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最常见的遗物，或者说是旧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打制石器”。不言而喻，这种石器的制作手段，就是“打击”，它以石头作原材料，运用力的冲击作用，先打制成毛坯，然后仍以打击方法进行第二步加工。用作打击工具的是石头，被打击加工的材料也是石头。从被加工的石料上剥落下来的破片叫石片，剩下的
内核叫石核。石料上受力最集中的点叫打击点。石片破裂面上形成的半圆形突瘤叫半锥体，它的上面有一个疤痕。受到打击的石料，以半锥体为中心，产生一道道放射状的裂痕，形成一圈圈散开的隐约起伏的波状纹，这是区分人工打制石器与天然破裂石块的鉴别点。为了能够比较容易地打下合适的石片，原始人往往先在石料上打出一个台面，台面与石片破裂面之间的夹角叫做石片角，这是识别打制方法的一个重要标准。
根据出土的大量资料分析，打制石器的制作方法有五种，它们构成了原始技术发展的几个阶梯。比较原始的是碰砧法，选择一块较小的石料握在手里，向另一块作为石砧的大石料碰击，用这种方法产生的石片，石片角往往较大，常在110°以上，而且石片劈裂面上的打击点粗大而散漫，半锥体及疤痕不甚明显。投击法也是比较原始的，先将一块石料放在地上，然后拿着另一块石头向它掷去，打下的石片，石片角较大，打击点亦不显著。锤击法就稍进一步了，它将选好的石料放在地上，然后握着一块坚石锤击石料，为了达到预期目的，必须选择一个便于打击的台面，并选准靠近台面边缘的打击点，使石片有效地剥落下来，使用这种方法的结果，石片角较小，半锥体、疤痕及裂纹都比较清晰。砸击法似又进了一步，先在地上放置一个石砧，把要加工的石料放在石砧上，以一手扶着，而另一手便握着石锤猛击，这样，石料事实上是两面受力，故又称为两极打击法。用这种方法加工的石片，体积小而长，留下疤痕或内凹或边凹，这种石片叫做“两极石片”。往后便是间接打击法，即在被打击的石料上放置木棒或骨料，通过它们把力传到石料上而使石片剥落，这种石片一般长而窄，两侧近平行，称为“石叶”。
人类进入“智人”阶段以后，头脑渐渐聪明起来，于是加工的预期性增强，有意识地制造某种需要的工具，发展了锤击法、砸击法和间接打击法。贵州的早期智人，在碰砧法、锤击法的基础之上，发明了另外一种砸击法，而且在技术上有所创新，它是一种既不同于碰砧与锤击，又有别于寻常的砸击方法，考古学家们把它叫做“锐棱砸击法”。这种方法大概是这样的：将石砧置于地面上，左手握住放在石砧上的石料，右手执石锤的侧缘，连续猛击石料，这样打成的石片叫“锐棱砸击石片”，剩余的石核则叫“锐棱砸击石核”，以它们加工成的石器就是“锐棱砸击石器”了。这种新产品的特点是：没有台面，石片角小于90°，有粗大的打击点，裂纹的放射线清晰，基本没有半锥体。这是贵州古人类的一大发明，是由贵州古人类开创的，是“观音洞文化”锤击法的发展与革新，并成为贵州旧石器文化的主旋律。
从现有材料看，“锐棱砸击法”的首创者是“水城人”。在水城硝灰洞中，发掘了56件石制品，有石锤2件、石片33件、刮削器5件，另有16件难以分类。在这些器物中，有砸击石锤和锐棱砸击石锤各1件、锤击石片5件、锐棱砸击石片28件。由此可以看出：第一，它继承了“观音洞文化”以来的锤击法，锤击石锤和锤击石片就是有力的证据；第二，锐棱砸击法不但在这里已经出现，而且占了上风，锐棱砸击石片要占全部石制器的53%。在28件锐棱砸击石片中，有12件长大于宽，另16件宽大于长，都没有台面，有粗大的打击点，常呈指甲形凹坑，多数没有半锥体，但放射线清晰，末端有弧形凹，背面基本没有疤痕。此项发明，与当时已知的制造方法都是不同的。考古学家们认定这是一种新技术，根据其特点，命名为“锐棱砸击法”。
这种新技术，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兴义人”、“穿洞人”那里，又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兴义猫猫洞遗址中，共获得石制品4
000余件，剔除了那些难以分辨的而外，选出了1
211件标本，仔细研究后，分为石核、石片、打击砾石、石锤、石砧和石器6类。显然，石锤和石砧是使用锐棱砸击法必备的工具，这里虽然也有锤击石锤和砸击石锤，但以锐棱砸击石锤居多，计有锐棱砸击石锤51件，超过50%，而锤击石锤占40%，砸击石锤仅占89%，石砧上也留下了锐棱砸击的痕迹。在315件石片中，有锐棱砸击石片246件，占总数的78%。余下的石核共129件，其中，锐棱砸击石核为103件，占总数的798%。绝大部分石器都是用石片制成的，其中，用锐棱砸击石片进行加工的要占795%。以上分析告诉我们，在兴义猫猫洞，锐棱砸击法已成为主要的加工手段，锤击法降到次要地位，一般的砸击法也很少使用，碰砧法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了。在国内，像这样广泛使用锐棱砸击法的遗址，至目前为止，应当说是独一无二的。
又拿普定穿洞遗址来说，在早期的文化层中，打片方法以锤击为主，偶尔使用砸击法，可是，到了晚期，锐棱砸击法上升到主要地位，锤击法显得大为逊色，而通常的砸击法简直成了凤毛麟角。这里使用的石器加工工具，主要是锐棱砸击石锤，砸击石锤已显然减少。石片有4种，即锐棱砸击石片、锤击石片、砸击石片和使用石片，但从第五层以上，多半是锐棱砸击石片。石核也是如此，锐棱砸击石核占有很大比重，锤击石核大为减少。刮削器、尖状器、刃状器等多用锐棱砸击石片制成，砍砸器之类则多用锐棱砸击石核做成。从这里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当时来说是先进的锐棱砸击法如何一步步地取代了古老的锤击法，同时淘汰了旧式的砸击法。
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兴义猫猫洞和普定穿洞比较典型，其他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也可以寻其线索，只不过所占的比例大小不同罢了。譬如桐梓的马鞍山遗址，石锤有三种，锤击石锤较多，砸击石锤较少，而锐棱砸击石锤却具有地域性特征，呈现“马鞍山形”。六枝桃花洞，有一种石锤，与水城硝灰洞出土的锐棱砸击石锤相似，而刮削器多用锐棱砸击石片做成。安龙观音洞出土的石器、石核和石片，也大体与兴义猫猫洞相似。
以上事实表明，自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锤击法的使用渐起变化，新发展起来的锐棱砸击法方兴未艾，成为石器制造的重要方法，“水城人”开其端，“兴义人”和“穿洞人”继其后，形成了贵州旧石器的区域性特征。当然，并不是说其他地区没有这种方法，但从时间上讲，还未发现比“水城人”更早的，而且使用这种方法的程度也远远不如贵州。在四川、西藏、广西、广东、台湾及菲律宾等地，也有锐棱砸击法，但都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而且数量不大。华南及东南亚使用的锐棱砸击法，是否都是由贵州传播去的，目前还找不到确切的证据，可是，贵州首创了这种方法，并在贵州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却是可以肯定的。说创新也罢，说是特点也罢，反正谈到贵州的旧石器就必须重视锐棱砸击法[1]。
注解：
[1]曹泽田：《中国西南史前石器工业的特征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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