”的政治体系，它以职能分设9个办事机构，又按官职大小而列为9个品级，两相结合，即构成“九扯九纵”。最高统治者为“苴穆”，对外即宣慰使，是最高一级，其下有“更苴”、“穆魁”、“濯魁”及“初”、“
写”等官。每则溪置一“穆濯”，下有“
裔”、“奕续”以统各部。
则溪制度是彝族社会的产物，植根于“家支”。“家支”是一种血缘组织，导源于父系氏族，由同出一男姓祖先的人组成“家”，以后子孙繁衍，各房自为一“支”，每传九至十一代举行分家仪式，各“支”又成一新“家”，然后再分化出“支”，如此循环往复，统谓之为“家支”。每个家支都以父子连名的谱系表明其血缘关系，供奉同一祖先，并有共同的名称和祭祀活动，相互间有继承财产的权利和援助保护的义务，分家以后，各家可以互通婚姻，纵横交错，联系紧密。嫡长子继承制是家支制度的经脉，它一经确立，自然有嫡、庶之分，长、幼之别，亲、疏之异，于是以嫡长子为“正宗”，其余皆为“小宗”，构成一种树枝状的谱系结构。家支虽起源于父系氏族，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却因共同的民族利益、阶级利益、家族利益而获得巩固和发展，它在民族斗争中是团结全民族的一面旗帜，在阶级斗争中是维护其统治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在处理家族关系时则是平衡各部分的一根杠杆。当然，家支间也往往因各自的利害关系而发生冲突，甚至械斗，但大敌当前，各家支又团结起来，故有“家支相连，声息相通，无事则互为攻伐，有事则互相援救”之说。
则溪制度是家支制度宗法化、地域化、政权化的结果。彝族阿者部在“水西”建立政权后，伴随着家支而来的必然是土目分治，也就是按家支分占地盘，又按宗法结成隶属关系，于是，家支的宗法关系同时又体现为政权上的隶属关系，从而使族权与政权合而为一。水西的最高统治者，作为家族首领称为“阿者蔺”，作为政权首脑称为“苴穆”，接受朝廷封号则为贵州宣慰司宣慰使，自然有权把土地和人民分给他的亲属。十三则溪系由十二宗亲演变而来，他们是由宣慰家直接分化出来的十二大家支，因为宣慰之职由嫡长子继承，其余家支便分封各治一地，十二宗亲的领地加上宣慰的亲辖地，便构成了十三则溪。在则溪内，穆濯死，由嫡长子继承，诸子立为
裔；
死，仍由嫡长子继承，诸子立为奕续，如此分化，于是便有了“一百二十
裔，一千二百奕续”。土地的分割也是按宗支进行，全部土地属慰所有，慰自占一片，而将其余的土地分给十二宗亲，又由他们按宗法关系分给
裔、奕续，层层分割，划定势力范围，使家支地域化。在这里，族权、政权与地权是一致的，通过家支分地而治，通过家支行使政权职能，又通过家支而体现隶属关系，于是形成以则溪制度为特征的封建领主制社会。
古书上说：“安氏世居水西，世有其土，世长其民。”安氏之所以能够“世长其民”，根本的原因在于“世有其土”，这是水西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安氏“世居水西”的本质所在，不了解这点，就不能揭示则溪制度的底蕴。正如恩格斯所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安氏贵族既受封为宣慰使，权力经朝廷认可，也就理所当然地以“国家”的姿态占有全部土地，于是以分封的形式将土地分给他的家族和僚属。土地大致有两种类型，即“宣慰公土”和“土目私土”两部分，宣慰公土包括宣慰自领的“官庄”和分给十二宗亲的“则溪地”，而土目私土系指土目自占的俸地。在则溪地中，各土目亦有“官庄”，其大小按家支分化情况而定，其余的土地则由民众耕种，称为“门户地”。由此看来，土地的经营方式，上下一体，宣慰自占一批官庄，把其余的地分给则溪；则溪划出一批官庄，其余的分给土目；土目自占一片官庄，又将其余的分给生产者使用。因此，则溪地是土目地的放大型，宣慰公土又是则溪地的放大型，反之，土目地则是则溪地、宣慰公土的袖珍版。
“水西”地区的土地，向来并无丈量，“田无顷亩”，“粮差一并在土官名下总行认纳”。除“官庄”而外，土目所领的散地均分给生产者耕种，无论大小，只要单独立一户头，便叫做“一杆门户”或“一股”，后来渐渐分小，出现了“半股”、“一丫”(四分之一股)，甚至“半丫”，因而称为“门户地”。门户地的名目繁多，有粮户地、夫差地、人租地、牛租地、马租地、羊租地、猪租地、鸡租地等等。耕种粮户地的人，必须为官庄提供“官租”，同时授一份田养家
口。种夫差地的人，不交租，根据土司、土目的需要服各种劳役，故有“上马田”、“下马田”、“奶妈田”、“火把田”、“马草田”之类名称，若以寨为单位，则有“养马寨”、“轿子寨”、“养牛寨”等等。有一种地，既不交粮，也不服役，而是每代交一子女去做奴隶，称为“人租地”。其余几种土地，除交粮外，还根据地面大小，另加一头牛或一匹马、一头猪、一只羊、一只鸡，这便是“牛租地”、“马租地”、“猪租地”、“羊租地”、“鸡租地”的由来。无论是哪种地，一经安佃，即成永耕，世代相袭，“抵死为业”，“永不扯土另安”，生产者永远被束缚在这块土地上。
“水西”的地租形态，有如下五个显著特点：第一，宣慰使既是大土地所有者，同时又是当地政府的主权者，因此，生产者向安氏贵族所交纳的地租，同时又是向政府缴纳的赋税，在这里，“地租和课税合并在一起”；第二，安氏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每个百姓都要当兵纳粮，所以，服兵役和征收实物兼而有之；第三，不同的土地占有形式与不同的地租形态相适应，大而言之，粮户地和夫差地以劳役地租为主，人租地交子女做奴隶，其余的则以实物地租为主；第四，“人租”和“畜租”(包括牛、马、猪、羊、鸡租)的出现，充分反映了民族经济的特点及社会生产水平；第五，地租与土地面积和土地肥沃度不相吻合，没有确定的比例关系，带有很大随意性，这与“田无顷亩”的状况是一致的。从历史上考察，“牛租”、“马租”、“羊租”、“猪租”是比较原始的，它起源于早先的贡赋形式，直接反映了农牧相兼的经济状况，而且一般是以村寨为征收单位，例如某寨种一坡地交一头牛或一匹马，地狭者便交一头猪或一只羊，以后因地划小，才出现“鸡租”。“官租”和“夫差”实际上是“官庄”的衍生物，也就是说，原先在官庄服役的人，后来也采取地租形式，仿照门户地征收赋役。至于“人租”，那是奴隶制的残余形式，以子女充当奴隶为代价换取耕种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